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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里，友人张直心，自杭州来电话，说他关于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部书稿，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约为写序，我欣然答应了。不久，即接寄来的打印好并装订整齐的书犒，名为：《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 从那时至今，已近两月。当时正忙着别的事情。这中间，我抽暇花几天工夫，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了一遍大作，颇为书里提供的奇异生活的和文学情境，与深湛的理论思考所吸引，随手在电脑里录下了一些杂乱的摘记。后因诸事，搁下了。 二月中旬里，友人张直心，自杭州来电话，说他关于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部书稿，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约为写序，我欣然答应了。不久，即接寄来的打印好并装订整齐的书犒，名为：《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 从那时至今，已近两月。当时正忙着别的事情。这中间，我抽暇花几天工夫，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了一遍大作，颇为书里提供的奇异生活的和文学情境，与深湛的理论思考所吸引，随手在电脑里录下了一些杂乱的摘记。后因诸事，搁下了。

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四年前我去过一次昆明。那时正是我母亲重病的时候，所以来去匆匆，除了在云大的校园里转过一圈外，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虽然也几度梦绕那彩云之南，西双版纳、香格里拉、大理……都是梦中的好山好水，终因忙忙碌碌，屐齿无痕。但对云南的向往依旧，那里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之地，民间风俗的丰富多彩可以想见，我常常想，少数民族文化的共聚与繁荣，一定会孕育出斑斓多彩的伟大文学。我一直充满趣味地关注着来自这块土地的文学青年。十多年前，拉祜族青年作家娜朵来复旦进修，我曾用通信的形式为她的小说写过两篇评论，鼓励她刚刚起步的文学尝试；七年前，我也为彝族青年作家纳张元举办过一次作品研讨会，会上师生们对少数民族文学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去年，我又指导了一位纳西族的青年教师，我目睹了她在复旦感受的精神的变异和发展，由衷感到喜悦。为了解这一块神奇土地上的文学，我还曾经拜托作家白桦代为组稿，打算策划云南青年文学的专号，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上海的读者。

    但是，尽管我为此有所努力，在阅读张直心教授的论著《边地梦寻》时，打心底里只能感到惭愧。直心教授也是上海知青出身，青年时代在西南边陲地区度过，“文革”后在云南考上大学，留校任教，90年代中期才调到杭州。在云南时，他主要研究方向是鲁迅和现代文学，倒是回到江南以后，才转而研究边地的少数民族文学。他把自己的论著定名为“梦寻”，也就是说，在已经离开了这块土地以后，他所不能忘怀的思绪和情感，促成了这部研究论著。这部书稿中只有一章是他在云南时期写的，当时还没有全书的结构，所以，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全方位的探讨和阐释，确实是他“梦寻”的内涵。这个书名让人联想的不是一部研究论著倒像是散文集，但我特别理解直心教授的这种感情。“梦寻”在这里似乎有双解的意义，一是学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有时需要调整，就如巴赫金在讨论欧洲民间传统时所说的，需要一种“降低”的方法，使研究者从高高在上的评判者的地位降下来，降到文学文本中，用审美与感受的眼光来理解文学本身，这对曾经是知青的张直心来说，其心态尤其是这样；二是，少数民族作家们面对越来越远去的民族文化记忆和主流文学的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创作，何尝又不是一种“梦寻”？直心教授正是从这些文学作品里触摸到一种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痕迹，才像发现新的矿物一样去做饶有兴趣的探索。他为《边地梦寻》补充了一个副题:一种文学经验和文化记忆的勘探。

    云南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省份，二十五个民族相安共生。《边地梦寻》论及十三个民族三十余位作家的创作，按作者后记所言及的先做文学编年史后做系统研究的方法，其目光所及远不止这个范围。其着重讨论的作家中，有佤族作家董秀英，傣族作家陈建华，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白族作家景谊、张焰铎，哈尼族作家黄雁、哥布，纳西族作家亚笙等等，这些作家大多也有了一二十年的创作史，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们又是大山丛林背后的寂寞者，在汉文学为主流的当代文学领域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影响。我有意查了一下网上的google索引，有关他们的信息并不多。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评论家们关于少数民族的话题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位已经被认可的作家身上，而更多的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却被无意地忽视了。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文学的色盲，除了读过董秀英的少数作品外，我对这些作家的创作也同样不熟悉。这就是我前面要说的，读了《边地梦寻》后打心底里感到惭愧的缘由。

