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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读经典》的第一版由埃斯特尔·卡尔维诺编辑，在蒙达多里出版社的“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书”丛书中出版。除了给予这本书以书名的那篇文章，这个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文集包括了三十五篇绝大多数是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文章（只有四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谈论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并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对卡尔维诺有重要意义，或是激起他的钦佩的作家—从荷马到格诺。
　　这一版的《为什么读经典》完全重印了该书的第一版，包括由埃斯特尔 ·卡尔维诺签名的卷首语。我们转摘了卡尔维诺在1959年春天为回答《新论点》杂志向当时主要的意大利作家提出的“九个问题”（第38—39期，1959 年5月—8月，第11—12页）而专门写的答案，作为作者的前言。将卡尔维诺在1959年的喜好—这些喜好仅仅用一句短语（“我爱……因为……”）来说明—与他相同和随后年代的文章里那些经过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喜好（特别是关于相同的那些作者）加以对照，作者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

文：潘望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4月

    在人们阅读过卡尔维诺的众多小说之后，《为什么读经典》姗姗来迟。如果说小说展示了作家的心灵，那么文学评论则可以称为作家的眼睛，它昭示着读书籍和看世界的个人化倾向。在《为什么读经典》里，卡尔维诺论及他喜爱的作家，并且给予他们经典的重量。这种私心所爱的揭露再次开放了卡尔维诺的秘密花园——沉默简洁的植物悠然生长，宇宙以最无限的形式在上空翻转，气息呈现灰色的安宁，作家作为园丁通过智性和想象管辖着这片天地。

    在《为什么读经典》里，人们有机会接近作家喜爱的作家，但这仅仅是机会而已，并且这些机会像时间一般轻易从人类的手掌间逃离。你会视伽利略为文学创作者吗？你听说过十七世纪一个叫西拉诺的法国人写了本叫《月球之旅》的书吗？蒙塔莱、卡尔达诺、莱奥帕尔迪在中国鲜有详细的介绍。尽管卡尔维诺详尽且忠实地分析他们的节奏、主题、修辞甚至癖好，但是这些我们没有读过的书始终代表着未知世界的运命，无法切实落在我们心上。原著就像一片田野，而评论是由土地生长的山楂花或者矢车菊。卡尔维诺对那些我们不太有机会读到的原著的评论无疑是美丽的花朵，它们以无根的姿态漂浮在阅读的夜晚。

    即使在这些陌生的篇章里人们仍能看见熟悉的卡尔维诺，因为他的心灵和眼睛都未改变，那些在小说中出现过的理念同样是他文学评论的标准。卡尔维诺无疑是以博尔赫斯的方式在观望整个世界，他们都认识到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并且致力于通过这种精神秩序战胜现实的混乱。在这类作家的传奇中，命运的实现方式产生了微妙变化:形而上的智性冒险使形而下的现实世界隐形了！所以毫不奇怪，卡尔维诺论及博尔赫斯时除了时间、时间和时间，就是理念、理念和理念。

    这样看来，他同时也喜爱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马克·吐温、康拉德似乎难以解释，因为这些作家注视并且投身并不纯粹的现实。但卡尔维诺对他们的推崇恰恰划出了他与博尔赫斯的界限，因为人们的所爱是一面镜子，这些被爱物忠实反映着施爱者的目光和心灵。他喜爱巴尔扎克塑造的寓言般的巴黎、司汤达无可比拟的激情、狄更斯关于人性邪恶的阴暗描写、康拉德敌视世界的黑暗但抱有乐观的理性主义……卡尔维诺对现实和人性的关照使他避免成为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他的小说虽然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但仍旧或多或少关注人的大地。比如《寒冬夜行人》在形式上是先锋的探索，在内容上仍是一个关于爱情的阴谋和突围。而《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更是写出了人性的优美、执着和冲突。想像是他写作乃至认识世界的方式，但他并不仅仅以此过活，这就是他与博尔赫斯最大的区别。博尔赫斯深深活在冥想世界里，他的题材是超现实和超人性的，人类并不是他关注的对象，形式、时间、无限和永恒才是。相对于蛰居在书本和沉思中的博尔赫斯而言，卡尔维诺住在世界边上:既在现实世界边上，也在想像世界边上，但是偏向想像这一边。就像他在这本书中提到的:书面文字的力量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既是作为那经验的来源又是作为那经验的终结。

