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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出版于1942年，在李氏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后经冯友兰先生亲自审核定稿，于1942年由重庆中正书局出版，是该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一年之内即重印6次。李氏因深受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本书更是第一部用西方文学观点来系统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时人许之为“破天荒的创举”。这种以艺术的眼光来审度艺术、以美学的方法来批评美学的态度，在“红学”史的任何时候都值得尊敬和提倡的。
　　 关于书名，由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在内地知名度极高，虽然李辰冬先生的这本书在先，似乎也不再 适合用这个书名了，所以改为《知味红楼》，取“谁解其中味”之意。原书名作为存正，仍放在封面上。
　　 书中增加了十六幅戴敦寿先生所绘《红楼梦》人物画，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戴敦寿新绘全本红楼梦》一书。

——我看李辰冬和他的《知味红楼》
文：陈福民
出处：北京日报 2006年12月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脉血统流传至清代，在小说方面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论起文言文的简洁精当、入木三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无人能出其右的短篇经典，而整合了明末从冯梦龙到《金瓶梅》的白话文成绩并且浑然天成、“孤标傲世”的《红楼梦》，则是中国人文化骄傲的象征性标志了。鲁迅先生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传统充满鄙夷和复杂痛感的人，他在某次答复开列必读书目的要求时甚至激烈地说:“此前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以为中国书最好一本都不读。”但即便如此，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鲁迅却对《红楼梦》做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算不上专业红学家，并且对那类读了书就想钻进作品中充一个角色的痴迷行为，他还给予过辛辣的讽刺。但他对《红楼梦》极为熟稔，在他的文字中颇多援引《红楼梦》人物典故并成为一种共鸣性的表达。最著名的莫过于“贾府的焦大绝不会去爱林妹妹”以及“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等等。对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所达致的高度，鲁迅的倾心认同是从不讳言的。

有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红楼梦迷”，以至无论在文坛还是在民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高调定位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代读书人走火入魔索隐成癖，弄出了很多笑话。直到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红学”才登堂入室成为一门被公众接受认可的学问。然而这门学问后来越做越玄奥越做越邪门，从“本事索隐”到作者家世考据再到刘心武氏的“解密揭秘”，现今变味儿的“红学研究”浩浩荡荡，大有凌驾于《红楼梦》文本之上的趋势。这至少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它败坏了文学研究的声誉，使得原本就繁复生硬概念迭出的文学研究形势雪上加霜；其二，它无情透支了《红楼梦》作为文学接受的阅读乐趣——关于脂砚斋、畸笏叟和曹氏家族、关于皇帝皇妃、关于秦可卿与某亲王太子、关于大观园宁荣二府建筑结构等等等等，他们都能说上“一千零一夜”——然而，本当的、文学意义上的阅读以及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体会到的艺术妙谛，却被致命地忽略甚至挤压掉了。

就这个意义而言，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知味红楼》)对于所有认真的文学意义上的阅读者来说，是一种迟来的福音。这部六十年前问世的著作，之所以被称为“红学史上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因为它完全超越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力主“自传说”的“新红学”框架。在此书“导言”中，李辰冬开宗明义，首先厘定了“对以往各种考证应有的态度”，他说，“自胡适之先生考出《红楼梦》为曹雪芹作的以后，他下一个结论说，此书是作者的‘自传’，于是十数年来大家都认作定论。这定论本不错。其实不止《红楼梦》，一切的小说都是作者的自传。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是他，莫泊桑也说‘漂亮朋友’是他，至少一部分是他”，但如果上述小说仅仅是单纯自传，那么它们的“表现范围绝不能像《红楼梦》这样广泛”。“一部作品之最重要的，不在其材料，而在作者的意识”，因此“考证的目的，在帮助读者发现作者的意识，这种目的达到，其任务也就完结”。相对于旧红学的异想天开疯狂索隐，倡导“自传说”的新红学在二十世纪30年代还是一如日中天的庞然大物，其历史不过二十余年(以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为标志)，李辰冬的研究总体来说也属于新红学的范畴。然而李辰冬初生牛犊不畏权威，他从文学的立场出发进入作品，并通过自己的研究终结了新红学在“自传说”方向理路上的脚步。

