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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论史》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研究的学术专著，又可以视为从诗歌理论批评角度进行切入研究的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自先秦，下迄晚清，采用广义的“诗”的概念，涵盖中国古代“诗、词、曲”等韵文学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内容，包括先秦两汉诗论、魏晋南北朝诗论、隋唐五代诗论，两宋及金代诗论、元明诗论、清代诗论、晚清诗论六编。全书150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册，由黄山书社于2007年元月出版。本书是21世纪初中国文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领域近年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

　　中国古典文学中广义的“诗”的概念，涵盖中国古代“诗、词、曲”等韵文，而“诗论研究”则相应地涵盖对这些内容和与之相关的批评和理论的研究。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系统全面、规模空前”的《中国诗论史》（霍松林主编，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合著，黄山书社，2007年1月）的新近出版即受到学术界关注、并成为一个学术话题。

　　《中国诗论史》是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科研资助项目，由陕西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主持，并担任主编，由首都师范大学漆绪邦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梅运生教授、吉林大学张连第教授负责具体撰稿，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劳动，始得脱稿成书。为了写好本书，早在1991年就先由霍松林先生主编，由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林珂四位教授合撰，出版了《中国历代诗词曲论提要》（由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著录诗论专著214种，词论专著53种，曲论专著27种，共计294种。列入“存目”的，诗论专著88种，词论专著51种，曲论专著4种，共计143种。两项总计437种。该书重点在精要准确地撮述诗词曲论“原典”的主要内容，同时考述作者生平，成书时间及版本源流等。是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极高赞誉，迄今仍然被作为本专业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正是在这样扎实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著者才能够成功地撰写完成《中国诗论史》这一洋洋大著。有学者评论，这种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无疑也可以成为典范，对今天赶课题的浮躁学风，特别是逼迫学者们匆匆忙忙地完成所谓的考核指标的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是一种无声而严肃的批评。

　　日前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有关《中国诗论史》的学术座谈会上，学者们一致评价《中国诗论史》是一部“本色、平实而厚重，精当且精美”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黄山书社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做出的成就，则得到陶礼天教授的特别敬意。他认为这部书是当前中国古代诗论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认为这本书从诗学角度完成的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史；该书的创新处即在于“敢于碰硬”，如对经学与诗论的关系这样高难度的“硬”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结论令人信服；该书典型地体现了从“诗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点，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诗论史》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研究的学术专著，又可以视为从诗歌理论批评角度进行切入研究的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自先秦，下迄晚清，采用广义的“诗”的概念，涵盖中国古代“诗、词、曲”等韵文学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内容，包括先秦两汉诗论、魏晋南北朝诗论、隋唐五代诗论，两宋及金代诗论、元明诗论、清代诗论、晚清诗论六编。全书150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册。

（文：金桂兰　赵敏　吴立会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

文：汪涌豪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8月

    皇皇三大册，洋洋百余万字，由霍松林主编，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三先生历十余年撰写的《中国诗论史》终于出版了。开卷细读，深感评骘的平情与允妥。其朴厚的体调和从容的意态，更让人想见老辈学人的谨重与端严。

    霍先生，尤其是三位具体的撰者都是个人20年前拜识的学界前辈。说起这20年，古文论研究大抵走的是如下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以“述”为主，立足于文本的清理和总结，还原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样态；一是以“作”为主，立足于原典背后意义的阐发与建构，以接续传统资源的当下生命。从目前看，走前一条路的人多些，成果也更丰富，通史之外，一些分体通论的不断出现，在在呈示着这一路研究的耕深拓广。如今，又添此新作，阵容与规模更不同凡响了。全书从诗学批评切入，是为分体专论。但因作者用力勤，论列细，所谓绠长而汲深，故所得甚夥。至从先秦说起，一贯直下晚清，眼界阔而视境远，更使全书在格局上拉来了与同类著作的距离，故又可称辙远而遇广。

