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共分十八卷，每卷约80万字，总计1400万字左右，将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以编年形式加以立体呈现。  
　　今年84岁高龄的冯其庸认为，尽管此前中国文学史上有过少数的编年史，也只限于某一时段，而这部著作“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其历史意义来看，都可谓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霍松林在文章中评价说：“这部编年史代表了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编年史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便于完整地呈现其真实面貌，它可以有效阻止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
　　这部《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任总主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获得了国家“985”项目资助，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文：（美）韩瑞亚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2月

　　《中国文学编年史》积累的学术成就让我钦佩。我盼望仔细阅读，解决某些问题，同时发现新的研究线索。

在国外的立场

　　我体会到文学史的重要性是从我读研究生开始。那时哈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博士生第一年有两学期中国古典文学的必修课：第一学期是宇文所安教授教的，包括先秦到南宋，重点在诗歌和散文；第二学期是韩南教授，元代到晚清，强调小说戏曲。跟其他讨论课不一样，不要求我们分析作品，而要背很多具体的事实：作家的生卒年，重要著作的标题，文体的定义，与其他古典文学常识。作家，著作，和关键词的汉字要会写。宇文教授说，应该掌握这一切，以免到中国作研究时被同行和先辈歧视。读研究生期末报告和论文多，（除了外语课外）考试少；但是这门课有很严的期末考，一百五十道题要选一百道回答。刚上研究生不久的我们非常紧张，考试前做了不少的恐惧梦（因为我已经开始关心志怪小说，同学都把他们的梦讲给我听）。到考试那天我犯了两个梦中没出现前兆的错误：一个是把诗人谢灵运的运字写成云彩的云（十多年后给孩子们起中文名字都是用一云字，说不定是这时候决定的），一个是紧张得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考卷上。

　　这不过是笔者攻读中国文学过程中的一个笑话，但是我所受的教育，包括在美国与在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留学进修，在这方面的感受都是一致的：文学研究思潮往往有转变（因为是倏忽变化的现实跟古代对话，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任何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材料的详细掌握。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用处也许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大。除了几个有名的图书馆外，国外一般学校图书馆的材料当然没有国内的全，很多学者在没有收藏中文图书的学校或其他单位工作，可能在国外比在国内更需要这种总结原材料的参考书。而且在美国教中国文学，课的范围要比在国内广。在很多学校东亚系是小系，有两三个教授负责教中国文学已经算不错，结果研究明清小说的我也要教《论语》，老庄，唐诗，甚至当代小说。要认真备好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课，这种从先秦到现代的研究著作非常可贵。

志怪小说（笔记小说）与编年史

　　谈编年史与明清文言小说之前，先要提出这一点：《中国文学编年史》因为对不同文体的全面关注而价值更大。有时研究诗歌的关心诗歌的发展，研究小说的注意小说的演变，虽然各种文体确有自己的系统，当时作家和读者却没把文学活动限于一类作品，不同文体之间互有影响，尤其是笔记小说跟其他文体关系复杂。明清两代文体，系统纷纭，材料丰富，本来研究小说和对明清其他文体兴趣很深的我盼望能通过《中国文学编年史》获得更全面的文学观。

　　谈到志怪小说，有人会以为神仙鬼怪就是超越人间，是虚构的幻想，不受时空的约束。但是我指导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读《搜神记》等的翻译本，往往强调，其故事并不是欧洲童话的模式，“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far,away...”,在遥远而不确定的时代，地点模糊名字都不知的王国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国土（省，城，县，甚至街道名常常都指出）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代（也有详细说年月的）。对这些学生而言，地名、朝代和年号也许没多大意义，但是让他们考虑为什么这类故事会写得“现实”而具体很重要，应该让他们体会志怪小说的某些特点。研究志怪小说同样不能不重视历史：在最早的传统中，怪事怪物是当或凶或吉的预兆看，就是对历史当时状况的反映。据《西游记》第十四回，连孙悟空闹天宫也是在王莽篡汉时。干宝为“鬼之董狐”，蒲松龄自称“异史氏”，并非虚言。

　　神仙鬼怪各自跟人间历史和时间有不同的关系。鬼（尤其是乱世的鬼）是历史遗物；神常常是历史人物被神化的结果，还能显灵于后来的历史时代。仙是超越时间的，但是只有通过跟历史上的凡人接触才能证明这一点。志怪小说集反映了恒久的母体（反复重演的故事）与具体的历史情况之间的对立与混合。清代志怪小说家观览前人的记载，乐于提出类似的故事，进行比较。了解历史次序才能认识母体的传播和演变。