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相当理论含量的工作，照道理说似乎应该弄得“学术”一些，但《知味红楼》以自己的诚实朴素的写作风格与时下流行的那些逻辑森然、叠床架屋、八股腔十足的“学术著作”区别开来了。作者在阐述自己观点时，没有端着架子罗列各种概念，这位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尽管也颇以“用西方文学观点”进行全面研究而自期，但他对《红楼梦》的解读和进入方式却是地地道道中国化的。所谓中国化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里几乎不可能详细讨论。但仅就李氏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所展示出来的部分而言，轻概念而重感受，轻推演而重直觉，轻理论而重阅读是其最基本的特性。举凡全书的行文，李辰冬依托《红楼梦》文本而论证或者生发观点的篇章段落俯拾即是，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又轻松自如，对作品的深切进入与体察完全依赖于快乐的阅读。

仔细检讨下来，不单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在现代学术日益膨胀增殖、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情势下，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已经走上了一条以空洞概念冒充理论、以理论推演取代文学阅读、以笼统时髦的流行词汇抽空历史意识、以陈词滥调抵消语言感觉的病态道路。似乎不如此则不深刻，不深刻则不“学术”。在这样的“学术焦虑症”或曰“深刻焦虑症”的影响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么寄生在学院体制内自说自话，要么跟着时代潮流善颂善祷，除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之外，它能够有益于文化积累构成、有益于阅读生活、进而有益于一个时代的文明建设的方面，已经勉为其难所剩无几了。

切实沟通当下与历史深处的某种隐秘关联，在人的命运表达和人性纠缠的层面上寻找文学存在的理由，已经是不容漠视的问题。而这一切要求所有关心文学的人们，从阅读开始，从体味开始，重建当下文学研究的感性乐趣。在这样的语境中与李辰冬先生及其《知味红楼》相遇，既是一种简单的幸福，也包蕴着一种严峻的历史吁求。

文：俞晓红（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籍所所长）
出处：红楼隔雨 2006年7月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初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一月，由重庆正中书局铅印出版。该书原为作者在巴黎大学时的博士论文，系作者根据其1934年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版法文本《〈红楼梦〉研究》（Etude  sur  Le  Songe  du  Pavillon  Rouge ）重写而成，书前有写于1941年8月的作者自序，全书共有《导言》、《曹雪芹的时代个性及其人生观》、《〈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红楼梦〉的世界》、《〈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五章，计6万7千余字。

从红学批评史的角度看，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是继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后第一部全面论述《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批评专著，它的整体构架自成体系，各章通盘安排，涉及到作家作品的各个方面。这种注重结构、全面论述的批评方法，是《红楼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

其二，李辰冬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作了极其敏锐的审美考察，其目光之独特、评述之生动，为前此诸多批评文章所不具备。首先，他对《红楼梦》的结构有着极为深切的理解和由衷的赞赏。他从泰纳对莎士比亚作品结构艺术的评述中得到启发，又作了创造性的发挥，以大海的波浪来比喻《红楼梦》的结构特点，认为它如大海的海面一般澎湃汹涌茫茫无际，虽不加约束而无不连接相关，可以名之为“海潮式”或“《红楼梦》式”。这就极为准确而形象地道出了《红楼梦》既错综复杂、曲折跳跃而又完整一贯、周密有序的结构特征，评述精彩而到位。其次，李辰冬论述《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流畅”而“自然”，认为曹雪芹不仅将日常生活的语言美化了，而且赋予了文字表达情感的力量；又因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而使《红楼梦》成为真正的杰作。这种对作品文字的艺术感觉可谓深知其味，恰到好处。再次，李辰冬指出《红楼梦》的人物描写是“在给人一种个性，既不誉此而贬彼，也不扬此而抑彼”，这一说法十分切合《红楼梦》的描写实际，与俞平伯的“公平镜子”之说、鲁迅的“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之评价，本质相同而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此三方面的艺术评价，使《红楼梦研究》确立了它的美学价值。

