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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上海，裹挟着繁华旧梦的香风迷雾，于新世纪里何去何从？
　　生长于上海的文学评论家陈惠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学上海中所蕴含的城市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的条分缕析中，完成了文本分析到文化研究的顺利过渡。逻辑清晰的理论阐述辅以情感浓烈的文学表达，堪称上海文化研究中一次成功的书写。

文：方克强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自从萨义德将西方的“东方学”界定为“想象的东方”之后，似乎任何人文学科或学问都可以加上“想象”的前缀，以示与本质主义的客观性相区别。这是因为，这些人文学科要处理的研究对象太巨大了，而且并非铁板一块，充塞着内在的异质性；另一方面，研究者又难以避免主观性与局限性，甚至出现主体与对象的自我缠绕。于是，想象的成份在所难免，客观本质不可把握。“上海”，作为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都市空间与历史实体，同样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上海就是想象上海，尤其是需要对“上海”作出整体性与同质性的理论概括之时。

    然而，文学与标榜客观性知识的学术不同，它是公然申明自己的想象性与虚构性的。当文学与上海交织成“文学上海”时，它事实上表现了不同作者对“上海同一性”的不同认知和认同。这些作者“想象上海”的方式以及“想象中的上海”的作品成果，将难以企及的“上海性”转化为人们所熟悉的感性实体，将不可界定的“上海城市文化身份”凝结为可把握的描述模式。因此，90年代“文学上海”的文化想象，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价值，而且富含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上海体验和认知，而且投射着社会群体心理的脉动与变迁；不仅认知着历史的和现实的上海，而且还影响和开创着上海可塑性的未来。

    因此，本书在论题的选择与研究理路的设计方面是新颖而独到的。它是“上海学”研究与上海文化、上海文学创作研究的有机结合，在两者富有现代感的张力中，提出了“文学上海”这一独特的视角与簇新的概念。“文学上海”作为研究与阐释对象的创意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想象的空间，同时又是整体性的文化象征符号，既具有文学分析内在的凝聚力，又是活力四射、内蕴丰富多元的意义生产之源。而且，当“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在论题上组合成相关性后，它又将论题的价值层面拓展向意识形态批评内涵与城市文化特征重构的现实性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沿性、开拓性的创新论题。

    从研究方法来说，本书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互补。文化研究方法向文学的挪移以及文学研究向文化领域的拓展，是当下学术界的世界性潮流。但文化与文学如何在研究对象以及分析方法等层面上有机融合，这几年一直是理论探索的课题和实践努力的方向。本书在这方面的孜孜以求与具体操作是成功的。作者注重文学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将文学批评的固有方法与文学专业的训练技能发挥到最大程度，同时，作者又圆熟地掌握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分析手段，致力于发掘文学文本内在的深层的文化心理蕴涵，揭示出作家身份与其想象上海方式的勾联，以及投射其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价值。这是对文学文本进行文化研究的成功范例。

    本书的框架结构与分析模式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内在的合理性。上篇“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建构起90年代文学想象上海的四种代表性模式，既是对文学现象的有力概括与文学经验的恰当总结，也是概念清晰、理论性强的逻辑分类。下篇“认同的吊诡和复杂”，是对上篇的深入思考和合理的逻辑演进，由想象上海的方法归纳分析追寻到想象主体即作家本人的身份分析，由“文学上海”的题材聚焦推进到“城市文化身份”的内涵阐释。其逻辑思路清晰地循着从文本到作家、从文本表层到文本深层、从侧重文学到侧重文化这一路数深化。

    本书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与建构意识也是值得称道的。研究“文学上海”并非简单描述现象或者满足于理性归类，而是为了发现问题、思考症结并着眼未来。只有这样，聚焦于90年代“文学上海”的学术研究才能“透视”出当下的现实意义和新世纪的前瞻性。本书作者在阐述其研究宗旨时说:“我认为，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城市认同问题。可以为城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拓展出新的途径；而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也将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找到新的契机。”这表明，作为文学研究者，作者具有以“专业”推动文学进程和文化建设的强烈参与感和责任心。正因为如此，作者提出的对“老上海”的“迷思”阻隔了人们的想象力的批评，“真正具有现实敏感的书写难以见到”的“瓶颈”，以及“时尚化”的症候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和可能性”的当下思考等等，都是富有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建设性的见解。