    现在让我们回到书名《为什么读经典》，这也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卡尔维诺在文章末尾援引了一个小故事:“当毒药正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首曲子。‘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首曲子。’”而柏拉图的《会饮》说了相反的故事，在谈话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承认爱情超凡脱俗、尽善尽美，但最后都用它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两个古老的故事都是悲剧，前者源于美德的亡佚，后者源于美德根本没有存在过。那么阅读的美德是什么？卡尔维诺认为阅读行为本身就是经典。当人们不再读好书或者出于功利目的读书时，书本的经典和阅读的经典性便顷刻消失了。

    1985年，卡尔维诺在即将主讲诺顿讲坛之际突发脑溢血。在漫长的手术之后，作家醒来发现自己身上插着许多输液管，他戏谑:“我觉得自己像个吊灯。”而为他主刀的医生则兴奋不已的对记者们说:“我从没见过结构如此复杂的大脑。”两天之后，卡尔维诺与世长辞。在此之前，1983年11月28日，作家将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帕洛马尔》赠送给他小说的英文译者戈尔·维达尔，他的题赠是:“给戈尔，关于自然的最后的思索，依塔洛。”“最后”这个字眼作家不会轻易使用，这是否意味着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都在学习死亡，在生的时刻，就将死融化在生活里。而卡尔维诺的小说有种包容之感，这种包容越过生死，展现宇宙、自然和人类。在思想国度内，万事万物没有坚硬的分界线，从此到彼不过一个闪念的距离。生活也不是毫不松动的，它有其易逝性和消融性，穿过这些物质和精神的正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它们表现一切，包含一切，并且超越一切。

    精神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位格是什么，看、回忆、同情是什么。文学应该表现这些越过物质基础的事物，一个事件也需要从它的时间性里被解放出来。为什么读经典，为什么读卡尔维诺，因为希冀某种永恒:世界是爱和冥想的对象。同时，艺术肯定生命。

