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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文学评论集。全书24万字，共分三辑：第一辑“已是惘然”收有7篇文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第二辑“情迷家园”收有10篇文章，是对香港文学的评论；第三辑“水月镜花”收有5篇文章，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作者作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对香港文学及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有着特殊的关切。因此本书具有浓厚地方性特色：首先在篇幅上第二辑占到全书的一半，其次在内容上，作者明显对两个“对立”的角度感兴趣，即中国文学史添加香港文学的过程和香港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通过对照，作者为我们揭示了许多过去被掩盖的双方对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异质文学的隔膜与偏见。

    近些年国内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少，论著也很多，但令人满意的成果不多。主要原因，一是大都为集体项目，个人创造太少；二是史料和编排体例还是老一套，几本文学史摆在一起，区别不大；三是缺乏问题意识，一些文学史中重要的问题，没有在研究中被凸现出来。香港科大陈国球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倒是正好与上述大陆文学史研究的病症相对，他的著作都是个人研究的成果，不是集体大合唱；他强调施蛰存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强调林庚的诗歌及文学史的个性意识，虽是非常具体的细读，但由这些细读而连续起来的文脉(Text and Context)依稀可见，如果我们循着他所圈定的文本去寻访昔日的文学世界，大概那些久被人遗忘的历史空间会回荡起激越的声音。施蛰存是海上夜歌的高手，而林庚则是同一时期故都北平的寻梦者。表面上他们都是西化得厉害的少年才俊，但骨子里，却迷恋中国抒情传统。所以，施蛰存先生自始对唐诗情有独钟，而林庚先生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中把诗放在核心地位，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学的正统。陈国球先生选择这两位现代作家作为细读的对象，原本就是要从具体的文学史个体中获取丰富的感受，与那种靠预设性很强的理论建构来剪裁文学史材料的线型研究形成对照。这种贴近对象的文学史研究方式是我所乐意接受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陈国球先生在研究中一味随史料驱使，置自己的研究主体而不顾，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弄成类似资料长编的东西。阅读他的论文，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研究意识很强的学者。在论文集最后一编中，关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论文，是可以集中见出他的这种研究意识的。我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对研究中的“二食主义”的反感，这“二食主义”就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香港殖民地空间，没有经过大陆那样的文化革命的激荡，古色古香的食古文化的氛围，大概比内地要浓，这也容易造就一班人在研究中一味咬文嚼字，在字句和版本中耗费学术。还有就是自幼的英语学习和留学经历，造就了西风的追随者，一切都是外国的好，这种殖民地文化的后遗症，在香港的大学中大概是免不了的。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生存的研究者，如果还想保持自己的独立研究的话，我想一定会非常注重个人对问题的发掘。这是超越于各种理论话语权的最有效手段。陈国球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通过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梳理，显现出来的。

    抒情传统，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很多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这种情本位的美学思想，不仅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基础，也是中国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最主要方面。耶鲁大学高友工教授曾指出，抒情传统“不仅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种主题、题素。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属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高友工《文学研究中的美学问题: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转引自萧驰《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版)作为一个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问题，旅美学者陈世骧教授于上世纪1960年代最早提出这一话题，他发表了《中国抒情传统》等论文，从1960年代至1990年代，北美的高友工教授等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发挥。这是一个涵盖台湾和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中理论化程度很高的问题。这一概念从历史传承上来说，当然与梁启超、王国维、周作人、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以及林庚、陈世骧、高友工等人有关，因为在很长时间里，大陆学术空间中讨论的是典型或是人民性等问题，很少有人专门关注抒情传统问题。在我看来，强调抒情传统问题的这一路学者，从研究方式看，比较多的是从中国文学的个案研究着眼，与胡适为代表的依附于西方文学史构架的研究方式形成对照。前者的研究与后者的研究相比，有两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文学史研究的周期比较长，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不多，二是与文学史对象的关系密切，特别是在一些史料的考证以及作品的细读上，屡有新见。所谓研究周期长，可以闻一多为例，他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但从1930年代一直研究到1940年代生命结束，也只有一个大致提纲。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依照进化论的观点，以白话与文言、上层与下层相对，短时间内便完成了他的文学史构架。所谓屡有新见，是指闻一多等人的文学史研究习惯于从零件做起，从对文学史过程中的作家生平、作品年代的考证等细部问题做起，论从史出。而胡适则是倒过头来研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抒情传统是延续了闻一多这一路的文学史研究思路，大概与陈世骧先生受闻一多先生的研究影响有关。这一路的研究，尽管发展缓慢，不像胡适派那样可以做到秋风扫落叶般的淋漓畅快，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见功力的一派。陈国球先生原本古典文学研究出身，又留学北美，专攻比较文学，这样跨度的研究经历，使得他的研究不会满足于停滞于一个点，而是希望有所拓展，在一种对比中物色到一个较为切实的文学史问题，然后全面铺开。现在他所物色到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牵涉面很广大但又深深影响到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他梳理了1960年代以来北美和台湾地区的讨论情况，我知道他也搜集了不少1920年代、1930年代中国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资料，而且，这方面资料在这一时段中远比我们一般想象要丰富。我想陈国球先生下一本新书大概会是关于中国抒情传统方面的吧。

    翻阅《情迷家国》到封底时，见有上架建议:“人文学术·散文随笔”。这大概是出版社写给书店管理员看的。但我的感觉，应该同时也是对陈国球先生大作文辞的一种肯定。一本学术论集，同时又能够达到散文随笔的境地，这确实是很难的事。陈国球先生能够二美具得，这也是天地的造化。