　　说是历史，当然是正史以外的琐屑传说、逸事和异事，有不少无关大局。跟编年史的逻辑而科学的安排相对，笔记体的特点就是杂碎，要把严格和正式的文体遗漏的东西归纳起来。但是杂碎篇什也遗留有作家的个人、家族、地方记忆与历史，而代表生活中的时间和历史意识。每则笔记小说把三个不同历史时刻连贯：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讲故事的时刻以及故事写下来和出版的时刻。清代笔记小说的主人公和故事的讲述者常常是他书有记载的历史人物（比方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例子很多）。把各则笔记小说和整个笔记小说集描述的“小历史”跟“大历史”联起来，《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提示是不可少的。

　　笔者过去和目前的研究注意大作家与小作家，所以对《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宽度很赞成。最关心的时代和作者如下：万历年间（钱希言、梅鼎祚）、康熙年间（蒲松龄、张潮）、乾隆嘉庆（纪昀等）以及光绪年间（俞樾、王韬、黄均宰、刘清韵、与晚清报刊上的志怪内容）。我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是探讨笔记小说关于“乱世”的描写，把对太平天国的传说和个人记忆的描写跟对明末清初的（甚至前代的乱世）的描写进行比较。盼望《中国文学编年史》有助于我对两个材料繁复的文学时代（明末清初与晚清）的把握。

文：卞孝萱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2月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生前曾呼吁编著文学编年史，几十年来，只有几部断代的（如秦汉、南北朝、唐五代、元等）文学编年史问世，尚无涵盖古今之巨著。83岁的我，今见《中国文学编年史》，喜出望外。开卷有益，老眼增明。谨以一颗耄耋童心，略抒拙见。

　　先说结构。此书共18卷，每卷为一“时代”。卷下设章，每章为一“阶段”。“阶段”下辖年，年下辖月，月下辖日。

　　次言内容。此书每一“时代”、“阶段”，皆有引言、绪论，直接引用古文献。年、月、日下所录之史实，包括：（1）与文学相关的重要事件，如朝廷举行乡试、会试，颁书给各省会及府州县学，下诏修书、禁书，文字狱等；（2）作家生、卒；（3）作家的功名仕宦，如入学，中举，进士，引见，赴任，致仕，丁忧，罢职，复职等；（4）作家的行踪交游，如缔交，唱和，集会，结盟，登山临水等；（5）作品之创作刊行，如成书，刻书，进书，序跋等。

　　再谈方法。（1）作家的取舍。既充分关注大作家，也尽量收录小作家。不偏重诗文作家，不轻视小说戏曲作家。从实际情况取舍，明清两代小说戏曲作家之重要性，有的超过诗文作家。名列文学团体者，有传，有不传，对不传的作家，也稽考其生卒年、事迹、著述等，集中地列于有关的年、月之下。还有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而以高官提倡风雅，与当时文士诗人过从甚密，也酌情收录。据一位学者所做的抽样分析，此书收录的大小作家中，今（近）人研究成果较多者约占1/6，较少被研究者约占5/6。（2）文献的使用。既重视古文献，也注意新成果。据抽样分析，此书引用的资料中，古文献占85%左右，今（近）人研究成果占15%左右。在所引用的古文献中，未经点校整理者占60%左右，经过点校整理者占40%左右。（3）史料的考订。目前流行的著作中，对某些作家生卒年、事迹之记载，有疏误者。还有某一作家之生卒年、事迹，各书记载歧异者。此书经过考证，对疏误者予以补充、纠正，对歧异者择善而从。（4）史事的编排。此书以公历纪年，括注中国之朝代帝王年号干支。月从农历。农历之年尾，或已入公元之下一年，予以精确计算。凡生卒年可考之作家，在其生卒年下，著录其字号、籍贯、功名、仕履等。生卒年尚难确考之作家（如某些小说戏曲作家），采用二法：或于有关人物之生卒年月下附见，或于其人作品刊行之年月下附见作者之生平。

