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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常梧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期

　　李零先生以《丧家狗》来命名他解读《论语》的新作，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也就是褪去了圣人色彩的孔子，他认为这个真实的孔子是个唐吉诃德，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种对孔子的定位毫无疑问会引来各种批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并不因为孔子生时像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就不把孔子和他的思想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也就很容易认为李零的说法是苛评而加以批评。

　　此前，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对《论语》的解读成书之后，一纸风行，发行量以百万计。于丹把《论语》当做对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经典，针对现实生活加以阐释，很受群众欢迎。她的解读毫无疑问也会引来好些批评，原因则是人们很容易质疑，她的解读究竟是否足够专业和准确？有“十博士”就批评于丹把圣人给讲低了。

　　李零的书出在这些争论之后，他针对诸如这类纠缠，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群众拍马屁。”但是他拿孔子本人的话来解释孔子，同样也少不了麻烦。近年来致力于宣扬新儒家的陈明和北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杨立华等人批评李零对孔子的理解和文化立场，李零及其支持者亦有所回应。

　　这些围绕于丹和李零对《论语》的解读的讨论覆盖了报纸、电视和网络，非常热烈。可以说，目前在中国大陆形成了1980年代以来最大的孔子热。

　　其实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孔子就一直是各个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文化辩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今天关于孔子的争论与一个多世纪以来此伏彼起的辩论也一脉相承。拿李零的《丧家狗》及其引发的争论来说，从细节上追究谁对谁错反而意思不大，其中提出的问题却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

　　
　　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宿命

　　如果暂且按下各种在孔子问题上的立场不表，先认真地理解李零为什么要把孔子还原成“丧家狗”的形象，会发现他的这种努力中包含了非常值得关注的内涵。李零自己说得很清楚，他通过读孔子的话来理解孔子，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隔了遥远的时空和古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对话。这种对话当然不仅仅是一种毫不关己的冷冰冰的学术阅读而已，而是一种唤起古今同情的对话和阅读。李零刻画了自己心中的孔子面相，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整个知识分子命运的刻画。他把孔子从圣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清理，是把几乎所有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丧家狗”。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并不只是偶见，但这种理解包含了怎样的曲折，目前还缺少充分的把握。

　　李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失败感看起来带有调侃的意味，其实是沉重的。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这种失败感尤其属于当代世界。李零虽然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但他与国外汉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保持深入的对话，对当代西方理论的动态也非常了解。他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认识，固然与自己的经历比如“文革”经历、与对中国传统的理解有关，但这种认识首先是对全球状况的一种把握。他在《丧家狗》自序的一个注里提到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在《放虎归山》中有一篇讲知识分子的文章，曾指出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仅仅是经济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的境遇，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如此。

　　当代知识分子全球性的边缘化，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或者说亘古未变的权力结构）笼罩天下的态势。李零在《花间一壶酒》中写道，世界已成一盘棋。全球只有一个大道理，叫“发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面对天下汹汹的大势，知识分子除了边缘化，没有什么办法。他还提到美国知识精英的遭遇。美国的愚夫愚妇、石油大亨、军火商、共和党是布什对外侵略政策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布什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那些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精英，根本不是美国人，学校里的人则满脑子糨糊，左派也光说不练故弄玄虚。美国人民并不愿意听美国知识分子的，他们认同美国利益的扩张。

　　李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基础，就在于他对世界格局的理解。他在《〈丧家狗〉自序》和《花间一壶酒》等文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揍出来的现代化，启蒙就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所谓传统文化，都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全球化体系笼罩一切，“传统”的尾巴就算割不掉，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今天中国虽然喘过一口气，但也不要忘乎所以。在李零眼里，已经被现代知识打败的中国传统文化难有作为。
　　那么，能怎么办呢？《丧家狗》全书最后一段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大概不是指知识分子。此前李零非常明确地排除了知识分子这个选项。他论述的一大重心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做不了救世主。其中要点，一是无论孔子还是柏拉图，他们的乌托邦都是要否定和批判现存秩序，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无力改变。二是知识分子打破不了自己的思想创造最后被权力体制收编的宿命，乌托邦最终将被转化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既定体系无法动摇，仍然搞“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就逃不了被权力体制征用的命运；明知如此仍然搞这“三化”，就难免会变学者为政客。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中基本无路可走，向权力体制靠近则被吸纳和利用；群众喜欢的也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那些意识形态终将被权力体制所利用。

　　李零对知识分子无能的感受是双重的，不仅有无法改变现实的失败感，而且有批判和改造的努力本身被异化的失败感。从他的论述里不难归纳，后一种失败感来自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两种挫折，一是被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传统面对西方的挫折，二是“文革”的意识形态化的后果和失败。这两种挫折都引向同一结论，把乌托邦意识形态化，不仅没用，而且有害。可以说，李零整本《丧家狗》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宿命，而知识分子的宿命本质上是命运本身。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不仅无法改造权力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无法颠覆西方胜于中国的基本权力格局和知识格局。这是李零思路的要害所在。

