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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在记忆的内部世界进行的冒险目的就是步普鲁斯特之后尘力图捕获时间之流，但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不同：村上一点都不沉闷。你可以轻松地读完全书。是为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低胆固醇的时代提供的一种清新的低卡路里式的普鲁斯特趣味。他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但采取的是一种易于消化的形式，不沉闷、不冗赘、不压抑，但又十足真诚，绝不故弄玄虚。他面向现今的我们讲话，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活在这个世上所具有的全部好处和乐趣既敏于感受又秉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鲁宾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日本文学教授，曾经为英语国家翻译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奇鸟形状录》等作品。在本书中，作者更多地是以村上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评论的高度阐述其创作背景和文本意义等内容，所以并不属于传统意义的传记，倒是多了些学术研究的色彩。

文：士曾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解剖村上春树的作品，是《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一书的内涵。解剖这个词汇，或许会让人产生联想:消毒药水的刺鼻气息，手术刀刃的冰冷感，血液的殷红色泽，甚至讲课医师的冷峻脸色……所幸的是文学评论却能用华丽的词汇，驱除或者说取代生理的味觉、触觉和视觉，扩张听觉。一曲“哦，丹尼小子，风笛在吹响，漫山遍野，传遍高山幽谷……”以那爱尔兰民歌的忧伤，牵着读者，走近《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来到《挪威的森林》。

    一个日本作家的作品评传，却是一个美国人指手画脚侃侃而谈，是荒唐还是滑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或许应该由日本文学评论家写村上春树的评传，才更名正言顺，不至于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此常识性的判断其实是武断的。村上春树的生活和创作得益于西方文化甚多。特别是西方音乐，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彻底认同。哈佛大学的教授杰·鲁宾是村上作品英译本的主要译者之一。他研究村上春树长达十年之久，而且几乎是心无旁骛，“独吃”村上的一个美国学者。因此他能在日语、英语两种文字之间游刃有余，对村上作品中涉及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文学、音乐还是其他都能一一“搞定”。该书流利地分析村上作品的文字及风韵，品味村上“招牌式”的孤独、无奈，以及村上作品中语言明快的幽默特色。

    成功的文学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即是天马行空的想像力。这点，村上春树在他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奇鸟行状录》等众多小说中，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读者常被他的故事牵着，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间穿梭。在以后的《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两部小说中，这种穿梭已臻化境。对此，杰·鲁宾在《倾听村上春树》中评述道，“村上春树在记忆的内部世界进行的冒险目的，就是步普鲁斯特之后尘，力图捕获时间之流，但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不同:村上一点都不沉闷。你可以轻松地读完全书。”他认定村上作品“是为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低胆固醇时代提供的一种清新的低卡路里式的普鲁斯特趣味”。如此评定，真是一语中的，显示出评论者的思索深度。让评论有文字的华丽，又以独创的比喻将定义形象化。

    为村上春树作文学评传，并不是件讨巧的事。走红的作家自然有大量的“粉丝”，其中某些狂热者会把自己的心仪者奉为偶像，只恨不得顶礼膜拜。“粉丝们”用一半娇宠的目光注意村上春树，用另一半警惕的神色扫描周遭。前者是虔诚的信徒，后者是忠诚的保镖。在信徒和保镖的苛刻注视中，生存本就大不易，更不消说评点。杰·鲁宾之所以敢斗胆涉险，在于他本人亦是被村上春树作品所震慑的人之一。由此他能在这部评传中揣测村上小说中的“羊”和“象”的寓意，分辨日文“我”在英译本中“boku”和“Watashi”的语气差异。在分析《挪威的森林》中的人物时，标明流行音乐对小说酿造多愁善感氛围的神来之助，甚至对这部小说最后情节里渡边和玲子的性爱场景和做爱数量进行考证式的解析。