    具体地说，尽管全书采用的是按朝代分编，依年代为序的通行体例，且立论与判断少有惊听回视之论，但有一分事实，说一分道理，朴实到极处，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淡定与自信。更不要说在许多史料的处理和细节究明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其平易中见奇崛的贴体确当，娓娓叙述中见从容做细活的静气与耐力，足以纠正“老手颓唐”的旧说，而向人垂示一种从心所欲的高上境界。其间尤可肯定者有三:

    一是背景交待不惮烦细，纤悉备至。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最见功夫。盖一般著述介绍某一种文学思潮或观念、命题时，通常也交待背景，但多常识的重复，草草说过，既不能提携起一个特定时段趣尚变化的消息，也鲜少近事切理的针对性。本书这部分内容不仅翔实，且多为作者读书自得，故运用得既精到恰好，又绰有余裕。譬如论及刘勰生平及其与佛学的关系，就能结合南朝特殊的文化氛围，将《梁书》与《南史》本传相对照，点出前者“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一句用“然”字转折来区分不同阶段刘勰思想的差异，对了解作者生平殊为关键；而后者删去此字，是将论文为文混为一谈，影响所及，一直至于今人对《文心》旨趣的偏误理解。可谓其大无外，其小又无内。如此于细小处见大义，眼光是很老辣的。

    再是缕列分析往复再三，切中肯綮。本书对各家理论都能做到条分缕析，概括无遗。由于材料精熟，解读精细，有时即使一段文字、一个命题，也能分析出几重涵义，从而使歧义、多义与复义之间隐藏着的古人的深在思想，一一得到究明与落实。譬如介绍金代赵秉文的诗论，于《答李天英书》一文，寥寥数句，能厘析出互相关联的三层意思，从而解明其在如何学古方面所持的立场。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当然，不看具体的对象，不酌量问题的轻重，全盘一味如此，也不免支离。作者的这种分析，通常与一个时代诗学发展的主干与脉络相挂联，在火候的把握上足称允当。

    最后是立论判断稳妥含蓄，引而待发。记得汪容祖《史学九章》曾对学术研究中“纵任今情笼罩而疏于识古”的现象提出过批评。再往前，乾嘉学派要人于“古人之身处”多下功夫，而对“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也多有否定。本书作者于此可谓恪守分际，没有把握，从不把话说死。如对“诗言志”这个命题，能从春秋赋诗、引诗说起，指出它尽管涉及作诗，但主要指用诗。“诗以言志”既是理性的行为，那么此“志”必然指用诗者的理性之“志”，而非作诗者的抒情之“志”。这就清理了“志”的理解上存在的种种误读，并排除了“情”的搅扰。引申下去，传统诗论在某种意义上多是读诗用诗之论，即旁观者的工具论，儒家的许多诗论学案都围绕“诗以为用”展开，强调诗的工具性、手段性和功利性，这些都与言说者的旁观身分有关。故诗论是可以分为两途的，用诗者、旁观者之论与作诗者、当行者之论正不相同。当然，这类后续引申，作者通常是谨重不言的，只是字里行间，逗而待出。倘读者细加寻绎，自能浚发思考，有所领会。

    若要说本书的不足，在新材料的占有与拓展方面还是稍有欠缺。譬如近年来为学界广为关注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等就未被引入，其实类似这样的新资料，正涵养着学术转进的新的生机。此外对诗论中“道”的关注充分，对“技”的层面，具体到写作技巧、表现手法和字法句法等关注太少，其实这恰恰最能体现传统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自身本位落实的轨迹，它小可以明了古人真实的趣味和期许，大可以开显传统文论的“汉语性”基因，因此是可以做大的拓辟与发明的。至若未能充分关注域外研究，以达成不同文明的“多边互镜”，更广泛存在于当下的古文论研究，岂只本书未能突破。于此，我们或许要特别提出:仓促求新，固然不足取，躁竞求异，更要不得。但一种摆落窠臼的放空自己，一种脱弃常套的探索未知，用他者的眼光和今天的视境，去原古人的立场，明古人的文心，是不是就一定与立论稳健、行文不苟的迂徐大度不能相容？应该也未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