　　这也意味着，要与李零有效地对话，就必须面对这一根本问题：讲孔子也好，讲儒家也好，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冲击和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不能，无论怎样为孔子和后世儒学辩护，大概李零都不会认为自己的看法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

　　李零主张“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但他对命运的看法引发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也深刻地挑明了当代的价值困境。

　　李零在《硬道理和软道理》的第二十一条讲“向右看齐”，“现在大势所趋，是派别杂交，而独钟保守，全世界都如此”。这种全球性的保守浪潮也就是既定命运之下的去政治化，是20世纪社会革命浪潮终结之后的政治状况。知识分子既然无力抵抗这一潮流，也就不得不“去政治化”。如果主动与政治保持距离，就会成为保守浪潮中一个无奈的组成部分；如果加入去政治化的政治推波助澜，就会成为保守浪潮中活跃的组成部分。不管与政治保持距离还是主动加入，知识分子都是“去政治化”的知识分子。


　　兴衰成败与思想价值

　　李零的《丧家狗》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孔子当年面对现存秩序时是怎样一种状况。

　　孔子生前的确一直不得志，这种不得志至少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李零强调的“丧家狗”形象，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形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但不同的侧重反映不同的处世态度。如果要论孔子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他究竟是更顾自己丧家狗之影而自怜，还是更倾向于知其不可而为，很难轻易下断言。如果只认其一不认其二，那就肯定不合孔子的意思。

　　李零在解释《宪问第十四》“知其不可而为之”时指出，早晨管开城门的小吏对孔子的评语很对，孔子的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和“知其不可而避之”、“知其不可而逃之”的隐者不一样。不过李零在描述孔子的形象时，并没有强调这一面，而是突出“丧家狗”的一面。这当然有其特别的意图。

　　这层意图必须结合李零对前述既定命运的理解才能把握。如果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根本改变权力体制，怎么折腾都像是翻烙饼，即便不断“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没什么用，最后还是不得不成为“丧家狗”。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其实此话也可以这样说，“任何怀抱理想的人，在现实世界注定都找不到精神家园，注定都会成为丧家狗。”知识分子成“丧家狗”是大道理，管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小道理。批评李零以“丧家狗”描述孔子在文献上站不住脚的人们，即使最后能在文献上证明李零错了，也还是无法否定把“丧家狗”看作知识分子的宿命的根据。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文献学的问题。

　　其实李零强调孔子的丧家狗形象，重点并不在于指出孔子是丧家狗，而是指出孔子知道自己就是丧家狗，孔子有自知之明。说孔子是丧家狗，实质内涵是说孔子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才是李零真正要说的事情。他在书中及回应批评时反复强调丧家狗是孔子本人的说法，不只是简单的辩解，更重要的是这包含了对孔子最核心的评价。李零并没有拿“丧家狗”的说法来对孔子冷嘲热讽，相反，他对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等等方面无疑是肯定的。不过，在李零这里，所有的这些优点，大概都敌不过孔子对“其不可”之知，对丧家狗形象的自知之明。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哪种知识分子的品质比有自知之明更重要，这大概是李零心里最想说的话。孔子还算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现实。他在《〈丧家狗〉自序》的最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这个真实的孔子，不只是作为丧家狗的孔子，主要是清楚知道自己是丧家狗的孔子。要理解李零的思路，《自序》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值得推敲。如果真实的孔子只是一个作为丧家狗的孔子，反正结果都已经是那样了，我们在礼坏乐崩的世界知道这样一个结果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孔子却有重要的意义，他会让我们谨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要心存幻想，制造圣人，或者假托道德为稻粱谋。知道这一点，可以让已经礼坏乐崩的世界不会变得更可恶。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零几乎是把捧孔子为圣人的孔门弟子和后世儒家当做反面典型，似乎他们比那个使孔子成为丧家狗的既定权力体制更可恶更讨厌。按理来说，有一些人捧孔子为圣人，其实是为了凝聚更大的力量，来冲击或者改变既定的权力体制，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古人成为革命性突破和现代性诞生的动力。总有人不为稻粱谋，总有人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足够称得上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李零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坚决反对圣化孔子，反对将孔子意识形态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圣化孔子的人们没有自知之明。这是他否定封圣的基本原因。要封孔子为圣人的人们，希望靠孔子来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必然被权力征用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不管他们是不是贪慕权力故意装傻，都没有自知之明。这些封圣的历史过程，有历史，有思想史，但对于今天而言不再有多少活的思想。