（文：杨扬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3月）

    当年，夏志清先生一篇《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创用“Obsession with China”一语道破现代文学的精魂所依（虽然他是在批评）。译者丁福祥费心对译为“感时忧国”，很快风行，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被频繁征引的关键词。三十年后，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坚固的东西一点点烟消云散。脱魅再脱魅，不管是否听说过“想象的共同体”，反正人们对于“国”好像终于意兴阑珊了。全球化的政经风云洗礼下，时髦的正是流动，是“离散”，是无中心、无疆界的“帝国”。哪里有家国，乡关在何处？
   
    然而，毕竟还有“大历史”除不尽的余数存焉。那是雪中夜读《上元灯》触发的惆怅意绪，那是远道请益林庚先生感受的春风化雨，那是广东南音曲辞“凉风有信”牵出的苍凉想象，那是深入中国抒情传统中寻觅的“镜花水月”。此情可待，让身处南天一角，执教清水湾畔的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国球教授念兹在兹。手起笔落，发而为文，款款深情，压在纸背，在指向那个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  “家国”。他把夏先生的“Obsession with China”改译为“情迷中国”。又给自己收录那些情之所钟文字的新书取了个名字：“情迷家国”——“不得已、不能已”，如此而已，他说。
   
    作为学养有素的文学教授，谈论文学，陈国球先生正是当行本色。新近出版的《情迷家国》中不少篇什，显现了作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特殊敏感和杰出的细读功夫。他从叙述者、时空设计、文本言说与现实人生的关涉等多个角度，逐一读解施蛰存小说集《上元灯》中的小说。通过细读，洞穿幽邃，考掘文本的符号意义，把感怀往昔的惆怅意蕴和内在感觉结构，落实到具体的诗学形式分析上。他在《旧梦》里体察知识分子的内心波澜；从《诗人》中读出“‘诗人’是如何迷失于‘诗’的世界的”；认为《渔人何长庆》暴露的是语言与人生的关系。诸多卓见发前人所未发，打开了施蛰存小说的阐释空间，也引领读者接近施蛰存的传统情怀。
   
    情迷于诗的林庚先生一定也是陈国球追慕甚至私淑的对象。他讨论林庚早期诗歌中的“视域开展”和浪漫主义；辨析林庚诗观中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由林庚“追想宋元”的感喟延伸至他诗歌所负载的历史与民族记忆。“从人生开发出生命的佳趣”，情迷于斯的，不止是充满诗心的林庚，也包括陈国球自己。这种生命的佳趣，离不开我们根植、浸淫其中的文化传统。如此便可理解，一声“凉风有信”的长腔，竟会牵扯出无尽的缠绵游丝。个中的抒情定向，作者细细道来。读的时候，脑中突然就想起廖伟棠的那句诗：“我那一个中国已经注定/卖作戏剧中那一个中国”（《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情何以堪。
   
    本土的文化记忆非但保存于《客途秋恨》的粤曲，也隐藏在司马长风的文学史、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香港文学史的书写方式，还有李碧华的小说之中，它们寄寓着浮城香港“历史的沉重”。陈国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往来穿梭，他发现了司马长风对语言形式的执著背后，有着对民族传统的想象，还是“那一缕剪不断的乡愁”；他钩沉史料，揭出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面向，在政治性和去政治的纠缠间，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的努力让人唏嘘感叹；他梳理“香港文学”概念在香港和在内地撮合成形的过程，参与了关于“香港”的想象性缔造。藉着对香港文学史、文学运动，以及受学院轻视的通俗文学的评述，陈国球想表达的已经不再是学院中流行的“文化政治”话语，而是发自身体经验的希望、体贴、惆怅、焦虑和伤逝。因此，对于具有同样情怀的王德威，他才会心有戚戚。
   
    陈国球先生当然知道“谯楼初鼓定天下”那样的汉唐“安稳”，早已成幻魅影戏，在现实中永远不再了。可是，在触摸历史时，他还是愿意努力接通中国的抒情传统，在清明的追忆空间里寄托家国感怀。传统诗学中“镜花水月”的象喻，明清的“格调”诗说，“比兴与抒情”，都是他研究的问题。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陈国球，所以在中国文学中上下求索，孜孜不倦，说到底，还是出于安顿心灵的需要吧。
   
    “情迷家国”，换个表达，其实就是“以学问安顿生命”。今天再说研究中的情怀和心灵，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了。在流行风气的裹挟下，人文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搬用来的西方理论和抽象语词，越来越陷入细琐的技术操作，似乎一种本来对学术与人生融贯统一的热忱与投入，乃至于特别的性情、独立的表达，都逐渐被莫名其妙地拿掉/丢掉了。学术中反求诸己的精神意义，强调自己生命经验（包括敏感、悲悯与同情）的知识空间和氛围，还有努力把自己的研究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生关联的冲动，还有多少呢？在这个意义上，陈国球先生的《情迷家国》，给人以更多的省思和启示。
   
    前年陈国球先生应平原师之邀，来北大作演讲，幸有两面之缘。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个极儒雅的谦谦君子。不敢谬托知己，只是读到序言的结尾，作者说把这本书献给已离世的父亲，“个人所有的‘家国’意识，无不源起于父亲的言说和文字；父亲一生不断地书写又书写，一笔一画，仿似千百转的辘轳，在我心。”我想，
   
    所有人都会被这种生命中的情怀，深深地打动。

（文：张春田 出处：文汇报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