其三，李辰冬运用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考察它应有的成就和地位，将《红楼梦》的创作方法、艺术特征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西方文学家的加以比较论析，最后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结论，认为应将曹雪芹放在莎士比亚之旁，“作为客观主义最伟大的代表者”来看待。这一提法，不仅确定了曹雪芹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也表明了比较文学在红学批评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作用。

《红楼梦研究》也有其诸多不足之处。首先，关于《红楼梦》是“绅士阶级的产品”的提法是很难成立的。所谓“绅士”是中国古代依附皇权而存在的士大夫阶层的一种说法，它并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对于唐宋文学是绅士阶级文学、元明文学是资产社会产品、清初又是绅士阶级复兴这样一种划分，并无社会历史的依据。

其次，李辰冬对于作品所反映的种种社会意识的研究，虽然涉面较广，但仅止于泛泛而谈，尚未作深层的挖掘和剖析。尤其就经济的观点研究《红楼梦》，并未将当时经济关系的实质和意义完全发掘出来，而仅止于财力意义上的“经济”之探讨，立论并不巩固。

第三，李辰冬对作品人物形象的评价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对林黛玉的“妒”的论断和评价、对薛宝钗的“德”的描绘和赞赏，无疑带有男权中心的色彩，亦陷入钗黛优劣之争的窠臼之中。另外，因“嗟君或亦将军后”、“君又无乃将军后”等诗句而认同“曹雪芹为将军的后代”之说，也是相当草率的和牵强的。

该书最近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知味红楼》。因为原书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同名，而俞书知名度更高，故编者径改之。书前有冯其庸、李希凡、吕启祥、周汝昌、刘梦溪等先生的“评论采撷”，并有邓庆佑先生以往所写的一篇关于李辰冬生平著述的文章作为《代前言》；书后附有解玺璋的《认识李辰冬：红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文，并附上李长之、阿城等人的评述；书中还选取了戴敦邦所绘的多幅人物画作为彩插。该书封面淡雅，图文结合，值得阅读和收藏。

  文：解玺璋

　　和李辰冬相遇，纯属偶然。十几年前，潘家园旧货市场还在马路两侧一字排开的时候，有一个摊位，专卖各种与《红楼梦》有关的书，品种很多，方方正正摆开，占了满满当当一块塑料布。那天，我经过这里，和书的主人攀谈起来，他说，红学方面的书，他的收藏最丰富。这时，我就看见了红学史上因挨批而广为人知的那本《红楼梦研究》。书是上海棠棣出版社印行的，1952年9月初版，首印3000册。谁能想到，就是这3000册中的某一册，有一天到了“两个小人物”手里，居然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大地震，从此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和命运。书的封面上还盖有“回民学院图书馆”的圆形图章，估计曾是回民学院图书馆的藏书，不知什么原因流落到社会上来了。而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其中还有一篇署名“文怀沙”的“跋”。我想，不知文怀沙先生当年是否因此而受到过牵连。

　　就在我准备掏钱买下这本书的时候，书的主人忽然又递过来一本：“这里还有一本《红楼梦研究》，你也一起要了吧。”我接过书来一看，书的封面上果然写着“红楼梦研究”几个字，右边印着“李辰冬编著”，左下角是“正中书局印行”，版权页上有“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六版”的记载。书的外观还算整齐，但由于书是用又粗又黑的草纸印的，半个世纪下来，已经碰不得了。我小心地把书捧在手里，生怕它掉下一块儿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辰冬”这个名字，不知他是何方神圣。我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了一遍，就我对红学界有限的了解而言，似乎也从未听谁说起过这个人。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买下来。我想，两本《红楼梦研究》或许还真有一些渊源呢。

　　后来的日子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李辰冬这个人几乎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因为，除了“文革”中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收入李辰冬两篇文章，《红楼梦大辞典》中有一个关于“李辰冬”的条目外，再也找不到任何他的蛛丝马迹。他像一颗流星划过茫茫夜空，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去年岁末，我才想起，记忆中还有这样一个人物。起因是所谓“红学”成了媒体的显学。一些积压多年的库存书忽然都成了畅销书。我便想起多年前曾经得到的那本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翻出来读了一遍，哇！不得了，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么多年放在身边，我竟毫不知情，岂不是愧对此书，愧对写书之人吗？