　　我们要具备自知之明，具备有关兴衰成败的历史逻辑的知识。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是训练自知之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启蒙，就是确立西学的主导地位，明白“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今天的启蒙，就是明白在全球化体系之下，“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实力的权势决定思想的权势。在近代以来的格局之下，过高地捧中国传统，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这种启蒙，也就不是有关所谓价值的启蒙，而是对于胜负存亡的历史真相的启蒙。这个历史的真相，说到底是权力或者武力的真相。那些试图在李零这里寻找美式自由价值共鸣的人们大概会失望，因为李零对各种价值道德的骗人招数显然都很了解，他相信自己的历史眼光。

　　这也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思想的权势由实力的权势所决定，那么，是否实力的权势发生转移，思想的权势也就会易位？是否到中国国力仅次于美国之时，中国旧传统和新传统至少在欧洲人面前可以赢得足够的自信？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要反思李零所说的“自知之明”。《丧家狗》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如何理解孔子的问题引入更广阔的视野，反思传统应对权力体制挑战的能力。李零欣赏孔子的自知之明，但这种欣赏必然牵引出下面这些疑问：思想真的甘于做实力的婢女吗？思想真的甘于做历史的婢女吗？历史这杆秤能否准确地称出思想的重量？“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否比“丧家狗”更能揭示孔子的真相，孔子是否是那种尽管丧家仍然知其不可而为的斗士？是否因为现代全球化体系至大无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就无法积蓄革命性的动力，或者无法改变现代性的既有格局？是否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为西方所击败，就认为中国传统除了自认是西方文化的附属物之外别无力量和出路？

　　李零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答案，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远远没有对“丧家狗”和《论语》的解释那样详备。这些问题指向的地方，正是李零思路展开的基础地带。是《丧家狗》把这些问题召唤了出来，揭示出目前这个保守潮流之中的世界的价值困境。在这些问题打开的不确定空间里，我们能否找到新的起点和可能性？能否触摸到孔子这样的“丧家狗”的别样价值？这是一个问题。■

文：孙郁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8月

　　儒的概念在今天已难以确定了，有布衣儒与贵族儒，山林儒与台阁儒，事功儒与隐逸儒，等等。概念的不同所导致的各种争论，使不同的学派浮出了水面。我所感兴趣的是对儒学的批评文本，批评与反批评的势力各自消长，才提供了一种精神话题。近百年来，对儒家文化一直存在着相悖的看法，比如亲儒与非儒各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形状很像西方近代关于神学的论争。不过中国毕竟是中国，一个问题竟纠缠了近百年，基本的难题未能解决。看各类有关儒学研究的著作，似乎没有超出陈独秀那代人的思路，人们还在老问题上兜圈子。陈独秀当年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现在治国学的人，章太炎、梁漱溟是向后看，王国维在中间，只有胡适向前移动，有一种生气在。[1](p.123)在阅读原典的时候，能保持一种阅读的生气，且有当下人的激情，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五四之后，谈儒学和旧的文化，除专门家的独特性被人所接受外，好的学者，是懂得一点西学的。从西学营垒出来的人，讲国粹就有一点犀利的眼光，也就是有鲜活的意识。陈独秀欣赏胡适的学问，大概是看重了这一点。

　　现在是孔夫子大热的时期，关于《论语》的话题也多了起来。讲解孔子，前人的著述多矣，明清文人的不说了，仅近代以来的章太炎、马一浮、钱穆就有很有分量的文字行世。不过就眼光和境界而言，胡适和鲁迅的态度更让我喜欢。他们也许不是专门家，可那种现代人朗然、健康的态度，倒是可以将我们拽向历史的原态中去。比如胡适认为儒文化只是众多流派的一种，大可不必定于一尊。鲁迅眼里的孔夫子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和历代权势者所描述的那个圣人有别。而且鲁迅嘲笑孔教不过是权力者治人的工具，哪有什么神圣可言？类似的看法，在五四那代人里常可以看到，在一个缺少个性文化的古国，孔教的拦路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在现代的被质疑大概来自两种思潮。一是科学主义的挑战，如杜威的反玄学、反唯道德主义的视角，就击中了儒家传统的弊病。胡适的清理儒学，用的是这样的思想。因为唯道德的思路解决不了现实生存与发展问题。另一个是克尔凯廓尔和尼采以来的自我意识以及个人主义观和民主观。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输送出新的信息时，人很可能进入自欺的窘地。鲁迅的批孔就有这样的意味。在鲁迅看来，孔子的学说，忽略个人潜能的发掘，让人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能动，其实易成奴才。欧洲近代以来哲学界的变化，就存在着向旧有理论挑战的现象。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讲到了“系统的哲学”与“教化的哲学”的区别，前者是主流的，后者是外围的。主流的承担着恒定的话题，乃建设性的话语系统。外围的哲学家大多是怀疑主义者，提供着讽语、谐语与警语。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就是这类外围的人物。他们颠覆精神的神话，旨在穿透以往哲学中的盲点。[2](p.346)五四的前辈，做的就是类似的工作。他们讲女权、平等、幼者为本位，虽然那些著述不及西方哲人深邃，但在处理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上，与上述人的状态多有相近的一面。对古老的哲学体系倘不能穿越过去，精神是不会有新色的。