    “文学上海”是个开放的概念，具有阔大的思想容量、观念张力和阐释弹性。希望本书的出版，开其研究的新路，并延伸出N双脚印，从而无愧于“上海”这个只能凭藉想象力才可把握的巨型象征符号。

文：吴俊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2月

    1984年夏，我从复旦毕业，考上了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钱谷融先生。入师门未久，钱先生就给我们介绍前几届的同门学长。印象中先生曾几次带着惋惜的口气提到：前两届学生里有个陈惠芬，很有才华，就是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影响到许多事。后来直接见面时，果然如先生所说，这位陈师姐几次都有病容，看去身体确实相当弱。等到我们互相间熟了，有时我就戏称她作“病西施”。现在忘了当时她听了是否生气过。

    学校里的交往并不多，主要是她不住校。但在她毕业以后，我们的联络就频繁起来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上海有家文学评论刊物非常著名，就是《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之说就揭载于此。我的一些文章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陈惠芬是这家刊物的编辑，那时编发过我的不少稿子。大概也就在这个时期，她的研究和写作主要转向了女性文学，属于上海少数几个女性文学研究者的代表人物。我视之为“女权者”，亲切之余，敬畏有加。在她跟前说到性别问题，再不敢造次。有几次言语稍不留神，竟遭痛贬。这种时候，陈惠芬的身体好像格外强壮起来了。我虽遭贬，却也为她高兴。这些情形，说起来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旧事了，或者竟是上个世纪的故事了。

    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的交往不多。那时我出国了一阵，回来后又大多不住上海。但后来我知道，陈师姐的兴趣也随时势而变，她对我们生活的城市上海开始有了想法。那时“上海热”正方兴未艾。师姐算是老上海了，而且，学术出身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加上她因病弱而变得格外敏感、敏锐的神经和感官能力，研究上海，对她应是得天独厚的理想选项。记得有几次听她在电话中谈及她的上海研究，很有点受到启蒙和刺激的感觉。我也是祖居的老上海，但我的“上海感觉”却很迟钝，没有看出身边周围的生活竟有如此的新鲜，而作为文化学术的话题，上海的空间还有如此之大。这次读到师姐的书稿，她命名为《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从书名上看，我的切身感受倒是与它颇有点形似。

    具体来谈读过这部书稿的体会，大致有三点很值得一说。一是在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上，本书从文学角度探讨城市身份认同的问题，可为城市文化研究拓展新的路径；同时，由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也将为文学的可能性找到新的契机。其次，本书表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探讨的自觉意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已成历史，作者探究历史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当下上海及其文化现实的强烈关注。经由“文学上海”及所包含的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内涵的分析，本书提出并尝试解释了为什么有关当下上海的文学或文化书写“缺席”的问题及原因。这对上海(文化)研究显然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其三，作者表现出将文化理论、文学分析与上海的城市历史、城市现实有机结合的学术把握能力，使得相应的研究不仅获得了具体的落实，而且也极富理论深度，有助于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新的学术高度。概括地说，本书通过一系列“文学上海”的文化表现，探讨了有关上海的城市文化身份建构问题，使其在近年来的上海(文学、文化)研究格局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且突出的位置。关键问题的提出和具体(方法)的研究，我以为是这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近年来，我看到的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忙乱日增。事务缠人闹得专业分心。陈师姐却借了病弱的真实又堂皇的理由，得以安顿在个人的兴趣里，这令人有些羡慕了。我现在天天锻炼身体，却又为了什么呢？但也不敢生病。真是奇怪的、矫情的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