文：叶隽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2月

听作家谈经典，与听学者谈经典还是大不一样。当我们习惯了将学者作为知识世界的立法者来看待时，忽然听到独行者卡尔维诺的声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正读多了如文学史家那样庄严慷慨的斗士言，跟着卡尔维诺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四处闲荡，真地很惬意。有些本雅明在《发达时代的资本主义抒情诗人》里的描述感觉，做一个“游手好闲的波希米亚人”。读经典也需要流浪的感觉吗？是的，不但需要，而且很重要。
布鲁姆（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１９３０年生）撰《西方正典》，希望通过自家的努力，能清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系谱井然的西方经典工程，共涉及２６位西方经典作家，以时序为经，国别、文类兼为纬的架构，是“在论述代表各个民族之经典的人物”。这样一种宏大道统使命，使得他既显得悲壮，也不乏建构体系的雄心勃勃。
但和作家在一起面对经典时，似乎大可不必那么“正襟危坐”。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纳博科夫，都有相当挥洒自如的那种潇洒劲儿，你看他们谈古论今，信手拈来，仿佛在说些家常般的轻松。但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当你转换了角色，准备要和这些大作家一起读经典的时候，哪怕只是读他们的“阅读笔记”，没有基本修养和相当积累是困难的。譬如，当我和卡尔维诺一起读这些西方文学史的名著时，仍然会觉得吃力。如此说法，并非是说卡翁文字的不体贴，而是说对此翁笔调的不熟悉。
尽管卡翁在开篇列出了洋洋多条的经典原则，颇有理论总结的气概，但细察之，他还是属于狐狸型的作家，只凭借着丝丝的灵性加以发挥，那１４点定义，作为一种闲来无事的消遣则不错，可真论究起来，确实难称高明。再比较具体的作品感觉，谈《奥德赛》，提炼出一个“忘记归来”的主题，认为：“必须寻找、思考、记住归程：危险在于，这归程可能还未发生就被忘记。”他甚至认为：“《奥德赛》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它使一个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史诗英雄与‘女巫和巨人、怪物和食人族’斗争，这些处境，属于更古老的传奇类型，其根源是‘古代寓言的世界，甚至原始魔术和萨满教的世界’。”如果与奥尔巴赫的分析相比，距离不可以道理计。奥氏从奥德修斯伤痕入手，一层层剥离出具体入微表象背后的文本深意，并深入到思想／文化层次，不但立思佳妙，而且文采盎然，更重要的则是，后者有着明确的理论立场：“我的诠释也遵循着某一特定意图，不过这种意图是逐渐成形的，是在把玩文章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我一直按文章的思路进行分析。所用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信手拈来，挑选时基本凭偶然所遇和一时的兴致，而不是靠精确的意图。在进行此类研究中注重的不是规则，而是错综交织和互相补充的倾向和潮流。我并不只给读者展现狭义上为我的意图服务的东西，相反，我总是努力做到对于多样性给以足够的重视，使我的表达具有伸缩性。”
再看一部，谈《鲁滨孙漂流记》。卡翁努力将笛福的身世与鲁滨孙所象征的商业精神勾连起来，应该说还是有见地的，但他的论述，基本上属于兴之所至，一会儿夸奖这是“一部值得逐字逐句重读的小说”，称赞小说与作者倾向于“守规则的商人”，一会又转到“秉性难移，甚至会沾染上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论战的色彩”，最后又转到作者与蒙田关于食人生番论述的关系。知识固然广博，点题却难到好处。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今人黄梅之作《推敲“自我”：小说在１８世纪的英国》，其专章“笛福笔下的精神漂流”写得非常精彩。《鲁滨孙漂流记》的中英文本都读过，对鲁滨孙那样的人物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但读到黄先生的解读还是不禁大开眼界。此章分为四节来处理，即“新世界的创业英雄”、“鲁滨孙的‘在场’和‘不在场’”、“罗克萨娜的‘罪’与‘罚’”、“笛福对‘人性’的推求”。以鲁宾孙为大众所熟知的形象，而引出１８世纪英国社会的主流话题，将英国思想界与宗教背景一一列出，让人如影随形，大有“千里走单骑”的惊险之慨，待得终了，又仿佛大戏之落幕，精彩之处犹让人回味不已，很有“江上数峰青”的感觉。卡翁之论，则未免“相形见绌”。
但即便是扬长避短，想做狐狸，我觉得在洞察的深度上，卡翁亦不如昆翁（昆德拉）。昆氏之著《小说的艺术》，虽然只不过选了他的七篇文章而已，但确实是反映出了作为作家的独特批评观。其所论往往发人深省，风骨独标，如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就将其与布洛赫（Ｈｅｒｍａｎｎ Ｂｒｏｃｈ?熏 １８８６～１９５１）的《梦游者》（Ｄｉｅ Ｓｃｈｌａｆｗａｎｄｌｅｒ ）和卡夫卡的《城堡》加进来，认为：“Ｋ，帅克，帕斯诺夫，埃施，胡格瑙：五种根本的可能性，五个方向标。我认为：没有这五个方向标就无法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地图。”（后三者为《梦游者》主人公，《小说的艺术》第６９页）这样的睿智之见，可惜，我未能在卡翁此书中读到，也或许是，我的感觉没有找对。另觉遗憾的是，此著中虽然涉及著作不少，但竟然没有一部德语文本（当然他提到了黑格尔、恩格斯），不知是否是卡翁兴趣的限制，那么，他所选择的文学趣味与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呢？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问：卡翁之何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