　　近读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心里畅快不已。此书很有历史上怀疑主义的锐气，也使我联想到胡适《说儒》、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诸文的气象，好像彼此的心连结在一起。李零的读解孔子，是现代人的眼光，因为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识中浸泡过，看《论语》就不是仰望的样子，是冷静的还原，还有会心的嬉戏在。前人讲《论语》是在述圣，替人开圣明之道，虽然也流着悠然、平和之音，唯独少了个人。李零讲孔子有史家的精微，独行者的洒脱。他带着今人的复杂体味进入远古的典籍，剥落一切伪饰的外衣，从客观的角度还原这本儒学经典，似乎有钱玄同的放达、也多知堂的机敏、刘半农的匪气。为什么这样？一正襟危坐就易道学腔，一谨小慎微就易陷于宗教的老路里，一附会流行语就易意识形态化。这三者是李零不喜欢的，也是胡适与鲁迅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我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孔子的印象不深，而李零的形象却浮现出来，似乎是五四学人的再现，较之一般读经的学者，他和读者的距离是近的。

　　读原典如果没有超俗的境界，滑入道学的路径也是可能的。李零的特别性在于，他一方面靠考古学、训诂的方法还原典籍的本意，另一方面，以自己的幽默和愤世嫉俗与周边的话语体系相抗争，揶揄着流行的东西，营造着一个独立的王国。他说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大众拍马屁。用一颗鲜活的心和远去的灵魂攀谈，有时是精神的诘问，有时又多笑意的反讽。我在翻阅他的书时，常常发出笑声，胡适讲解典籍时没有这样，钱玄同述学时也无类似的语态。倒是鲁迅的文字有这样的效应。李零与后者的相近性，给了我们一种好玩的印象。在超越极限的跋涉里，还能散出那么多的快意，那分量是一般学人所不及的。

　　从李零的学术思路，我想起了五四那代人非儒的精神。中国搞国学的人，在经典面前不乏奴态的面影。思路在伦理里翻着跟头，难免卫道得老态。自从五四运动后，人的价值观变了，有了自我的观念。方法上呢，实验主义、人类学、民俗学、比较文学等，开一新的路径。研究学问乃生命的体味和精神的攀越，既不想做国师，亦非大众的引导者。学问是智慧与自我的表达，济世也罢，自娱也罢，不为潮流所动才是真的。我觉得李零近几年的著述就和世风大异，是衔接了五四的余脉的。有人骂他、讥讽他，丝毫无损于著作的光芒。重读经典，如不能有李零的智慧和勇气以及打通古今的气象，我们可能真的不能了解古人，也鲜知自我。从孔老夫子到现在，跟着别人跑的人总比独行的人多。孔子的热与冷，都与此有关。

　　五四前后关于儒学的争论，在今天仍是一面镜子。亲儒与非儒的交锋，隐含着复杂的文化期待。马一浮对章太炎、胡适等人的学术思想是有过批评之语的。他晚年谈民国前后的学术时，认为章太炎、胡适等人的思想存有偏差，大意是将儒学的基本思想领略错了，而且误用了先秦学说的有价值的东西。近代以来社会的变化，是学术偏离的原因所致，还是政客的因素使然，人们各执一辞，看法不甚相同。但一般读书人将国家兴亡系于古文化的继承与否上，未必切中要害。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因，除了社会文化心理的要素外，学人思路的引导是大有作用的。马一浮认为理解儒家传统是不能离开心性的领域的。他觉得五四那代人，于此存在着问题。

　　民初学人治史成风，胡适的引人注意，也是其新史学意识的强劲使然，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戴东原的哲学》等，都有发人深省之处，是学林的新声。胡适每每讲到先秦学术，喜引用章太炎的观点，彼此心有戚戚焉（虽然在对一些问题的读解上，两人存在分歧）。所以我们看五四前后那么多的章氏弟子和其交往甚深，大约是思路相近，或彼此尊敬的缘故。这对后来社会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在对儒学的看法上，非儒意识的兴起，和他们的精神演进是联在一起的。章门弟子中，叛逆儒家的故事很多。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曾是非儒的骨干。不过在学理上，能将儒术深入剖析者，大概是胡适吧。他的那篇《谈儒》及《新儒教之成立》，就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将旧学说迷信的一面、虚伪的一面说清了大半。可是在马一浮这样的学者看来，讲到儒学时，仅用史的逻辑未必都对，忽略义理是大的问题。他说：