　　《中国文学编年史》结构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方法之完善，略如上述。

　　接着评估此书之学术价值、实用价值。

　　此书共18卷，每卷约80万字，全书共1400万字左右，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全书上起先秦两汉，下至当代，时间跨度长，是一部系统完整地展示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空前的大型编年史。比较各种体裁的史书，皆有不足之处，此书适当调整体例，既充分发挥编年史的长处，又尽量弥补其短处，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编著进入了新的境界。例如时代-阶段-年月日的体例，引言、绪论的设立，可以揭示文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和阶段性特征，是这部文学编年史独具的优势。此书不但大小作家兼收，而且言行并重。在特殊情况下，“言”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有些序跋、函札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也酌情收入，可以对当时的文学史进程，有更多的了解。书中对作家的文学地位，兼顾到“点”的描述和“面”的概括。例如在某一作家的卒年下，不仅收录其去世的事实，还收录同代人或后人对其作品的看法，以便了解其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博采诗话、词话、曲话以及书目提要中对作家的评论资料，是这部文学编年史显著的特色。此书直接引用古文献，以显现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不作主观论述，以避免由于视角不同而造成的历史错位。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编著，对文学现象的解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理解以及作家的定位，作品的解读，都有可靠的文献为依据。对文献资料，书中经过了普查、阅读、筛选、标点而后收录，进行了去伪存真、去芜取精的考辨工作，虽细节亦不放过，以保证工具书的准确性、可靠性。明清两代资料，浩如烟海，付出的精力尤多。从文献搜集、收录的广度和精度，反映出此书编者治学态度之严谨。有比较才能鉴别。将此书与其他文学史进行比较，便可发现此书的许多优点，例如风会之说（如“盛唐气象”、“大历诗风”）与个别、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代表作品之实际创作（如李煜列入南唐，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列入明代，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作品传播与接受等问题，一般文学史限于体例，难以妥善处理，而这部文学编年史可以依次排列，条理井然，应有尽有，不留遗憾。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呼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现在出版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其规模与成就，已大大超出陈先生生前的理想。因为：陈先生所呼吁的，只是按“时间先后，空间离合”对作家、作品进行编年，而这部文学编年史增加了三方面材料的收录，即：重要的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用编年的方式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进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出来。

　　这部蕴含着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文学编年史出版后，将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能为中国文学史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由于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不但被教育部列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还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获得国家“985”项目资助。从历史意义来看，誉此书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篇书评的最后，我提出如下建议：中国古代杰出的作家，兼擅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不擅长书、画的作家，大多与书画家有交往。书画家笔下的精美的艺术品，激发了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创作热情，拓展了作品的表现能力和题材内容，千百年中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赞颂书画的诗文。题画诗、论书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异卉。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可以窥见当时文学家与艺术家心灵的交流，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与书画融通、渗透的特征，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建议《中国文学编年史》再版时，加强这方面材料的收录，使这部书更有锦上添花之妙。