    小说是艺术，艺术在见仁见智中游弋着，不同的人凭自己的感受对艺术的形象进行解读，评判。它没有标准答案。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一旦用某个概念进行定义，活生生的人物就变成了干尸。但是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安排，还是会或多或少揭示作者的写作思绪，包括他对人生的思考，甚至政治立场。这是评传写作者对传主认识程度深浅的识别标志之一。杰·鲁宾在《倾听村上春树》中显示出自己的敏锐感觉。他抓住了作家作品中某些文字，捉摸、猜测、评说，揭示了村上春树对日本二战中犯下罪行的思考，以及对日本旧体制下人性恶的深刻挖掘，如此种种都切入腠理。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庖丁，尽管他手中没有剔骨剖肉的利刃，而且又是一个高鼻深目的洋人。

    除了有庖丁的能耐，杰·鲁宾的笔触还有导游的功能。他条分缕析村上春树的作品和人物，引导人们探幽入微，漫游在村上用作品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中。从那些朦胧、孤独、苦涩、无奈、华美、怪诞、幽默中，品味人生，读出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现代社会人们的种种心态。都市文化消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偶像，随之产生了一群又一群“粉丝”，应该有人指点“粉丝”，使他们走出盲目崇拜的青涩时光。杰·鲁宾的这本《倾听村上春树》树起了一根可供效仿的标杆。

文：鲁肖荷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8月
　　
　　伴随着村上全集有条不紊地出版，各类研究村上春树的评传类作品也一直层出不穷。就国内而言，有的着重解读作品，但过度二三手资料的堆积难免会产生误读，让人看了徒呼荷荷；有的则更像是关于村上本人的志略介绍，但除了他是如何在自家厨房长桌上开始写作的细节之外实在是八卦欠奉。当然还有挂着村上名号的音乐美食书，不过也只是浮光掠影看个热闹，充其量用来淘碟或下厨时当个指南。林少华撰写的村上导读虽然算是正经，但正经过了头，认真得有些寡然无味。怎么说村上今年得诺贝尔的呼声都算高，作为其小说的出版大国，总得也出本靠谱的评传才行。好在《倾听村上春树》及时出现，可以起到填补空白之效。

　　这本书比较结实的地方在于，它既不靠各类村上面无表情的照片占地方，也基本没有叙述人所共知的爵士乐或者意大利面，作者杰·鲁宾——村上春树最主要的英译者及铁杆粉丝——只是用最传统的方式按时间先后将村上春树几乎所有作品读解了一遍，比如探讨叙事手法的种种突破、研究风格变幻背后的意义、寻找意向主题的层进深入。其中穿插记叙了村上的人生轨迹是如何跟文学交汇而成进而迸发出火花。所以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村上春树如何从一个心无旁骛的酒吧老板变成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也可以考证出村上二十几年来的旅行年谱，更可以获知各种对村上小说诟病的演变发展。又或者，只从作品本身出发，按着某种轨迹，追问出村上春树的小说如何从承认一种事实或接受一种现状发展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找寻正确生存方式”。因此，虽然这本评传对村上的解读并没有脱离主流解析时会提到的诸如生死虚无、真实幻觉、物质与精神世界虚实交错的中转站这类最根本的范围，但作者毕竟脚踏实地将编年体村上——文学中的村上、生活中的村上事无巨细地陈列于读者眼前，足够村上粉丝细细玩味。

　　接触到欧美对村上的评介，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是头一回。书中不少英译汉长而繁琐，很多时候不得不让人先动用脑海里的橡皮擦划掉为数众多的状定补，单拎出主谓宾来求得最基本的意思，不过这当然不影响整体阅读。更何况作者在叙述村上时渗透进不少实时八卦，看起来就鲜活许多。毕竟除了村上自己的散文集之外，还没见哪部评传可以如此详细地描述出村上的某次生活场景:一次在华盛顿大学，两位日本留学生如同觐见天皇一样(“对……不起，先生，请……请问您……您可能……就是村上春树……本人么”)五体投地地索取了村上的握手和签名——作者充满现场感的叙述活灵活现，简直无法让人怀疑他是在妄自揣测。不信请看这句话:“1992年11月，当村上在旧金山买了一盘《贼喜鹊》的录像带时我正跟他在一起”——并不是所有村上春树研究者们都可以像这位“贼喜鹊友人”一样随便撂下这样极具存在感的话的。不过作者也并不打算倚老卖老，他叙述更多的是被文学包裹的村上，而非时刻充溢着七情六欲的村上。所以，读者也不会过多看到什么“听罢此言，村上微皱眉头”或者“在写作过程中，村上时刻被无力感和愤怒感包围着”之类的语言。

