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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不是心灵鸡汤，孔子也救不了世界。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北大教授李零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素质，流畅生动的文笔，集古今《论语》解读之大成，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论语》的真实内容与含义、孔子的主要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考证、解读与评点，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揭开了孔子一步步被“圣”化和利用的内幕。李先生说：“我们确实需要真孔子，特别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

文：李零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也给本科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负责教其中的一个班。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想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 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话（《述而》7.34）。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很多人都并不明白，这顶帽子的含义是什么。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执着，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 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来到郑国的东门，有个擅长相面的专家，叫姑布子卿，给他相面。他说，孔子的上半身像尧、舜、禹，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孔子不以为忤，反而说，形象并不重要，不过，要说丧家狗么，“然哉然哉”。
　　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失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可是遍干诸侯，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死于鲁国。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么，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某某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
　　我这个人，“文革”受刺激，比较多疑，凡是热闹的东西，我都怀疑。比如现在的“孔子热”，我就怀疑。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
　　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唐•吉诃德。
　　这是我的印象。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要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作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
　　我更喜欢《老子》、《庄子》和《孙子》，戏称“老装孙子”。
　　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
　　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呆过一年），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不一样，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康有为的孔教会，我不及见；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没赶上；新儒家的书，一本没读； 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跟政治斗争有关，跟意识形态有关，在我看来，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之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
　　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满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没什么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正像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你说传统是宝贝，我同意，处于濒危，要保护，我也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当然是外国了），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先生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这是危言耸听。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 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而且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们都见过。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那时，道德一事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当然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胳膊肘露出棉花，显出艰苦朴素）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奥斯特洛甫斯基说过……（大家常说那段话，我背不下来），人生的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呢？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对人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像跟神父忏悔那样，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功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所以无党无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
　　我讨厌道德说教，其实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态度。用一种说教代替另一种说教，在我看来，没必要。谁爱用谁用，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 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很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所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没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拉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可以去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再清楚不过。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国民党不是传统文化，港英当局不是传统文化，共产党大陆更不是，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陆的现代化，基础薄弱、铁桶合围、孤立无援，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保古的生态环境不一样，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80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现在又骂太不传统，到底哪个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
　　　　　　
　　　　　　五
　　　　　　
　　“文革”批孔，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是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前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刚刚摔死的林彪，第二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20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要写“文革”史，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都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颠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有些还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从湘潭到长沙，他还尊孔，只是到了北京，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开始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孔子办教育、讲学问，很多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他看不起。“文革”以前，他对孔子是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还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和蒋介石一样，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在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斗争的逻辑并没变。
　　1942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1943－1945年，郭沫若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尊儒批法（也批墨，也批老、庄）。他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和历史剧，皆含隐喻。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他的政敌，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本来是他喜欢的历史学家，但他们都尊孔，他就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反过来批郭沫若。新民学会时期，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 政治是个好恶太深的领域，好恶深，则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过架，挨过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七
　　　　　　
　　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论语》，我是怎样读《论语》。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
　　第一是竹简热。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是以儒籍为主，内容涉及孔子，涉及他的主要弟子，不但和《论语》有关，也和大小戴《记》有关，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过去研究儒家，主要是读孔、孟、荀，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反而不讲，漏洞太大。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儒家出现早，地位高，影响大，不容怀疑。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还要返回来读《论语》。此课不补，没有发言权。
　　第二是孔子热。现在，和80年代不同，我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怨天尤人骂祖宗。现在，风气陡变，传统又成香饽饽。向左转，向右转，谁都拿孔子说事，孔子真是左右逢源。从骂祖宗到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前因后果，值得深思。美国学者史嘉柏（David Schaberg）有篇书评，是介绍西方的《论语》研究，文章的题目是《沽（贾）之哉，沽（贾）之哉》。用在我们这边，也很合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作为文化现象，要想看得清，也要读《论语》。
　　第三是读经热。现在鼓吹“少儿读经”，不是读《五经》，而是读蒙学课本，也是甚嚣尘上，我是不以为然，但怎么读古书，确实是问题。现在，我在北大讲“四大经典”，《论语》是其中之一。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读经典的问题。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学道德，更不沾边。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摆脱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1）查考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仔细读，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筛。
　　（2）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3）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4）最后，是我的总结，所谓总结，是用原书说话。
　　孔子这本书，有不少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有些一般般。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下》）
　　我于《论语》，也是如此。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
　　　　　　
　　2006年10月15日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文：罗小亦 出处：新京报 2007年5月