　　晚近学术影响之大，莫如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章太炎、胡适之皆其支流。然而太炎之后，一变而为疑古学派，此则太炎所不及料者也。

　　尊经之说，微论何键，即如章太炎非不尊经，而原本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实乃尊史。《春秋》不可作史读，作史读则真“断烂朝报”矣。《尚书》虽亦当时诏令，而《蔡传》序文所谓“史外传心”者，最是中肯之语。是故经可云术，其义广，不可云学，其义小。《论语》言“学而时习”、“学而不思”云云，“学”之上，皆不容别贯一字。今人每言“汉学”、“宋学”、“经学”、“史学”以及冠以地名人名，标举学派，皆未为当。即如“佛学”之名亦不如“佛法”为妥。读经须知非是向外求知识，乃能有益。[3](p.979)

　　上述的语录大致看到了新儒家学者与新学人间的分歧之处。在胡适看来，儒家不过是贵族的而非民间的，是仪式化的而且是非真实的、伪态的精神形式，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儿。但马一浮认为，非儒化的思潮，其实漏掉了心性诸要义，把怡然的性灵驱走了。五四学人遭诟病，多缘于此。

　　类似的交锋，就能让人觉出儒学命运的多舛。其实晚清非儒的学人，大多是最有性情的人物。怡性在他们看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无论陈独秀还是鲁迅、钱玄同，都写一手好字，诗文又佳，儒者的风范是都有的。孔子所云的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在胡适身上不是历历在目么？就孝道与人情味而言，那些大讲读经的人没有几个比得上鲁迅、胡适，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偏偏是这些文雅的君子，要扯旗造孔夫子的反，岂不咄咄怪事？

　　近代以来非孔运动的发生，是科学民主意识传播的结果。非孔非儒最厉害者，多是留学归来的人。而愿阐儒学之幽光者，也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人。有时对比两派的文章，就看出价值点的差异。前者以科学信仰为本，故不屑于谈玄论道。后者关注心灵与人生境界，于是便从先人哲思里寻些什么。力主科学理念者，认为孔子学说于今无用，徒生些虚幻的存在；大讲心性之学的，就希望从儒家遗产里生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超世间”的人生境界。胡适自然不同意于后者，以为这是非健康理性的遗存，不必过于依恋。唯有从现代科学与理性里才能生出新的文明。

　　这样的争鸣，到抗战时期，依然如此。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与林纾、章士钊等人的交锋，后来就演化为学术内部的纷争。即便在友人之中，类似的看法，从未断过。比如1943年冯友兰《新原人》出版，接着又推出《新原道》，在价值取向上，是明显倾向于儒学精神的。张申府看到两本专著，大发感慨。这位温和学者在《新原人与新原道》中批评了新儒学的空洞，于人生无补，和现实殊远的问题。他说：

　　中国哲学不长于讲宇宙，因此欠少博大精深的宇宙理论交流；因此更没有科学产生。中国哲学说是偏于谈人生，但其实完全落了空，人生一点也不长进。常说“过犹不及”。但是不肯过，结果遂长此不及！“与境为乐”不能说不好，但中国过去一些哲学家却常是耽于自己的幻想。在国家民穷财尽、兵荒马乱的时候，而徒自觉“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正是陷入此等幻境中。说宋儒达到中国一种极境，其实是由于一种偏好。[4](p.616)

　　新式学人间围绕孔子学说与儒家传统所产生的争论，基于现实问题意识点的不同。在胡适、张申府看来，历史是进化的，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思想，旧有的大可以存疑。关键的问题是，支撑人的精神的原点的东西是什么？马一浮、冯友兰诸人认为是心灵的境界，脱凡的娱悦者正是，而胡适、张申府则觉得，科学的理念观照下的自我解放、自由理念，却可以填补儒学的空白，把人引向新生的境界。达到这一点，旧儒的系统，大约已没有自己的力量了。

　　五四那代人精神是潇洒的，处世为文都不拘小节，有独往独来的气象，胡适看到自己身边生活的变化，自叹改良的意义，因为自己相信，旧社会的陋俗被废掉者，多系西洋思想传来之故，八股、太监之废除，不是儒学之力；电气、交通之发展，亦无旧学的效应。中国旧的那一套，合人性者当存，不合时宜者应去，都非用《论语》可以解决的事。阻碍社会进化的因素，其实是古老的幽魂对今人缠得太深，不得前行。那就必得铲除旧影，迎来新知。除此，大约是没有出路的。