——读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

文：林少华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1989年以《挪威的森林》登陆中国大陆，倏忽间十六年过去，其读者已开始进入第二代。不无遗憾的是，两代人一二十年读下来，我们多数人的目光仍在追随作为内向而温和的孤独者的村上那渐行渐远的背影，仍陶醉于其中弥散的所谓粉红色“小资”情调———尽管这也是正常的、自然的———而往往忽略了村上作为外向的、坚定的战斗者的姿态，更缺少这方面的系统性专门论述。相比之下，哈佛大学一位名叫杰·鲁宾（JAY RUBIN）的教授到底身手不凡，潜心撰写了译成中文都有25万字的厚厚一部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直译应为《村上春树与文字的韵律》）。
　　在这本书中，鲁宾品评了除《天黑以后》和新作《东京奇谭集》以外的几乎所有村上作品和作者本人，但其目光久久停留在作为战斗者———同暴力进行战斗的村上身上。书中引用村上明确说过的原话：“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Violence,the key to Japan.台译本为：“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这一认识和思考的起因，是村上对中国和中国人“难以释怀的关注”和“复杂的矛盾心理”。其端倪表现于《去中国的小船》。这部早期的短篇“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描写得微妙而又意外地动人。同一主题在《寻羊冒险记》触及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侵略的段落中再次浮现，并在《奇鸟行状录》对战争骇人听闻的描述中得到最令人痛苦的发展”。
　　相对说来，鲁宾最看重的是《寻羊冒险记》和《奇鸟行状录》两部作品，所用篇幅最长，且后者是他亲手翻译的。看重的原因是其中浮现出了村上同暴力和邪恶对抗的战斗身姿。看过《寻羊冒险记》的中国读者往往不清楚里面的“羊”代表什么，村上本人也说他不清楚。但鲁宾清楚。鲁宾指出，在这部长篇中作者首次突破学生运动的狭窄视野，而“开始探索日本与亚洲大陆的悲剧性对决”。村上借助那个脑袋里钻进一只羊的“先生”即暗中操纵一切的右翼组织老板，“赋予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驱动力联系到一起。而在老板无所不包的影子帝国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吞噬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意志’，其化身就是一只‘背部有星斑的褐色羊’”。惟其如此，“鼠”才决定趁那只神通广大的羊在他体内睡着时自杀，“我”也才帮忙替已经死掉的“鼠”接好炸弹导火线，把那个一心要继承那只羊的无边法力的穿一身黑西装的阴险秘书炸死。可以说，“《寻羊冒险记》是对右翼极端主义及大陆冒险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一击”。
　　整部专著的重头戏显然放在了村上的超长篇《奇鸟行状录》上面。它“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终于放弃了他一贯酷酷的疏离状态，开始勇敢地担当起责任”。其主要表现是“通过大篇幅地正面描写当时满蒙边界发生的战争以探索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传承者显然是年轻的政治精英、国会议员绵谷升。换言之，此人是暴力和邪恶的载体。“绵谷升对大众传媒的娴熟操控使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他是其叔叔一辈大陆掠夺政策的继承人。他代表的邪恶正是《寻羊冒险记》那种以右翼组织老板为化身的邪恶。村上将之与日本政府的独裁传统联系到一起，正是这种传统要为侵华战争中杀害的无数中国人民及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以及镇压1960年代后期理想主义的学生运动负责”。鲁宾的分析使得绵谷升这一日本政治精英的特点昭然若揭：1.承袭其叔父在国会的席位（同时“承袭了其帝国主义的遗传”）；2.以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熟练操纵电视等大众传媒；3.对中国隐含固有的敌意；4.“对日本这个肤浅社会”拥有无上权力。令人惊叹的是，绵谷升这些特点竟同当下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完全不谋而合，俨然高精确度复印机吐出的复印品。
