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建军 出处：新京报 2007年3月
中国古代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心理描写极为少见，而《红楼梦》是个例外。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在叙述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们基本看不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似乎他们只有“行动”，而没有“心动”。大量的肢体语言，代替了心理语言，男女之间你来我往，密会幽期，然而，似乎精神上的交流不多，只是生活上、物质上、交往细节上的体贴、关怀、周到、尽心、低眉顺眼、软语温存、乐于奔走、愿效驱驰，却没有或很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切磋与共勉。感情上如胶似漆，心灵上却未必志同道合。此种描写，也许恰恰合乎历史真实，古代男女相交，因着文化、教育、学识、见识、眼界、阅历等等的差别悬殊，彼此也难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最通行的恋爱模式就是男女一见钟情，迅速同居，然后才有所谓的情爱的交流，也就是说，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大多是欲先于情，或者说欲重于情，至少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而《红楼梦》却不是这样，它有大量的、集中的、淋漓尽致的心理描写，这些描写主要体现在宝黛的爱情中。因此，对宝黛爱情心理的梳理就不仅具有“红学”的意义，还有文学史的意义。
而刘梦溪先生的《情问红楼》就是一部全面检讨、考察宝黛爱情心理的力作。
《情问红楼》有一个副标题：“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此书的主旨所在。其实，这本书还可以叫“宝黛爱情简史”，即刘先生对宝玉黛玉的爱情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这种扫描基本以《红楼梦》回目为经，按宝黛二人感情发展的时间先后为序进行，全面，细致，深入，多角度。
让我们看到了宝黛二人“已经有了一些现代自由恋爱意味”（p119）的爱情故事的全貌。刘梦溪先生最后总结了这一场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爱情事件的特点：“黛玉纯是悱恻缠绵，宝玉纯是温柔体贴”，（p127）无疑，这一判断是准确的，抓住要害的。
通过对包括宝黛爱情在内的《红楼梦》全部“情事”的整体分析，刘先生得出了一个结论：“《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p205）进而他总结道：“《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恰好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p212）基于此，他推测“在曹雪芹看来，真正的爱情也许是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空幻。”（p213）刘先生的这一发现是独到的，中国古代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是性与爱、欲与情紧密结合的，而且性与欲的成分要大大重于情与爱。而曹雪芹确实似乎是在有意回避此种“传统写法”，特别是宝黛之间就更明显。他们二人即便有时春心萌动，也是稍纵即逝的、点到为止的。或者是他人的无意打扰，或者是一方———主要是黛玉———的有限度的“有理有节”的设防。因此，宝黛爱情的结局就有别于传统大团圆的模式，是不完满的，残缺的，遗憾的，悲哀的。我一向以为，如果再细分，宝黛二人对他们爱情的认识是“遗憾”多于“怨恨”，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的恋爱中只有情与爱，而没有实现性与欲。我坚持认为不能忽略这一点。这就造成了遗憾。遗憾的爱情比怨恨的爱情更能消磨人、摧残人，其痛苦也更深更烈。我们知道，晴雯临终前对宝玉说她“枉担了虚名”，其憾恨之态跃然纸上。晴雯之死可以看作是黛玉之死的预演，那么黛玉死前有没有晴雯这样的想法呢？高鹗没写，我们不好揣度，但我想应该是有的吧。说遗憾的爱情比怨恨的爱情对当事人打击更大，是因为，怨恨的爱情不再有可能性，不必假设，怨恨的对象也多是别人；而遗憾的爱情却不同，当事人一生都会怀着一种“绝望的幻想”，想“如果当初那样做了，也就不枉了”。
也正因为宝黛爱情的残缺与遗憾，所以他们的悲剧意味就更浓。中国古代爱情故事的大团圆模式，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像”，是因为造成这“大团圆”的力量多不是现实的，它们或者是男主人公中了状元，或者是皇帝出面干预，或者借助神魔，或者纯出于巧合，而上述种种原因有两个特点，一它们都是来自外界，二它们没有一个是现实中常见的，可以预期的，靠谱的，有着有落的，因此，这圆满在读者心理上就显得不那么实在可信。这样，宝黛爱情的大失败因为贴近现实，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刘梦溪先生慧眼独具，从宝黛爱情心理入手，以令人信服的叙述揭出曹雪芹独特的爱情观，其中颇多胜见，这在红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该是本书最大的贡献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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