　　但是，这个李辰冬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想我应该把他搞清楚。这一搞，还真的搞出了一点名堂。首先是近年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不仅收集了更多的李辰冬的文章，前言中，还对李辰冬研究《红楼梦》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书中所收吴宓先生的《石头记评赞》一文，也有一段专门论述李辰冬及其《红楼梦研究》的文字，并对他的研究表示赞赏。再读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引言中竟也提到“某人论《红楼梦》的著作”，虽然没有指明就是李辰冬，但介绍的观点无疑却是他的，并称赞他的论述“恰当而精妙”。接着就看到了刘梦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李辰冬的研究与王国维先生开创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这段时间，李辰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有时是一点线索，有时是一篇文章，都使我兴奋不已。一天，我的朋友荣挺进说：“阿城写过一篇介绍李辰冬的文章。”我还觉得很奇怪，阿城的书和文章读过不少，怎么这篇没有印象呢？后来读了他的文章，大喜，原来阿城也在寻访李辰冬呀！马上电话打过去，交流对李辰冬的认识和感受。一直没见过李辰冬的样子，阿城说，他也只是一本书里见过李辰冬的一幅照片，“很犟的相”。这时，我居然又在互联网上发现了醉红居士编撰的《李辰冬年谱初编》。那种心情真是难以言表。虽然这部年谱略显简单和粗疏，但还是使我对李辰冬鲜为人知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年谱的编撰者还提到，一个名叫邓庆佑的学者，曾在1995年第4期《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他的论文《李辰冬和他的〈红楼梦研究〉》。开始我还担心到哪儿去找这位邓先生，没想到天遂人愿，他竟是一个朋友的朋友，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赶忙登门拜访，毫不费力就见到了这位邓老先生本人，并拜读了他的文章。我们谈起寻找李辰冬的经历，他也深有同感。他说，认识李辰冬，多亏了他的老乡，台湾红学家罗德湛先生的帮助。他在文章中对李辰冬的家庭出身、生平经历以及著述情况所做的论述，资料都是罗先生提供的。

　　现在我们明白了，李辰冬在公众视野中的消失，源于他在1949年的那次“出走”。此后，我们这里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一种他的著作。这与他的学术贡献是极不相当的。在邓庆佑先生家里，我曾看到，作为一个研究者，他所用的也只是一个复印本。我还记得，编撰《李辰冬年谱初编》的醉红居士在“缘起”中也曾说过，他看到的《红楼梦研究》，也是一个复印本。网上更有许多人呼吁，早日出版李辰冬的这部著作。这似乎表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的确是一部至今仍有很高价值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目前红学研究中索隐和考据之风越吹越强劲的时候，出版李辰冬的这部著作，不仅势在必行，更有其现实意义。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本是他1934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后来，经冯友兰先生的倡议并亲自审校，至1942年，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此前，该书的一些章节曾陆续在国内的若干杂志上发表。这时，据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这一时期，红学几乎成了索隐派和考据派的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形之下，李辰冬是第一个接续了王国维的香火，“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的学者，所以，被人认为“是破天荒的创举”，他的《红楼梦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代表了此期《红楼梦》艺术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该书一年之内出至6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王国维创造性地发掘了《红楼梦》的艺术美学价值，李辰冬继续着王国维的事业，他的创造性的工作，是用欧洲第一流批评家研究他们第一流作品的方法，与《红楼梦》做比较学的研究，从而得出了《红楼梦》可以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结论。他说，意大利有但丁的《神曲》，英国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西班牙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德国有歌德的《浮士德》，法国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俄国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些，都是公认的世界名著，然而，“如果我们将曹雪芹置于莎士比亚之旁，作为客观主义作家最伟大的代表者，恐不会有人反对吧”？他甚至认为，在所有的世界文学大师中，只有莎士比亚可以和曹雪芹媲美，其他的都略逊一筹。

　　很快的，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就要出版了。这本书究竟如何？读了书的朋友可以自己做出判断。对我来说，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