　　印象中李零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身为北大教授，精通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三个领域，却不甘只埋首书斋做学问，心里记挂着外头的世界，总要感时忧世，议古论今。这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封面上赫然印着这样一句话：“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李零所想表达的是他与《论语》际会而生发的一种感受：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诲人不倦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完成心中的理想，眼睁睁看着世道人心败落，礼崩乐坏，栖皇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李零一再强调，丧家狗之说只是形容孔子的无所遇，绝非诬蔑之辞。

　　李零把他的训诂学功底用在了对文本的深度解读上，回到原点，从字词着眼，把《论语》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当中来讲。

　　传承文化的使命，终归有鼓起勇气破门而入的带领者担起。这些带领者，至少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本身必然孪生曲解，虽目的正确却常因具体操作的偏差，而导致不同结果。因此这些人总会面临着备受指责的危险。

　　李零在“经典解读热”的风口浪尖上推出这样一本书，也自知难逃四面夹攻的“丧家狗”命运，或许这也可视作为本书的题解之一。

文：魏英杰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国学大热，孔子又当道。这情形，陈四益先生认为，“圣贤”其实是很悲哀的，活着的时候且不说，死后任人涂红抹黑，也一样没脾气。说不客气点，这就像吃鸡一样，炖煮炸烤总相宜。

　　不过，“孔子鸡”的吃法种种，得分成两层意思来看，方不失客观。

　　第一层意思，孔子乃公共精神资源，你有你的读法，我有我的说法，一鸡两吃都可以，且不为过。比如，于丹谈《论语》心得，这是她的个人权利，你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但不能堵她的嘴。她的书，你不买不看，或拿去烧了祭孔，也没问题，但别拿自己当作民众代表，更别忙着说这是替孔子出气——你又不是孔子，咋知道孔子“着急”？再比如，王朔认为孔子搁今天就一傻逼。我以为，这也是一种读法，并非不能接受。

　　第二层意思，既然有这么多种吃法，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合乎自己口味的那种。无论读汉儒、宋儒、清儒以至今人讲解的《论语》，还是自己拿本古汉语字典对照原文去读，关键就在于要形成自己的判断，别让人牵着鼻子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于丹〈论语〉心得》味同嚼蜡，只适合中小学生拿来当“心灵鸡汤”，岁数再大点的，比如大学生，就没必要啃这“国学奶瓶”了。

　　因此，我觉得最近出了那么多关于《论语》的新书，也就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值得一读。

　　只看标题，“丧家狗”之谓，说明李零对孔子有自己的独到看法；“我读”二字，则强调作者的解读乃一家之见，不强求他人认同。这样的态度，首先就让人欣赏。此外，李零的学术功底，也是一种信心保证，至少对我等来说，这就值得预先支付信任支票。

　　当然，光作“题解”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具体来谈，《丧家狗》至少还有三方面对我的口味：

　　其一，解读《论语》的基本功扎实。特别是此书在正文之前，先帮大伙儿理顺了《论语》源流版本、古今(中外)《论语》研究概况以及孔子及其门下生平事略。这项工作很重要。因为，历史上的孔子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有多少弟子，这些弟子都是干什么的，有《论语》以来大伙儿是怎么看这本书的，哪些人的解读、演绎值得重视，倘若对这些问题没有基本了解，读《论语》如隔雾看花，终究还是一知半解。退一步说，即便不看本书正文者，拿着这几章“孔学索引”，也可以按图索骥，自己找出路。仅此一功，就让人受益匪浅。

　　其二，研究《论语》的“学术工具”完备。《论语》的文本，并非一成不变，由于新材料不断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今人拥有甚至过去儒家名流都不具备的一些有利条件。但首先你得先掌握这些材料，比如竹简本或敦煌本《论语》。如果古本《论语》都未及参考就跑出来说《论语》，基本可以断定是一个孔学门外汉。而以李零先生对简帛古书的研究，我不敢说对《论语》必能有所创见，至少要比其他人讲《论语》要来得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仅此一端，即可将《丧家狗》和当下大行其道的《论语》类书区别开来。

　　其三，分析《论语》文本的理路清晰、风格严整。在古代，儒家对《论语》是当“神器”供着，丝毫不敢大意，这是神话《论语》。在去今不久的一段时间里，“打倒孔家店”甚嚣尘上，这是割裂传统。现在，不是《论语》“别裁”，就是《论语》“心得”，花样百出，这又是大话典籍的作法。与时下流风对比，《丧家狗》算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一种解读。一个字，一句话，以前大伙儿是怎么念、怎么解释的，作者自己又是如何认为的——正文部分，基本按照这样的办法进行阐释和发挥。既给出已有答案，又有所演绎和评述，且不“随心所欲”，仅此一“念”，可得《论语》正说之谓。

