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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迷惘的一代”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的笔下，这一群体的冒险历程，以及他们对人生、对文学的态度，生动鲜活地再现在我们眼前。1920年代的美国，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倍感孤立疏离的年轻人们，诸如菲茨杰拉德、克莱恩、海明威、怀尔德、多斯·帕索斯、考利，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们，一同“逃往”欧洲。有些人一去不返，有些人则只是暂时的流放者。 正如考利在这部深具个人色彩、满布逸闻趣事的作品中所细致描画的， “迷惘的一代”断绝了与传统生活和文学的联系，从而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他们所致力的目标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展现了一个大时代激烈的历史变革。作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回忆与记录，“解释过去以便缔造未来”。

    马尔科姆·考利，美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迷惘的一代”重要一员，曾获得诸多奖项，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主要的美国评论家之一。其作品《流放者归来》是一部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你可以看到发生在过去五十年中的一次知识史上和社会史上的大转变的痕迹。

文：汪炜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你一度赤脚玩耍过的田野，亲切的树木，你用以品评其他景色的美景。”这是作家笔下对故乡的描写。而当身居异乡、孤独飘零，或者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周遭世界时，我们常会问一句:何处是家园？

    《流放者归来》由“迷惘的一代”重要成员马尔科姆·考利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讲的是“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自我流放的故事。对流放过程中的生活状态和琐事的描写清晰展现当时作家的创作情境和思想状况，是了解美国文学、文化的一个入口。

    一战后，美国青年对本国文化的粗陋、花哨、俗气无法认同。凑足一张船票，到欧洲去，成为青春的不妥协姿态。在欧洲，他们广泛接触各种艺术流派，也产生了菲茨杰拉德、克莱恩、海明威、怀尔德、多斯·帕索斯等一批作家。背井离乡和距离感使作家们对自己的国家产生赞赏之情，很多流放者重新归来了。归来之时，他们又会发现，这种流放是主动和被动兼有的。当精神上产生不了归属感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会选择自我流放，生活在别处也许能够找到梦中的家园。美国青年的孤独感始终没有找到消弭的方法。大多数人最终归入社会运行的轨道中去，和上了生活的一般节奏。生儿育女，平凡的生活也许能够创造另一个家园。

    流放和回归，疏远和间离的母题在很多时代，很多地方都被提起。鲁迅笔下的鲁镇，在旧历年除夕的晚上飘着的清冷空气，弥漫鲁迅期望归乡又与故乡产生隔膜的惆怅情结。愈是有了隔膜，有了距离感，愈加剧了亲和的需求，而亲和过程中所带来的失望，又让精神再次陷入孤独。这群流放的美国青年的身影最终隐没在了匆匆前行的人群中。何处是家园？成为个人的追问和寻找方式。而这个曾经流放的群体，只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之中。

文：鄂　言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2月

　　1934年出版的《流放者归来》，马尔科姆·考利将其副标题定为“一种思想的叙述”，而在1951年修订出版后，他的妻子穆瑞尔将其副标题改为“19－20世纪的一次文学上的奥德修斯之旅”，这其中的变故，颇为令人深思。1929－1933年是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文学中的左派倾向空前严重。由此，作家辛克莱作出了“一切艺术都是宣传”的结论，这也自然影响了考利的文学观。

　　今天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文学青年出走到巴黎朝圣，回到美国后寂寞而死，应该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并无多大关系。本来，文学是贵族的事业，在一个讲究大众文化和实用主义的国家里没有市场，这是价值观或民族性的差异，和阶级斗争、艺术的功用、艺术和宣传的区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在1951年，美国已经成为二战的战胜国、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后，对待20年代美国文学青年出走的原因便有了变化——“战争幻灭说”逐渐退却，“文化朝圣说”浮上水面。的确，自我流放的特点使美国文学青年与俄苏的流放者彻底区别开来——他们所遇到的现代体验(an　experience　of　modernity)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而不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文中，考利将其称为“象征性”的创伤(a　symbolic　wound)。

　　此外，从本书的写作体例来看，的确更有诗人的感伤气质而少评论家的尖锐泼辣，没有那种思想史中常有的思辨和形而上的意味，作者只是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几段作家的逸闻趣事之中，而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背后却隐藏了对文学及文化的形式和目的的深层探索。

　　由此，说本书是“一种思想的叙述”似乎有些名不副实，而将其称为一种文学寻根式的探险则更为妥帖。书中，这些文学青年与奥德修斯一样在寻找精神上的归宿。在这个征途上，没有贫穷和饥饿，只是要面对各种欲望的刺激或诱惑，而这些诱惑，在清教主义伦理盛行的美国往往是不被允许的，但在巴黎的左岸，宽松的环境、反叛的思想、堕落的生活则给他们提供了最无拘无束的想象——这些，是轻松、迅捷、喜欢冒险的年青一代的最爱。

　　不采用史家的严谨笔法来评点作家作品，而从作家生活中的侧面表现他们文学观的形成与演变，这一点，实在是值得中国的文学史家学习。或许，这也可能与作者马尔科姆·考利本人是诗人有关，多采用的是“评点式”的文字，更多的是一种亲见亲闻的叙述，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和枯燥的解剖。这使得这本文学史著作读起来如同作家传记，处处见着性情和活力。在第一章中，作者描述了这一代作家的童年、中学和大学生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赴欧洲参加战地救护队的经历，采用的是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空中楼阁》，用以描述一战结束后参战的美国人的虚空——停战的欢乐是在别人的心里、自己的脸上，其实，这场战争从未给他们最沉重的打击，自然，也就无所谓发自内心的快乐。其后的第三章《旅行支票》，则形象而真实地描述了这些“流放者”旅居欧洲后在法国文化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文艺思想，以及他们如何产生重返美国的想法。第四章《巴黎朝圣》、第五章《达达主义之死》则描述了这一代作家们文艺观的形成。第六章《忿怒的城市》、第七章《海岛的时代》则讲述了作家们回到美国后，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现状。

　　考利复活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在他笔下，每个青年都是那么的骄傲而不肯妥协，充满了历史现场的悲喜剧。可以说，除了其严肃的文化批评外，与喜欢专章专节的论述作家、作品、社团流派的文学史相比，此书还可以算是一本好玩的游记小说，一本轻松的文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