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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王齐洲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
文：王兆鹏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6月

    20世纪以来，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各种类型的文学史教材已是汗牛充栋。随着几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经典性、权威性的树立，文学史的叙述方式、理论框架几近凝固定型，要想突破和超越已有的写作模式，写出一部有特色、有个性的文学史教材，实属难事。最近读到王齐洲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不觉眼前一亮，原来文学史可以这样理解和阐释。本书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转换视角。本书突破了过去作家——作品的二维结构，开始注意从作家——作品——传播——接受四个维度来建构文学史的新框架。过去的文学史，主要叙述的是作家和作品，而这部文学史则引入了传播与接受消费两个新维度，来说明文学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动因。虽然受篇幅所限，教材中未能详尽叙述各个时期文学传播与接受消费的状况，但著者已非常明确地注意到了传播与接受消费在文学发展进程的作用和影响。《绪论》在谈到春秋时期文学的私人化时说:“只有在文化传播手段能够摆脱官府控制而为个人所掌握，文学不是作为生活的手段而是作为生命的表达的条件下，文学的私人化才能够得以真正形成。”(第14页)在说到各个时期主流文体与非主流文体时又说:“文化的物质传播手段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制约着文化选择和发展方向，社会文化生产自然首先会考虑满足当时社会的文化主流消费群体的需要。”“每个时期文化主流消费群体并不是单一地消费着某一文学，他们可能同时对几种主要文学样式感兴趣。”(第26页)确实，一定的文学作品总是来源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经传播后最终为一定的阶层和群体所接受。不关注传播方式的变化和消费者的接受心理、接受能力，文学史的有关现象和发展进程就无法得到确切的说明和合理的阐释。在论述宋元话本小说的发展变化时，教材不仅注意到作者队伍的变化，也顾及到了“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文化消费群体的扩展，新兴文学样式取得了比传统样式更好的发展条件”。(第295页)正如本书所昭示的:加重文学传播与接受状况在文学史著述中的权重，从传播与接受消费的角度去探寻文学史的发展变化，将会是今后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二是脉络清晰。作为文学史，自然要理清文学发展“史”的脉络。分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这两种结构方式各有各的优势。以朝代为经、作家作品为纬的结构方式，便于了解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面貌，但某一文体自身的发展历程往往会因面面俱到的考察而被隔断或淡化。这部教材按文体分类来叙述文学史的变迁，就便于阐述各种文体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本书的新意在于，特别注重各种文学体式的发生与形成、源流与演变，其交代之详细，脉络之清唽，在以前同类文学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比如“诗歌的发展”一章，四言诗的成立，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形成与变化，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既有定性的分析，也有定量的说明。使读者对诗歌各种体式的发展变化了然于心。本书虽限于篇幅，但关于文体形式发展演变过程的分析却不厌其详，做到了人详我略，人略我详，从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关于小说的发生演变，一般文学史，都是追溯到《庄子》首次提到“小说”一词后，就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叙起，至于两汉时期的小说，其特点如何、影响何在，未多注意，以致于小说的发展脉络到两汉之际出现了断裂。而本书将小说这一文体的确立定在汉代，并根据《汉书·艺文志》等总结出汉代小说文体的四大特点和三大影响。这样，就使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更加完整而清晰，自先秦时代出现“小说”一词再经由两汉的确立到魏晋的发展，直至唐宋而终得成熟，弥补了一般文学史关于小说文体发展线索的缺失。而关于话本小说的来龙去脉，从唐代的俗讲和变文说起，历叙唐人说话和宋人说话的承传变化，比一般文学史阐述得更加翔实清晰。

    三是“通古今之变”。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般只说到近代而已。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注意每种文体在现代的“新变”。论诗歌的发展，不是说到近代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就打住，而是说到胡适等人“白话文新体诗的兴起”。即使是辞赋这种在现当代文学中已“过气”过时的文体，也专设一小节《辞赋的馀响遗韵》探讨辞赋对现代散文的影响。关于散文的发展变化，也延展到“五四新文体的出现”；论戏剧，则延伸到现代“话剧的萌芽”。至于小说，则一直谈到“现代派小说的兴起”。这种通古今之变的做法，将古代文学的新变与转型纳入到近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中，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力是如何在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得以延续的。

    我相信，这部有特色、有个性的《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并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要使这种生命力生生不息，尚需不断修订。如果今后修订，我觉得可以在点的深化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特别是重点作家作品的分析有的稍显平淡，新意有待加强。