　　当然，无论谁家说《论语》，不外乎拿古人的话浇自己心中块垒。正如陈四益先生所说：“无论采用什么圣贤作符号，都只是当代的一种思潮。”这句话对当下国学热、《论语》热现象，可谓一语中的。李零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书上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由此不难看出，李零先生并不准备只作《论语》集注。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把这部分“总结”放到了该书最后部分，很老实，也比较理智。至于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欲去历来加诸《论语》头上的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等意识形态“咒语”，这是勉为其难了。

　　说到底，“孔子鸡”可以有很多种吃法，未必都对人口味。顺着自己的喜好，总归不错。李零在书中写了一段话：“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驾轻就熟。”所以，读《论语》，关键并不在于外间流行什么书，而在于内心是否对一种价值观有所坚持。这也就是李敖先生所谓“时髦不能动”的意思。

——《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意义
文：雷颐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5月

　　《论语》作为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从古到今，对《论语》的注释解读就没断过，相关文本数以百千计。在今天国内“读经热”、“国学热”的背景下，坊间关于《论语》的图书也日渐增多，北大学者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是眼下最受关注的一种。说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种《论语》读法或许并不为过，比较这些不同读法，应当是件有趣味也有价值的事情。
　　　　　　　　　　　　　　　　　　　　　　　　　　　　　　　　　　　　　　　——编者

　　诚如李零自己所说，他是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三古”吃饭的。他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精湛细密的训诂考据，还原了《论语》和孔子的本相。但正是此点，引起了一些不满，认为此书“只是训诂”、并贬低了《论语》、孔子的思想、文化意义。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在“五四”以前的千百年间，《论语》一直是儒学、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孔子一直是“大成至圣先师”，二者自然一直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间，《论语》与孔子骤然一落千丈，但近些年却又突然“走红”，大有再成“圣经”、“圣人”之势。在这高低反差极大的起而又落、落而再起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这些“背后的因素”甚至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种起关键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在以“文本”为基础、依附的阐释中发生、演变、展开的；在历史、思想史的进程中，对“文本”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往往掩盖、遮蔽了“文本”的本意，更掩盖、遮蔽了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因此，对“文本”的训诂考据不仅还原了其原初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还原”过程中一层一层剥去了在漫长历史中层层附会、越来越浓厚的绚丽油彩，揭示、显现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正如李零所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他强调“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样。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这种“打假”，就是通过对《论语》的“历史性”而不是“义理性”解读。在他的分梳中，“活孔子”“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可笑也可爱”，而“死孔子”“基本上是老子说的刍狗，今人说的摆设、道具和玩偶。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这种“越高”、“越假”，就是意义的不断附会、层层叠加。通过对“死孔子”的标本分析，李零得出了与“五四”反孔者基本相同的结论：“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帝王）的“独尊儒术，目的不在复兴学术，而在统一思想，令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千百年来，影响、支配、掌控人们思想的主要是“死孔子”，所以对“死孔子”的剖析更有意义。

　　批评李零此书“只是训诂”，还表现出了“义理派”对经典训诂工作的不屑。其实，“义理派”的陈义虽高，却极易流为束书不观、游谈无垠一路，那种凌虚蹈空建构起来的宏大理论、体系，倘落到实处，很可能有害。有鉴于此种学风之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批评说：“明人讲学，袭语灵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所以他强调学者必先穷经，欲免迂儒必兼读史。实际上，放谈心性的王阳明自己早就认为那些以己为师、喜欢放言高论的游学之士可能为害不浅，自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很可能是“跳蚤”：“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因此，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论影响广大，所以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当时学风之弊，批评当时的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他的名著《廿二史考异》便是针对此风的“有为而作”。他问道：“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表明了对长期的“经”、“史”分开的不满。对“义理派”一向认为“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观念，他也坚决反对。

　　在以历史的方法“解经”方面集大成者，当属章学诚。他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当然，狭义地说，《论语》不在这“六经”之列，但章氏的主旨是“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他还以孔子著《春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夫子日：‘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作为儒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论语》同样可以、而且应以“历史的方法”解读，从“人事”之中而不是之外寻求其“义理”。李零此书有专说“孔门弟子及其他”的导读，附录中专门制作了“《论语》人物表”，足见其对“人事”的重视。如今“离事而言理”、“于人事之外”别求义理早已成为学界风气，学者似乎越来越不屑探究“理”后之“事”，越来越不愿追寻“文本”之后的真相，越来越想凭空建构宏大理论体系……因此，《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格外有意义。

　　很多时候，将“事”训诂得清清楚楚，“理”其实也就明明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