    少数民族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不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教育部设置的高校中文一级学科里，同时并存汉语言文字专业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学科点，但一个悖论也是存在的，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还仅仅是那些用汉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文学作品，云南的作家也都以现代汉语表达为荣。如果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少数民族作家使用现代汉语来表达他们自身民族文化的诉求，在传播和流通方面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否也因为现代汉语并不是他们的民族母语，而影响了他们对自身生命的贴切表达？或者，用汉文学审美传统熏陶培养出来的读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生命内涵又是否能够做出贴切的理解？我觉得这样两层隔膜都是存在的，张直心教授非常敏感地感受到这个矛盾的尖锐性，他甚至有些悲愤欲绝。在作为附录的一篇题为《守望山林:生命与图腾的冥合交感》的文章里，他很深入地探讨了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为什么在1993年发表《丛林幽幽》以后不写小说的原因，又联系到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创作《心灵史》以后也不再涉足小说，他不无感伤地发问:

    两部绝笔心心相印:一个在“汉文明的海洋里，继失去故乡，失去母语之后，失去信仰”的母族刻下一部“心灵史”；一个为行将丧失森林、丧失“自己的声音”、丧失传统文化的民族留下了一部图腾志——还能传承么？那湮没已久的种族记忆？还能指认么？那边缘民族特异的生命血质？

    然而更为惊心的是，他在后记里提到了满族作家老舍在《断魂枪》里让镖师沙子龙连声“不传！不传！”的呼声，以及老舍绝笔《正红旗下》中包孕的痛苦眷恋的精神世界，他动情地说:“影响之深刻，甚至延伸至十余年后我撰写此书时，冥冥中竟以论述乌热尔图、张承志绝笔的文字作结，应和着当年老舍‘不传！不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绝唱。”

    这些文字放在论著的最后才出现，我想用“卒章显志”四字来形容这本书的强烈思想风貌。张直心教授平时温文尔雅，慎言敏行，但从这些文字里却明明感受到烈焰一般的个人情愫。他在云南插队于佤族居住地区，自然对少数民族的人情风俗有不足与外人道的感悟，但能够如此深切地体验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命，在当代文学评论领域，实在是空谷足音。有了这种切切之情作为初始动力，这部论著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道常人未道之处，俯拾可见——

　　关于审美范畴，直心教授特意拉来深谙汉传统美学意境的汪曾祺老人作参照，分析了汪氏创作中所谓的“中和”、“虚静”、“平实”的风俗画美学意境，而云南少数民族的风情画意境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则是浪漫、浓烈、传奇等边地民族的美学，由此分析了汪氏关于云南风俗的描绘总是在审美意境上错位。分析言之成理，用反证的方法，有说服力地展现了云南边地民族审美境界游离汉传统的特殊性。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直心教授杂糅了巴赫金的“民间自然主义”的狂欢理论，用“杂语喧哗”“杂种气”来概括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的特点。他以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语言艺术为个案，由“杂”进入狂欢理论，揭示了这种——藏语、纳西语、滇西北方言、普通话、欧化语咳唾成珠；土语、俚语、俗语、谚语、社会主导话语、城市流行话语、街谈巷语乃至污言秽语涉笔成趣——的语言狂欢现象。我以为这一概括不仅仅对查拉独几的创作风格把握很准确，而且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整体语言特点的认识也是有益的。大约除了个别没有自己语言的民族以外，一般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总不会是澄明干净的现代汉语，多少显得杂芜而含混，这不是缺点，而是得以保存本民族被遮蔽的真实信息而必然表现出来的语言张力。

    关于叙事体式，直心教授有意把“唱歌似的体式”界定为“云南民族风情小说的基本体式”，从中又划分出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唱歌形式。民歌单纯而反复吟唱却不觉其单调乏味，这是因为有旋律和声音来调节其中的变化，但从声学艺术转向语言文字来表现，必然涉及到叙事体式的作用。虽然直心教授没有就这种体式深入讨论下去，但我以为这是对研究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极有价值的思路，不仅仅对云南边地有意义。

    直心教授的梦寻却让我醒悟，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的研究者，确实还有许多书要读，还有许多事要做。