　　对于胡适的看法，陈独秀、钱玄同、周氏兄弟是赞同的。看他们那时的通信，则可了然于彼时的情景。不过《新青年》分裂后，那些人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诸多变化。除鲁迅、胡适、陈独秀外，许多作者晚年却儒风渐多，有了马一浮、冯友兰式的情调。士大夫式的移情，悠然显现出来，对孔夫子甚或带有理解中的敬意。典型的例子是周作人，上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激进的思想里多了柔和的儒意，冲淡超然中带有反冲动的平和，而且也自认是儒家的一员，虽然并非正宗的脉络。按照周作人的观点，胡适也可算是类似的儒生，在操守上和格调上也有古人之风。但胡适不同于周氏的地方，一是警惕沦为儒学的附庸，因为那样个体的自由就消失了。二是没有周作人、马一浮那样的笔墨闲情，非吟风弄月之流。虽身缠中和之音，却偏喜异端式的思考，在求知的领域，是反心性中和与神秘主义色彩的。由于上述的原因，胡适和周作人一直有着距离感，在坚持科学理性的路上，比周氏走得更远。所以后起的自由主义文人，谈治身与治世之道，每每推举胡适，而喜谈自由的周作人却被冷落一边，其中深浅的道理，不细细分析，是不能一目了然的。

　　儒家的学说很是丰富，连胡适、鲁迅这些非儒的人，一生的选择也未能完全摆脱旧学的余影。仁与中庸，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元素，胡适本身就折射了其中的余光。你看他的待人之道与为江山社稷奔跑的样子，与孔夫子亦有相近的地方。只是在学识和境界上，不愿坐在旧车上，用着理性之力分别明暗短长，以怀疑的目光，做不疑之事，希望在精神的链条上，注以新鲜的血液，这就在气象上别立新宗，和欧美的个性主义文人近似了大半。李敖、陈映真等人，在一些地方就有胡适式的勇气，此种余音，至今还可听到。李零写《论语》的书，也有几分类似的特点，想来青年人是喜欢的吧。而马一浮这样高明的学人著作，今人少有问津，可能和离当下语境过远有关。可我们读胡适的书，觉其似乎仍在对当今发言，其火种星星点点，偶可在四处见到。思想者的魅力，有时是超时空的。

　　这大约是一个悖论。反儒最用力者，其一生的行状、足迹倒和历史的许多贤儒相近，本色是中土式的。胡适的一生文字，讲科学民主最多，但给人印象最深者，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诲人不倦”、“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那些儒家的东西。我们看鲁迅的文字，虽创造了智性的高度和奇迹，但那人情之中的暖意，何等的中土化！和古之君子如六朝之人相近极了。孔子所讲的忘我和大爱，是深埋内心的。孔子的许多思想，鲁迅不以为然，但不随流俗这一点，是颇为相似的。鲁迅是真懂孔子的人，所以知道离开孔子、回到自己的意义。近百年来，大凡举儒旗者，对近代思想贡献有限。倒是非儒者，丰富了中国人的智慧。而瞭望这些智慧，你能觉出不是东方式的么！那些也像孔夫子的流音一样，散落在世间的诸多角落。或因似儒而被后人撷取，或因非儒而自成新调，使古老的文明被调适到现代之路。在我看来，这后者之力，乃我们社会进化的动因之一。凝望儒学遗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生出这样的感叹。■

参考文献：
[1] 参见《胡适全集》，第三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参见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商务印书馆，2003年。
[3]《马一浮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4]《张申府文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文：张传官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我读李零，是从他那些旁征博引、考证艰深的学术著作开始的。说句实话，无论是《〈孙子〉古本研究》，还是《中国方术正/续考》，我都是硬啃下来的。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酣畅的阅读乐趣。但那些细致绵密的考证，让我每每赞叹。这是我所敬佩的李零。

　　然而，便在这些“一本正经”的专著的前序后跋之中，我却读到了另一个李零，一个并非不苟言笑的李零，一个有趣味、真性情的李零。稍脱桎梏，先生之文便一泻如注，直白简洁却深入浅出，读来每有拍案叫绝之处。这是一个思想上有大格局的人，我常常这样感叹。于是从《放虎归山》、读到《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再到这本《丧家狗》。这是我所欣赏的李零。

　　《丧家狗》是一本解读《论语》的著作。在逐字逐句的文本注释和翻译之外，作者对《论语》进行了横向的和纵向的审视，不仅讲清孔丘生时的社会现状与生活背景，也述明孔门儒家的学术传承（导论一、二），从而得出一个结论：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是本书题名为“丧家狗”的初衷所在，固然是李零的一家之言，却展现了观察古人的一个必要的视角。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的个性与情感终将逐渐磨灭，只剩下曾经存在于某个时空的理性躯体。回望历史上的人物，时代愈远，其形象则愈单薄。资料的匮乏造成了后人的理解增添了许多逻辑推理。其性格、其脾气、其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渐成幻影。孔子也是如此。因此，理解古人，不能一味地进行当代价值的回溯观照，我们必须予以设身处地的思索，或许便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倡之“了解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尽量避免以今例古，苛求古人，而应当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思想观念去了解古人。这是与古人神交的最高境界。而不仅仅是借古人之事，发今时之幽情，而是以今人之头脑，游古代之时空。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李零先生几乎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孔丘。孔子死后，从孔子的弟子开始，孔子便已不再是这个孔仲尼了。