文：董乃斌 刘扬中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中国文学史教材种类繁多，良莠不齐。今年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齐洲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富于创新精神又适于应用，是同类教材中的佼佼者。其优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程》改变了文学史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传统写法，采取以中国文学固有文体为本、分体叙述的体例，按《前言》所说，即“教程各章似一篇分体文学发展简史，全书又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分体合编”，此前已有人尝试。但《教程》篇幅短，更适合文学史课程的课时安排；在文体分类上取消笼统的“散文”概念，将辞赋与文章(含诸子文、骈文、古文、八股文等)并列，使全书呈诗歌、辞赋、文章、小说、戏曲五分状态，更切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突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特征。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影响，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发生过几次变化。早期以传统的泛杂文学观为据，将古代所有文字作品一概揽入，不免庞杂之弊；后变为持“纯文学观”而排除历代许多应用性文字，提高了科学性，却又未顾及此类文字有时也颇具美感，并具有感发人的力量，遂因削弱文学史的民族特色而获“削足适履”之讥；于是，再变为今日较多学者所认同的中国文学本位的大文学观。《教程》编撰者汲取了经验教训，强调了鲜明的中国文学本位意识，体现出富于民族主体性的时代精神。

    其次，《教程》坚持学术的前沿性，反映了当代最新的研究动态。《教程》不但引用最早最重要的资料，作出原原本本的叙述，同时还把目前学界的不同观点梳理清楚，通过扼要精当的辨析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在史料运用上，各章均关注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资料，如戏曲一章提到近年在故宫、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发现的许多宋杂剧演出文物。书中也不回避学术难题，如笔记小说，其定义、性质，在小说史上地位，学界意见纷纭，作为简史似乎不谈亦可，但《教程》特立一节阐论，这就把前沿问题及早告知学生，启示他们树立攻关意识。

    第三，《教程》构筑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要言不烦，点到为止，而将酣畅的论述、引申发挥、资料的补充乃至经典作品的深入分析等等留给任课教师。如在说到乐府民歌时，云:“有学者把北方民歌的情感类型概括为‘英雄崇拜’，而把南方民歌的精神气质总结为‘美女崇拜’。”无论任课教师是否同意，应该都有话可说。又如:“在中国文学接受史和影响史上，陶渊明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个案，其中有些问题的原因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如对与陶渊明同时的许多作家或诗人都进行过评论的《文心雕龙》为什么没有提及陶渊明，而与刘勰同时的钟嵘在《诗品》中虽有论及却把他列入‘中品’。”直接把困惑放在老师和同学面前。

    第四，《教程》很适合教学需要，可分可合，可详可略，配件齐全(每章设基本概念、参考题、阅读书目，书后附历代作家生平简介和文学大事年表)，确如编者所说:是一种用心的安排。

    第五，《教程》显示出编者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刻意的理论追求。《绪论》第一节谈文学史的观念和写法，触及到文学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对“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写法及其反映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提出了质疑，并把问题归结到“是采用文学的方法，还是采用史学的方法”，即着重于审美还是着重于实证上去。得出结论:“在文学形式和文体发展的描述中，应该尽量采用历史的方法，而在文学内容和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应该注意采用文学的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能否有机结合，是文学史编写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综观全书，这已成为编撰者自觉遵循和贯彻的原则。《绪论》第二节中提出了不少值得学界重视的探索性观点。如:“如果以书面文学的主流文体的创作主体和消费主体为依据，中国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贵族文学时代、精英文学时代、市民文学时代、大众文学时代。”这说法很新鲜。再如论到传统的应用文体中也有许多美文，指出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等等，都是很精彩的。

    当然，凡理论问题也往往会有可商榷处。如谓元散曲与诗歌文体“判然不同”，并将元散曲放在戏曲一章中讲，恐怕就会有不同意见。看本书所述具体内容，倒恰恰说明元散曲其实是一种新诗，正如词之对于诗一样，跟戏倒并无多大关系。又如:“传奇与志怪的区别，除了篇幅的长短、描写的精粗而外，最重要的就是作品内容有无爱情成分。”甚至认为“所谓唐传奇，实际上指那些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唐人小说……”，此说不为无见，但概括是否周严，似乎尚可再酌。但这些并不影响全书的高质量。我们很欣赏《绪论》一章，能把文学史的规律性问题讲得深入浅出，文字如行云流水，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力和透彻的思考是办不到的。不过，我们也想到，《绪论》在教学实践中这一章也许放在最后来讲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