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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中国小说美学及其思维机制的考察纳入中国本土文化场与中西文化冲撞的生态环境之中，在论证小说思维与中国文化思维图式的同构关系、审度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民族特质的基础上，分析、实证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及现代文化思维的导引而产生、衍变的小说思维形态和叙事模式，为探索中国小说美学拓展了新的理论空间。

文：张兵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1月

    一般来说，读者对小说感兴趣，大多为它的曲折而迷人的情节所吸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故事性强。而这一点在理论家那里却被称作“叙事艺术”。理论家异于普通读者之处,是他在阅读小说时所具有的较多的理性,或者说是从对小说艺术世界的感性认识中，领悟到了它所蕴藏在文本中的思想真谛。结合个人的审美体验，他们把这种理性的思想领悟阐述于世人,就比普通读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体认也更深刻，更系统化、条理化了，乃至形成了“小说美学”。

    近读《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我就有这样的感受：作者吴士余先生不愧是一位小说的理论家。他在这本书中向读者倾诉了自己阅读小说的思想领悟。这种思想领悟在“小说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小说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化。文化是小说的根，也是小说的魂。它是民族思想和精神的载体。吴先生的小说美学正是从文化这一点上切入的，我认为也正是抓住了小说的实质和根本。无论在全书的“内容提要”中还是在结构的安排上,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这番苦心。他反复强调，一切小说文本的研究，都应该“纳入中国本土文化场与中西文化冲撞的生态环境之中，在论证小说思维与中国文化思维图式的同构关系、审度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民族特质的基础上，分析、实证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及现代文化思维的导引而产生、衍变的小说思维形态和叙事模式”,唯有这样，才能“为探索中国小说美学拓展新的理论空间”。正是他有如此自觉的认识，才使《论稿》的起点不凡，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

    文化是有传统的，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中也融会了小说的涓涓细流。“小说美学”的思考基点只有立足于此，才会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看来吴先生深谙这一点，《论稿》在第一辑中即开门见山，论述了儒文化、佛文化（包括禅宗文化）以及中国哲学文化和戏剧、诗学等其它文学文化对小说的产生、发展、嬗变等等的影响。我国文化的历史延伸给小说的发展注入了不同的历史、哲学意识，这是小说美学旺盛之生命力的关键。例如，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以描写人的命运、刻画人物艺术形象为指归的。而要在作品中生动地创造各种鲜明性格的人物，不可能离开这些人物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大背景。时代的风云在人身上烙下的印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抹去的，更何况创造小说的作家也是人，同样受到诸种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想的制约。因此，把小说和传统文化挂钩，探究两者之间的异同，不失为是窥视小说美学的一条捷径。《论稿》走在这条捷径上，自然采摘到了不少芬芳之果。如禅宗文化对小说思维的渗透和同化建构，是以往的小说美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到的一个学术命题。而吴先生却敏感地注意到了，并且作了认真的探讨。他抓住了当代小说在“新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些新的特征：意识的流动、意象的变幻等等，联系禅宗文化,作了全新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

    就我所见的中国小说美学研究类论著,其论述的对象基本上是古代小说,很少有人把古代和当代的小说结合起来研究。这种人为的割裂正是学院制要求的细致的专业分工所带来的结果。细则细矣,然而只把眼光盯在一个“点”上,却也很难显示出宏观的全局思维。所以近来学界强调文学研究的“古今演变”，重视小说发展嬗变的探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找文学前进的规律。从这一点上说，《论稿》也有先见之明。四辑论文中,论述当代小说的有两辑，基本上占了全书的一半。仅从这篇幅上来看,也可见作者对它的重视。其实，小说美学从根本上来说，古今是相通的。打开古今演变的通道，更容易发现它的发展规律。

    《论稿》中的论文完成于不同的时期，针对时弊的现实性很强，而且又有鲜活的生命力。全书用文化统领,倒也是神来之笔。相对说来,在系统的梳理上却也浮现了不甚完整和严密的痕迹。从《再版后记》来看，作者曾从不同层面补入了几篇论文，以求弥补旧著遗留下的一些空白。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看,似乎还有可以改进之处。例如，第一辑在阐述“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的思考”时，说到了儒文化和佛文化，而丝毫没有提及道教文化。因为我国道教文化对小说的影响之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而作者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察之处。其它诸如说到海派文化,是以地域文化而言的,戏剧文化和诗学文化等等,又是从文学文体角度提出的,而中和文化则又是从传统文化的特质层面来说的，选题似乎缺乏一种内在的逻辑，况且又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虞。