　　在立论之前，除了对孔子生前身后的时空考察之外，作者还对《论语》本身的文本流变进行了探讨（导论三）。这是人们阅读论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死角。从《鲁论》《齐论》《古论》，到《张侯论》，正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一个过程。当然，还有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这是未经后人窜改增删的古本，极具参考价值。

　　在具体的写作中，这位自号“上党老西”的老头子，延续了他一贯的行文风格：自然流畅，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玩弄术语和理论，让人读着觉得晓畅有趣。先生之文，颇有魏晋古风，直抒胸臆，自然通脱，不矫揉造作。与此同时，这位“胸中垒块”的学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借题发挥，对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学术风气和教育体制）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我私下揣度，他是一个好酒之人。神形相亲，不仅可以助兴，也可以消愁。如果说孔丘是一个唐吉诃德，李零也颇有大战风车的味道。这是许多孔教卫道士指斥其为愤青的缘由所在。对此，李零说：“如果批判社会就是愤青的话，如果年龄不影响“愤青”这个称呼成立的话，那我就是愤青！”

　　相对于百家讲坛的业余选手而言，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出身的李零无疑是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古代经典自然需要更多的人来读，然而若是讲到学术的普及，恐怕还需要最起码的专业水准。否则，不顾孔丘的生活背景，不顾《论语》文本的时代差异，硬伤百出地大讲特讲个人阅读的人生感悟，于己只会越陷越深，于人则会误人子弟。从这个角度出发，李零先生这本讲义，至少可以帮助读《论语》者免于歧路亡羊。

　　这是我所理解的李零。

文：张弘 出处：新京报 2008年1月

　　如果要为近几年的文化现象寻找关键词，“《论语》热”或者“儒学热”应当是最无争议的。在这一场一开始悄无声息到终声喧嚣的热潮中，有几个人粉墨登场，有几本书陆续出版。其中最富争议的，大概就是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

　　李零何人？北京大学教授。不过，引人注意的，不是他这一社会身份，而是他特立独行的姿态。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零在学术界为人所知是源于房中术与孙子研究；再晚一点，李零在《读书》上发表《汉奸发生学》，引发不小争论；再晚点，则是《放虎归山》，之前“一心想做学者”的李零在此时忽然想“放虎归山”———摆脱学术，自由自在地读书；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零出版《花间一壶酒》和《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的特立独行在于，不偏左，不袒右，不看谁脸色，也不给谁面子。都说知识分子独立，其实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爱扎堆，“文化圈”、“知识圈”，一个“圈”字，道出了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体没什么两样。此次李零读《论语》，说孔子是丧家狗，不给圣人留面子，不看圣人众多门徒脸色，并且振振有词：这是孔夫子自己说过的。

　　李零的方法，是回到原典，以训诂的方法解构、解读《论语》，按照他的说法是“考查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细读《论语》。先参合旧注，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重建《论语》”的说法，李零这个较真的读书人在一片喧嚣的《论语》热中，做了最基础的工作。

　　谨以此向这个较真的读书人李零致敬，并将2007年度社科书授予《丧家狗：我读<论语>》。

　　【作者访谈】

　　李零：把孔子当孔子

　　《丧家狗》获选本报年度社科书，作者接受专访

　　新京报：《丧家狗》荣获包括本报在内的多个奖项，您对此有何感想？

　　李零：感想是感谢。前几天领过《南方周末》的奖，感想也是感谢。其他不叫奖吧？我没报纸，不知道。我真的非常感谢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理解。我的书，只是一部讲义，帮助大家读《论语》。读，就非常感谢。

　　新京报：这本书出来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您事先想到过没有？

　　李零：争论是想到的，但没想到这么激烈，骂人是轻的，杀人的心都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急眼了，风度全失，一点气量都没有。为什么估计不足？因为热闹事，我从来都躲，特别是信仰之争，党同伐异之争，对狂热很难体会，也不想体会。可惜骂我的，很多炮弹都打到水里去了。我基本不看报，不上网，不是朋友告我，骂我夸我，都听不见。

　　新京报：有人认为，您运用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对论语进行解读，但是忽视了义理，您对此做何解释？

　　李零：有人说我是古文家、考据家，好像考据是考据，义理是义理，各是一套，这是外行话。汉宋之争、考据义理之争是门户之争。我又没有什么祖师爷要捍卫，争这个干吗！我反对的只是空疏虚伪和傻学滥用。你看我的引书，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还有近现代，谁对我就引谁，讲义理的，我照样引，书中比比皆是。不讲历史依据，不讲文献依据，光讲孔子四绝的意必固我，那叫胡说八道，不叫义理。

