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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别具风格，是诗话与史话的巧妙合壁。秦王朝昙花一观，却是两千年封建帝制起的起源；楚霸王乌江自刎，却因巨鹿之战的神勇胜过了刘邦的帝王之尊；李世民英明一世，却抹杀不了杀兄代位的事实；郑成功的抗清失败，却因收复台湾留下了光辉的形象；还有一代霸主曹操、爱国将领文天祥、抗金英雄岳飞，以及近代的谭嗣同、章太炎、秋瑾等，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情和命运，随着作者对大量古典旧体诗的分析和评价而在书中一一展现。史学名家汪荣祖借诗论史、以史证恃，开创了赏诗论史的新风格；其史笔读心，心情流露在流畅优美的文字中。

——评汪荣祖的历史写作
文：唐小兵
出处：文学报 2006年11月
   
    在传统中国的文人社会，诗歌除了“言志”的功能以外，还可以“咏史”，往往在九曲回肠的诗词中融合了诸多对历史和人物的洞察，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的一大佐证。汪荣祖先生的《诗情史意》“由诗入史”、“因史返诗”，在诗歌的灵性、想象与历史的真实、宏大之间“闪转腾挪”，从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展现了一幅中国历史的画卷。

    同样是描写历史人物，汪荣祖的文字与时下如日中天的易中天却“貌合神离”，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相对于易中天“品三国”、“闲话中国人”式的“大话历史”的，汪荣祖的字里行间时时透露出一种历史学家的“情趣与见识”，他以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人物为线索，纵横于中国诗词的园林任意采摘，通过对一些吟咏相关历史人物的诗词的“细读”，反复把玩，阐微发幽，将历史人物的内在心灵与性情如“探囊取物”般展示出来，同时也将这些莫衷一词的诗词作者的隐秘心态勾勒出来。作者的考证工夫自然十分了得，可他却并不以此为“待价而沽”的炫技，而且他的文字并不给人考据繁琐的感觉，他始终“以诗为纬”、“以史为纲”，能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寻找诗情，在诗词中打捞历史，在诗词与历史的“依违之间”，人物、历史与心态、性灵水乳交融，毫发毕现。

    这本书涉及到很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例如曹操、王昭君、项羽、李自成等，作者不失为一个游刃有余的历史大家，他没有被“脸谱化”的“盖棺定论”所束缚，客观地呈现出各派诗人词家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评价，开辟了“援诗入史”的独特思路，通过对当事人以及后人的“言为心声”的诗词来考究人物的性格与选择。项羽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扮演一个贵族英雄的形象，李清照还为他写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篇，刘邦作为一个亭长出身的皇帝也在其映照下黯然失色。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者善于从围绕历史现象的诗词来考察不同的观念与意识形态，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历史的是非曲直被穷形尽相地勾描了出来，这更见历史学家的功力与底气。如通过对杜甫、王安石等历代诗人对王昭君出塞和亲一事的歌咏的考察，作者能以“夷夏之辨”为线条来细致分析各家诗人的心态与立场，赞成与否定和亲者背后的隐秘动机被揭示出来。对于因为毛泽东《沁园春·雪》在战后重庆的发表引发的“文化论战”，汪更是把国共两方纷纷“和词”或赞或贬毛泽东词作的文化旗手的形象描绘了出来，“文化”成了没有硝烟的“第三战场”，让郭沫若、胡适、柳亚子等牵涉其中。作者对各家词作作了细致阅读，认为:“论战的和词，无论正反，都难以超越原词的艺术水平。不仅由于步韵受原韵格局所限，而且和词过重的政治斗争意向，多少有损艺术价值。咏雪一词也许是旧诗词素养、革命浪漫激情，以及东渡黄河时灵光一闪，三者交合的绝唱，故非老夫子捻须苦吟可得。”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一篇长恨有风情》一文中为白居易的“辩护”。历来，诸多历史学家诘问《长恨歌》一词所描写的事件的“真实性”，比如考证唐代兵制乃是四军，而非六军，比如认为“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是“讳而不实”，因为杨入宫之前已经是寿王之妃，包括对诗歌中描写的皇帝西逃蜀地的路线都产生了种种质疑。包括史学名家陈寅恪都认为“乐天未入翰林，犹不谙国家典故，习于世俗，既未详察，遂致失言。”陈甚至专文研究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而引发钱钟书的批评。凡此种种，在汪荣祖看来都是有历史考据癖的人“不解风情”的“恶果”。他指出:“史家可以歌诗为史料，可引诗证史，但不可强诗为史，必须尊重歌诗的本质及其文学性格。”诗歌可以想象，可以传神，甚至可以“捕风捉影”，未必于细节处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却仍旧有其不容抹杀的艺术价值，因为它可能传递的是更深层的“心理真实”，它塑造的也可能是更永久的“艺术形象”。

    诗歌以史事为基调和材料，但又不拘泥于此，诗可以咏史，史家作文也必须有诗心和诗情，两者相摩相荡，相辅相成，成就了中国璀璨的“史诗”文化。作者这种“发乎诗、止乎史”的历史写作其实没有完全停止在史的层面，因此成就了一种汪洋恣肆却又从容优雅的斑斓的“历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