    瑕不掩瑜，《中国小说美学论稿》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书。

——读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

文：方汉文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20世纪末期至今，世界小说理论包括叙事学理论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传统理论模式并不是十分有利，叙事理论舞台可谓鏖战激烈，精彩纷呈。加拿大弗莱（Nothrop Frye）的《批评解剖》等著作中提出的神话原型模式为西方叙事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构架，从希腊神话、《圣经》到乔伊斯的小说，无不被囊括于巨大的“西方文化链条”之中，世代相传的主题反复出现，如同四季交替一样自然，环流枢中，重演不倦。以这种观念来看，《达·芬奇密码》与《哈利·波特》等小说不过是古老的金杯与魔戒故事的新版本而已，是亚瑟王传奇的当代延续，全部文学史成为一种神话主题的重演。与此相反，另一种理论则完全不同，被拉康和德里达们解构了的小说理论中，现代小说不过是符号的追逐，叙事结构完全被解构，成为一种“漂流”的过程，种种叙事新理论冲击着固守新批评传统的英美文学，永无宁日。
　　西方语境如此，中国小说理论如何？
　　吴士余先生的《中国小说美学论稿》在此时出版，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美学理论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禁令人感慨万千。近年来，笔者应邀为不少作者新作结撰序言或是评论，但是如本书这样感触之深者却并不多见。可能是所谓所见者同，易为感之矣。
　　小说之有理论并且是美学理论，对于中国学术并非没有新鲜感。西方文学理论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开端，但这里的诗是史诗，西方诗学研究的中心是悲剧与史诗，这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不同的。中国文学理论历经多变，自先秦诸子到汉儒，以论“文”为主，唐代以后，诗歌理论兴盛，如闻一多言，有所谓“诗唐”之说，文艺理论成为一种价真货实的“诗学”———以抒情诗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明清以后，叙事文体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才逐渐上升，但是未可讳言：叙事学与小说美学的研究毕竟是20世纪中后期才真正成为有影响的学科。鉴于这种短促的历史，又有如上所说西方理论的世界性中心地位，中国小说美学能不能建立起世界性的但又是民族的理论模式，确实未可乐观。
　　这本近40万言的专著却正是将建立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观念为目标，这一宏大话语的实现途径何在？
　　笔者以为，本书所选择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模式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同一性，以此作为中国小说叙事话语语境与模式的建构之理论中枢，这一深刻而独到的理论视域，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在理论话语的喧嚣与骚动中，以其理性的冷峻与明晰，以历史维度的深厚与凝重，以现实模式的规范与形态，如作者所说，终成一家之言。
　　先说这文化思维，什么是文化思维？笔者曾经指出：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经典之间有最直接的联系，首先这是因为，经典与文化实践之间有一种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典是一定文化主体的精神产品，而经典又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主体精神的物化形态，一旦形成，它就要反作用于主体。而主体对于自己精神力量的外化物的创造中，也正在塑造主体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外射与内射是同时存在的。其次，一种文化的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文化内部也有主体间性，主体的前后接续性，在这种变化中，经典作为客观的精神物化形态，对于主体的统一性与接续性起到保障作用。简单说，就是经典不但影响每一种文化的主要阶层，也影响它的每个人，不但培育一代人，而且影响世代。[1]

　　如果说笔者只是从文化比较角度来分析文化思维与经典（包括文学经典）之间的联系，那么，吴士余先生则是从更为深入的美学层次来验证与归纳这一经验，上升到审美与认知的高度，提取精华，呈现出它的艺术丰富性，为它制定了纲领与总目。他认为：

　　儒学以伦理为体位的文化建构奠定了中国小说注重道德伦理教化的主体思维图式。由此促成了中国小说对文学功利性的热衷和偏执。若对小说思维的历史形态作一深层的剖析，可以发现，其思维的内核乃贯注着“中和”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和为美”的审美理想。[2]

　　从魏晋朝文学的《庞阿》、《韩凭夫妇》，宋元话本中的《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直到当代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到中年》，作者从中洞察到悲剧性背后的中和之美，与西方悲剧性相比较，作者以为这是一种准悲剧性，是一种“准意识形态性的表现”，而西方悲剧则是“超意识形态的强化”。

　　这里，笔者特别要强调，作者多年理论修养所形成的严谨形诸笔端，一个结论、甚至一个词，无不精确而传神，充分显示了多年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的深厚功底，这种功底在当代学者中已经并不多见。至于为文之道，作者仍然信奉这样的宗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时文流弊在于侈言丽句，浮泛无质，一些浅俗趋时之作竟然火爆走红。相反，有深度的理论文章一概因其深奥而无人问津，这种现实很值得忧虑。中国文化类型并不是一种以理性思辨与形而上学为主的形态，因此，在现代文化创造中，尤其应当重视理论思维的培养，世界民族文化的竞争中，理性思维水平的高低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标准，它与科学水平、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决定着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回避与排斥理论，害怕在理论思维的角逐中失利而耽于感性的自娱，动辄攻讦理论文章不可理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一种学说或是一种理论，只有中心观念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与这一中心观念相联系的理论辅翼与布局，这可能是孔子为《易经》作翼的原因之一，没有一种系统性的建构，任何单一观念的创新都不具有学术的价值。《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一书从文化思维延伸到其物化形态———小说叙事模式，从而进入民族文学传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如同一条巨大河流的无数细小支流，如同一棵大树的枝桠与叶脉，密密麻麻地分布开来，更为突出的是其历史的维度，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