　　《奇鸟行状录》所以通过间宫中尉之口详细讲述诺门坎事件，是因为———鲁宾转述伊安·布鲁玛的话———村上“觉得这次战役不但是一次非理性暴力事件，也是个人为一种疯狂的集体事业作出牺牲的最佳案例”。村上认为在诺门坎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的关东军两个师的将士是被谋杀的，被当作微不足道的消费品在“密不透风的我们称之为日本的封闭体系”中消耗掉了。鲁宾断言，日本人虽然“热爱”和平，但那个“封闭体系”却完整地保留至今。在此作者引用村上的话：“如果将表层剥去，我们会发现骨子里在呼吸和跳动着的仍是那个旧有的封闭国家体系或曰意识形态”。而这点是同历史认识问题直接相连或者莫如说互为因果的。鲁宾明确写道：“《奇鸟行状录》继续了那个直到今天仍然在日本激起强烈反响的争论：日本官方对于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的认识问题”。村上在这里接应了《寻羊冒险记》中的一个主题，在那部长篇中村上借出场人物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日本愚蠢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跟其他亚洲民族的接触中什么也没学到。”也就是说，日本没有人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和认真反省，在思想体系甚至国家体系上战后与战前几乎是一脉相承的。暴力仍在，邪恶仍在，黑暗仍在，因此村上致力于深挖暴力的根源，即深挖日本现代症患的病根。这当然是一场战斗———村上1992年在伯克利讲演时毅然表示：“在某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投入战斗。”这场战斗也确实持续下来，在后来的《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让中田杀死了暴力和邪恶的化身琼尼·沃克，在《天黑以后》———若允许我补充一点———又对外表斯文的邪恶人物白川发出了追捕令：“逃不掉的，休想逃掉。哪怕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逮回来。”
　　如此这般，鲁宾以硬朗的线条勾勒出了村上作为战斗者的形象，读取了他的坚韧、慓悍与深刻。而作为与此直接相关的中国读者却未能给予应有的足够的关注。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样的审视和评论来自一位美国教授也就有了格外充分的说服力。
　　无须说，鲁宾的品评不限于这一方面，他对村上作品的其他主题也有坚实而独到的表述：“他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但采取的是一种易于消化的形式，不沉闷、不冗赘、不压抑，但又十足真诚，绝不故弄玄虚。他面向现今的我们讲话，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活在这个世上所具有的全部好处和乐趣既敢于感受又秉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鲁宾认定村上的“幽默感当然是使他超越国际界限的最重要因素，不过我认为村上最终胜在他能进入你的头脑并任意‘胡为’的本事。”“村上春树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对一个平凡的头脑观照世界的神秘和距离有所感悟”。他还敏锐地嗅出了村上与川端康成的共同点：两人都以“超然”的态度力图挽住将人生无情地卷往过去的时间之流；对于村上与大江健三郎的共同点同样没有放过：“这两位作家都在深入探讨记忆与历史、传奇与故事讲述的问题，都继续深入到情感的黑暗森林，追问作为个人、作为世界的公民、作为日本人的他们到底是谁。”令人诧异的是，作为西方教授，鲁宾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几乎没有搬弄西方文学理论中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艰深而新潮的术语，而是老老实实在文本和参考文献的阅读和研究上下功夫，按时间顺序逐篇逐部地对村上作品加以实实在在的评说，同时以其特有的机遇和条件解读村上本人，使本书成为一部严肃而又不失可读性的村上及其作品的评传。
　　顺便说一点，台湾版中译本两年前就出版了，书名译为《听见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较之台湾版，译者冯涛的行文更加严谨、凝练而畅达。可惜省略了后面四五百条注释（台湾版则予以保留），对于习惯于深度阅读的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不能不说是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