　　新京报：一些搞儒学的人，对《丧家狗》提出了严厉批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零：乱骂不叫批评，我没工夫搭理。有人说我砸了他们的饭碗，我就一个人，哪有这么大能量？凡是离题万里十八扯，专拿孔子说事的，甭管立教、立宪、立什么，我没兴趣。道不同，不相为谋，离他们远远的。

　　新京报：至今为止，解读《论语》的书出版了很多种，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零：热呗。现在的特点是，讲书的很多，但读书的不多。越热越不读，离题万里十八扯。你说你吃孔子饭，孔子你不讲，《论语》你不讲，讲讲宋学也行，讲讲“康子、廖子”也行。他连葫芦里的那点儿药都懒得卖，光剩呼口号了。发烧是病。

　　新京报：您认为，《论语》对于当代人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李零：古人是古人，今人是今人，但都是人。气短了就骂祖宗，气粗了就卖祖宗，那叫没出息。祖宗不是摆设和工具。你只有把孔子当孔子，《论语》当《论语》，讲人话，说人理，才能理解它的价值，发现贯通古今的价值。

　　【评委评价】

　　《丧家狗》没有对孔子不敬

　　●徐友渔（评委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丧家狗》最突出的一个优点在于，作者对于传统文化考证非常精通。人们很容易在这场争论中持一种简单的立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跟主张，学理的累计是不够的。甚至那些以国学大师面目出现的人，他们的国学根底，以及这种考据功夫远远不如李零教授。

　　李零教授说孔子是“丧家狗”，完全没有立场在先、感情用事的倾向，纯粹是从自己非常扎实的考据，对古典典籍和文献的梳理中得出自己结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当前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当中起什么作用的认识上，大家意见分歧。对立很强烈，而且争论很厉害。表现最突出的是，一些人往往感情用事，立场在先。在这种情况下，《丧家狗》靠论据说话，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其次，这本书实际上对孔老夫子学说、经历，他所抱持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目标是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他质疑的只是孔子在几千年专制社会中被利用和被扭曲的现象。在现代，它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但是很不幸，一些人把这本书的优点看成了缺点，而且恰恰理解反了。仅仅因为一个书名，就把它说成不讲道理。而我认为，在批判性对待中国传统经典方面，这本书是最讲道理的。我不知道，这些人在批判这本书之前，是否用心看过。凡是认真读过本书的人，都会看出作者公正的态度和良苦用心。如果稍微脱离简单的思维，“丧家狗”这个词，李零也没有用错。很多斯文的人，在碰到强权和蛮横的时候，确实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按道理来说，凡是想真正了解儒学的人，在《丧家狗》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收益。但是，讨伐者完全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表现出来的是被挖祖坟一般的气急败坏。从这点来说，《丧家狗》的意义更加重要。

　　【读者评价】

　　《丧家狗》没有丑化孔子

　　●王学泰（学者）

　　《丧家狗》出版以后争议很大。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饭碗和研究对象联系起来，把研究对象奉为最高，容不得别人批评。对于李零《丧家狗》的批评有的缺少学术公心。因为他们公开说自己没有读这本书就非常厌恶。我想只要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就能明白李零的意思。

　　另外，书名“丧家狗”，虽然不无商业操作的用意，但也不能说这就是丑化孔子。“丧家狗”这个词是孔子自己说自己的，有自嘲的意思。李零用这个做书名很吸引人，也很准确。丧失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用“丧家狗”来形容确实比较形象。从贵族社会体系中独立出来的知识分子，孔子可能是第一代。当他独立出来的时候，脱离了原有的贵族制度，这是丧家。另外，他追求的精神理想也不能达到（孔子说“任重道远”就是这个意思），这又是再度丧家。有精神追求的人，大多都是在路途上，佛也只是涅槃后才成正果。从这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当你的目的没达到的时候，本来就是丧家狗。另外，在先秦“狗”也没有那么多的贬义。

　　我认为，以李零的古文字水平来说，他可以把《丧家狗》这本书做得更好。他在这本书中没有使全力（他对我说时间紧，又是讲义基础上做的，不能求之太深）。比如，他在里面讲“翼如”就讲得非常好。过去，大多数解释是端着膀子像鸟一样走。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会有这种走路方式。李零的解释是，翼如就是很谨慎的样子，翼在这里解释为小心翼翼。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

　　学术讨论不是异教之间的论战，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从文明规则来看，异教之间也要互相尊重。不要动不动把研究与信仰扯在一起。

　　陈明（学者）

　　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对于刚刚拜读的李零先生这部近著，我只能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

　　陈璧生（学者）

　　在我看来，李先生更像一个堂吉诃德，他舞动批判的长矛，把锋芒指向《论语》这架风车，这种姿态，是关公战秦琼，荆轲刺孔子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