　　法国丹纳曾经感慨地说过：文学史如同考古学者们挖掘的古代遗址，从一层层的沉积物中发现历史的真相。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中国小说脱胎于具有图腾意义的神话和传说，从“丛残小语，近取譬论”开始，经历唐传奇、宋元话本与明清小说，以人格为与社会为审美对象，借体形象创造，观照人生与社会本体实存，张扬理想人格价值稳定的小说文体。在艺术形式上则是多样化的，诸如以虚求实，由幻至真的艺术虚构；总文理、统首尾，精于基构、妙乎剪裁的艺术布局；勾画心灵、略貌取神的人物白描、赋予人物生活本色的性格塑造；迂回穿插、曲笔达意，且以悬念夺势的情节艺术，如此等等。如作者所断言，中国小说经过历史的积淀与小说家的实践，已建成了叙事艺术的完整体系和美学传统。经典文本中，《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包括现代小说的《阿Ｑ正传》、《子夜》、《家》、《春》、《秋》、《青春之歌》、《红旗谱》等，全都可以归入作者所勾勒出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行列。

　　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批评黑格尔哲学时曾经指出它的根本缺陷：以一种理论的模式来切分人类社会的历史，砍头入棺，削足适履，这样的理论最终是不可信的。文学史从来不会如一个公式般的适用于某一原理，历史就是粗糙的现实，是言说与话语，是文本的世界。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从老庄到苏东坡一直持续，即道不可言，“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强调经验与真理之间的差异。这种观念并非全无道理，文本只是一种形式，它的存在价值体现于历史，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沉浮起没，只有少数文本才能传世，更少数成为经典。或用刘勰的话来说，圣以经而传道，经典传世并不只是文本的意义，它是道之传统，是火而不是薪。因此，文学史的关键是文学史论，是对纷乱的文本的梳理，而且，历史不只是选择，更是一种塑形，孔子引诗曰：不切不磋，不琢不磨。扬子深恐后人不明其意，作了更通俗的阐释，他说：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因此，孔子才删定五经，为《易》作十翼。如果没有《文言》，典谟不作经，这就是历史价值评判的体现，是经典被阐释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文学史的核心就是文学史论，是它的理论观念与价值评判。从这一尺度来看，《中国小说美学论稿》纵横古今的论述就有了一个重心，使它不同于普通的批评，这是一种美学与历史的掌握方式。由于重在这种评判本身，所以文学史现象与文本都是重要的，无论是世代流传的古代中国小说，还是当代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当代作家的评论，由于选择机制与标准的多样化，并不能保证进入理论家视域的作品都能够成为彪炳史册的杰作，甚至有的作品虽然不过一二十年，但急剧变化的时代已经使其湮没，如古人所说：风响声易沉，但是，美学观念的评判却与时代是同步的，反映历史就是反映时代。

　　由此看来，作者所关注的当代小说中的美学观念演进与历史模式之间的同一与差异，就成为中国小说美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核心，从主流观念到历史模式，体系构成就更有一种参差有致、丰腴多姿的态式。

　　作者眼光独特，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世纪之交，选择了７位作家。对于在中国小说历史上曾经写下光辉一页的５０年代作家峻青，他笔下的英雄形象构成与传统审美意识之间的承继关系是关注的焦点，形象的性格化与逻辑力量，情节叙述的思维规范化与形式美，人物心理世界的真实情感的经验性表达，小说形象持久的艺术魅力与美感的层次化是其美学价值的所在。在对张士敏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小说的批评中，本书作者显示出另一种特色，怀着深厚关爱之情的直言不讳，指出小说家在与民族道德传统抗争中的忧患与疲惫，有待于在理性认知中的小说思维自我超越的实现。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上有特色的一位作家，作者关注的是其审美观念的转化，特别是《小鲍庄》为代表的向人性美与自然生活形态的回归，同时指出其本质仍然在于对社会理性与生活现实的责任感。

　　统观全书，以理论为质干，铺衍其说，条分缕析，是本书的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一部理论思辨色彩浓重的著作，但行文又舒卷自如，优美清丽，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多年从事文字工作深厚的素养。当然，如果说对于作者有所苛求，那么，笔者感到应当要求一种视域的解放，从上海或与上海相关的作家群向更为多样的作家群体，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一批与中国小说传统有传承关系也包括与这种传统断裂的作家，或许这种批评更能显示出作者美学原则的广阔视域与深层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1]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8。
　　[2]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