文：霍松林 出处：文学评论 2007年第1期

　　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涵盖古今，规模宏大。其翔实而丰富的文学史信息，使这部著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并有可能为中国文学史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王瑶等学者所强调的，一种是董乃斌等学者所强调的。王瑶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给予热情洋溢的肯定，他从著述方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描述了现代学者的成就。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至现代，我们才有了第一本戏曲史专著即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第一本小说史专著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著述方式而言，“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的概念及范围都十分复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吸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引自陈平原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所写的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与王瑶先生的视角有所不同，董乃斌先生则较多强调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他认为：20世纪的趋势是“西方纯文学观影响日大，文学的范围日益集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这种文学观对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面貌有很明显的影响。但现已发现，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如讲秦汉文学，不应略去碑铭和策论；讲唐代文学，不但应重视赋，而且不可舍弃诏策论判诸体；讲明清文学，也应适当提及八股时艺。”(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第九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同上，第267页)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状况，无论是将其定性为“现代化”，还是指述为“削足适履”，所显示的是同一个事实：如何准确地辨别或呈现中国文学的历史面目，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编年史在最近几年势头颇为强劲。如曹道衡、刘跃进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的《秦汉文学编年史》，相继出版问世。而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将数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于一编之中，则代表了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编年史之所以在近年受到重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便于完整地呈现其真实面貌。编年史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从这个角度考察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就会有足够的认识，对它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的学术地位也会有更准确的界定。
　　这里试以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年)为例，对《中国文学编年史》在这方面的长处略加分析。从正月到十二月，共列纲十五条；另有十条，虽在本年而月份不明。合计二十五条，依次是：道士邵元节被命为真人；赵时春年十八，为今年会元；龚用卿等进士及第；同榜进士有陆绑、吕希周、石文睿、江以达、闻人铨、田汝成、樊鹏、袁褒、范言、王慎中等；王畿、钱德洪不与廷试而归；许谷应进士试不第，卒业南雍；张治道作《嘉靖丙戌六月五日京兆驿观进贡狮子歌》；崔铣作《与何太常粹天书》，尊朱抑陆，与阳明宗旨不合；世宗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王缶、贾咏人见，各作一诗相勖；《恭穆献皇帝实录》奉世宗命纂成；王世贞生；刘玉作《志怪》诗；董法从王守仁越中守岁；祝允明卒；朱应登卒；张邦奇为倪复《钟律通考》作序；毛风韶《浦江志略》成书；李濂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韩文卒；苏州知府胡缵宗刊行张凤翔诗集；戴钦卒；郑作别李梦阳南归，殁于舟中；王讴卒；张璁转兵部右侍郎；潘府卒。嘉靖五年是文学史上较为平淡的一年，而编年史写进了近40位与文学有关的人物，叙述了20余件与文学有关的事实；除李梦阳、祝允明、王慎中、王世贞、王阳明、王畿、钱德洪外，大都是通行文学史教材不予论述甚至根本不提及的。在一种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文学观念指导下，在编年史这样一种体例中，这些人物和这些事实都获得了存在空间；而正是因为叙述了这些人物和这些事件，嘉靖五年的文学世界才是立体的、富于生气的。比如，我们从世宗对诗的浓厚兴趣，看出了这位帝王对诗坛的影响；而郑祚与李梦阳的离别，则昭示出前七子淡出诗坛的情形。尤其是董法从王守仁越中守岁一事，包含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董沄(1458—1534)仅有《存吾稿》一卷传世，就著述数量而言，并非重要人物。但他的人生历程颇能显示那个时代的丰富色调。他早年迷恋于写诗，废寝忘食，以为“天下之至乐在是”；68岁时，闻阳明之学，欣然从游，从此视诗如敝屣；几年后，又究心佛典，以“空有”为心灵归宿。将董沄与王阳明的交往写进编年史，对于读者了解当时的人文生态，大有裨益。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与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教材面貌迥异，与已出的几部断代文学编年史或断代分体文学编年史相比，亦后出转精，尤其是在体例的设计方面，更为周密、完善。陈文新教授注意到一个事实：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其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中国文学编年史》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 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陈文新教授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中国文学编年史》也酌情收入。其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中国文学编年史》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点，《中国文学编年史》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学术工程，任务艰巨，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令人钦佩的是，在总主编、分卷主编和所有参与编纂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工程终于圆满竣工。他们不仅认真考察大量传世文献，还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保证了这部著述的学术质量。可以举一个小例子以飨读者。清代中叶的史震林，以写有《西青散记》八卷传名后世。在《西青散记》卷三中，作者记述了一位名叫贺双卿的苦命才女，遭遇悲惨，却在农事劳作之余，写得一手好词，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连用叠字二十多个，自然流畅，不露斧凿之迹，堪与宋代李清照的《声声慢》一词媲美。贺双卿是否实有其人?学界多有争议。其词或为史震林伪作，但的确生动感人，所以文学编年史应对史震林有所记载。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史震林的生卒茫然无知，只知他活了八十七岁。如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即以“生卒年不详”著录。其实有关史震林之生卒年，陈敏杰《史震林生卒年小考》一文早在1987年就已解决，即史震林(1693—1779)。只不过刊于《文教资料》中，不为人所注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也考订了史震林的生卒年，同上。《中国文学编年史》即据以著录(也有人认为史氏生卒年是1692—1778)。这类例证甚多，正可从一个层面显示出《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学术价值。
　　按照《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纪年概以公历置前，而以帝王年号纪年为括注，年下之月份则从农历，两种时间标志稍有龃龉之处，盖农历岁尾或已人公元之下一年。一般书籍括注古人公历生卒年，对此多不注意，而编年史则当力求准确。如明末清初施闰章、王士祜、纳兰性德之生年，陈与郊、函可、张尔岐、赵进美、陆陇其之卒年，皆属此种情形，稍不留意，括注公历生卒年就会相差一年。这一类细节问题，《中国文学编年史》从头至尾认真加以处理，足以见出各位学者用功之勤和治学态度之严谨。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必将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