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盛
出处：文学报 2006年12月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更换，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质变，它宣告了一种文学新质的产生。流派消长、文体更迭、作家转型……20世纪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时代，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追索:现代文学兴盛的契机是什么？新文学的“新”究竟表现在哪里？为什么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如此曲折的走向？在纷繁的现象背后探求文学变化的本质，栾梅健先生的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从阔大的背景上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正是在该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收获。这自应是文学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本书分为三编:经济篇、文化篇和人才篇。着重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从20世纪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切入，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这是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也是一种全景式的思维方式。与许多同类论著不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并没有先期设定一个事件，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的标志，这就跳出了将一个运动、一名作家、一部作品作为新文学开端的绝对化的弊病。作者力图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探求新质文学的发生机制，讨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文学的渐变和转折，从而在流动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清理出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的原因和生存的轨迹。
在“经济篇”中，作者选取了传播媒介的变革和稿费制度的确立两个因素，从“物质材料”的角度，对20世纪文学的兴盛作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这一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局限于文学和美学内部的分析，也不同于将文学发展完全归因于政治因素的论证。作者从社会和经济因素出发，对原有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审视和沟沉，在列出许多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例证后，概括了“外部影响”对现代文学发生的重要意义。其中《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一章是国内第一篇从外部关系研究现代文学的论文，在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影响较大。
而“文化篇”则落脚在对现代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这两股相互影响、互为消长的思潮的考察之中。作者以抗战为界，首先在20世纪初文化大变动的背景下，勾勒出现代中国人在现代文化心理建设中的觉醒和彷徨，然后又分析了现代文化心理在“抗战”这个特定时代，在大后方和延安如何走向不同断裂和萎缩。这种全景式的考究，在变动中抓住了根本特征，厘清了一个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时期文化心理变化对文学的影响。
同样的考察方式，也体现在“人才篇”中，不论是对现代与古代作家队伍的构成，还是对“五四”和新时期两代作家知识结构的分析中，作者都能立足于时代变化之上，以一种俯瞰历史的宏大视野，来把握整个20世纪文学的流变，而不仅仅局限于只研究文学发生，不涉及文学演变的断裂式思维。
“人才篇”中，栾先生还发人之所未发，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现代读者群体产生之间的关系，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商品”，置于文学生产的过程中，体现了20世纪文学在现代物质文明中不同于传统的特质。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萌芽与发展的一个世纪，也是现代性在东方这个古老国家遭到种种反拨和断裂的世纪。现代性社会的主要三个因素: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都在这个世纪中走过了艰难起步阶段。上述这一切，都影响着20世纪文学的演变，也在文学创作中，直接或者间接地显示出来。从这一点上来说，栾先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为何生存、如何生存的探讨，所采用的外部研究的方法，恰好勾勒出文学变革中那些“不出场的人物”的清晰面貌。
建国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曾长期陷入社会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这是一种机械论的思维模式，因为社会经济对于研究者而言往往只是一些空疏的理论教条。我们其实何尝在真正的文学视野下考察过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的具体形态。今天在号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的历史时期，重新考察社会经济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然而，由于20世纪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明显差异，对20世纪文学的外部研究，稍一疏忽，就会有图解政治之嫌。而栾梅健先生却能够真正沉浸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料中去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避开了以往外部研究“政治壁垒”式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冷静而客观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转变的动力与契机。这是对过去百年文学的一个回顾，亦为刚刚起步、迷惘不决的新世纪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与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写作中融会了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各种理论，却没有丝毫生搬硬套现有理论的痕迹。全书横跨了整个20世纪，却没有空洞的概论式语言；在为数众多的引文中，大部分为详细的史料和原著；而论说过程，亦将清晰的观点贯穿于流畅的语言之中。这一切，令读者获得了一种深入浅出的阅读体验，亦体现了作者纯正的学术品格。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