文：企　吴 出处：读书 2007年第7期

　　曾经栖栖靡定的漂泊已经作别，梦一下变得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在云南边陲三十年后回到江南，浓重的文化记忆挥之不去，于是有了对边缘文学经验的深情回望与着力探勘。这就是张直心集多年心血的专著《边地梦寻》。
　　表面上看来这是“远离中心”的论述，然而，恰恰是作者自觉自信地定位于“边缘”，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事象做了有深度的述析，并有所发见，不能不成为对“中心”的有力回应。人们往往以“观光客”的目光赞叹云南的美丽、丰富、神奇，却未必能像作者这样悉心开掘那里的文化资源、文学诉求及其背后的民族记忆；人们往往垂青于边地的神话、史诗、传说，却未必像作者这样在寻梦中借几代作家作品的烛光去照亮那些“活化石”；人们也往往眼企于都市、热点、媒体的文学炒作，却未必像作者这样以边缘站立的方式，面对俗化而寻求精神，面对“空白”与“断裂”而寻求历史的追问。
　　这种追问，首先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脉动的重新考量和梳理。作者从早年期刊《滇潮》、《翠湖之友》、《云波》的故纸堆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投影中，窥察了“萌生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踪迹，肯定了马子华、李乔等先驱者紧贴时代主潮的努力，却也指出凸显边地文学趋于中原的“普同性”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的弊端……而到了正值进行时的“创获期”。作者又通过对多部新作的细腻分析，把握它们映现“边地民族无声却更其有力的心的搏动”的特征。也就是说，在现今新世纪新阶段，既要有普遍性的中华意识，同时又更要保持自身基于少数民族立场的种族记忆、生命血质和个性选择。这种梳理和概括，大致符合云南以及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轨迹，体现了从“同而不和”到“和而不同”的走向。如果说，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因袭大一统的思维，总在强调独特性应服从于普同性，以他平他，曲己从人，结果是多色变为单色，同则不继，所谓“民族特点”“地域特点”只成为空洞的字眼；那么，经过变革的阵痛、沉重的反思，终于开始了不仅“证同”、更要“求异”的文学践行，在“多元一体”中寻找“异”，寻找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也寻找“集众芳以为美”的路径。
　　追问确实需要面对不少前沿话题。作者在书中所阐述、论证的以下三个问题，对我们不无学术上的启迪。其一，民族文化的解释权。他指出，有的外来作家可以接受契合汉族传统审美规范的云南“翠湖”，却不能接受那野性的“兽之谷”，那神异的“摄魂之地”，那放恣的热带景观，然而，正是这些边地风景，“孕育了边地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和展示，也注入了边地型生命的气质”。也正由于如此，不可剥夺边地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阐释权，不可以他者的声音替代边城人的声音。这关乎是否尊重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独特创造，因为那里有命运，有历史，也有性格。其二，“民族化文体”是论者的一个关键词。作者将“民族情调”、“文本无邪”、“语言无蔽”视为基本性征，反复强调要“注重从民族文化涵蕴的强度与深度上表现其话语形式的独立性、特异性”。其三，母题变奏和诗性智慧。作者敏锐地观察到：“神话结构、神话原型、神话思维以及神话语法的运用，使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平添了涵盖力与升腾力，逸出了不无逼仄的个人经验世界，向那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诗性灵境提升。”这样，母题的反复呈现与变奏，原型与现实的移位变形，自然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诗性智慧的实验场，企盼有更多切实的回应。
　　作者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提到，他所信守的批评乃是批评家“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或许正是出于作者肌理绵密而富抒情冥想的性气，他发现了哈尼族青年作家哥布── 一个喜欢独处边缘的“隐者”。从这位分别以风景的梯田、礼俗的梯田、歌声的梯田和灵魂的梯田为题，对哈尼梯田文化进行多维解读的作家身上，从“天在镜中，人在镜中，万象皆在镜中”的色彩和光亮中，感悟到难能可贵的“生命静深”与“艺术静深”的灵心独绝，那也是作者自己对“人与自然互渗互化、相知相融”的一种渴念，一种与研究对象相通的“澄明之心境”。或许正是出于作者不循常规而喜“出位之思”的文心，他发现了藏族作家查拉独几，正是这位“狂者”，采取了“反叛的叙事”，语流放纵不羁，“回旋游走于崇高与低俗、正剧与闹剧、一本正经与‘玩世不恭’、重构神话与冒渎神明的重重悖论间”。这同样是作者的心灵向往，即边地文学需要又一种“骚动间饶有生气，粗粝处尤显雄阔”的艺术创辟。
　　真正的边地并不特指一个地理位置。在人们目光延伸的同时，它也包含了一种时光的喻意，一种难以消失的记忆。它在文学中被转换成欲望、心律、念想、理性、智慧以及无穷，成为摄魂之地而让人梦萦。时光流逝，越是被遗忘的，蓦然回首，越感到值得珍惜。越是鲜有问津的边地，越有珍贵的泥土尚被荒草遮盖。我总想，唱得美妙动听的夜莺，不一定都穿梭于京津、沪上或羊城的水泥森林，而往往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里，除了夜莺，还有文学的灰姑娘默默击节和吟。如此读来，《边地梦寻》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美妙动人的文学景观，也使人们看到，边地有一批民族文化的守灵人、民族生存的守望者、民族文学的护法师。希望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