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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包括北宋的古文运动与诗词革新、苏轼、陆游、宋元话本、元人杂剧的兴起等。

文：白化文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先师浦江清先生授课讲义《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已经师妹浦汉明女士及彭书麟先生整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２００７年１月出版。老学生如我，为之欢喜赞叹。

浦先生于１９５４年在北大首次开“中国文学史”第三段即宋元明清一段（大致到１８４０年以前为止）的课程，为期一年。此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毕业的两个班同学也听过。还有哪个班听过，我就不知道了。浦先生旋即谢世。我有幸听过首次开的课，并和程毅中学长并列第一学期的课代表（当时我们班七十余人，分成两个小班），也就刚好是“宋元”那一段的课代表。第二学期，我退出，由将要成为我爱人的李鼎霞继任，程大学长带着她，但我还是时刻关心课代表的事的。后来，我写过一篇回忆浦先生的文章，那里面说过的，这里就不再提。我在这里讲这些，只是说明有过这么一段因缘。

浦先生非常敬业，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讲稿。汉明师妹等位纂辑的，大致是根据起码三次授课的多篇讲稿，连缀而成。这就比我们当年首次听课抄的笔记要丰富和准确得多。她们付出的劳动也大得多。这里面兴许有她们再创造的成分，但估计极少。我常常为老学生未能给老师尽力而惭愧，又一想，我们没有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条件，师妹是最佳人选。说一句拟不于伦的话，可谓中郎有女也。

论开课，中国文学史第三段在解放前的大学里单独开设过的较少。一年制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能讲到唐宋的也不多。单独开设的词、曲、小说等专门化课程倒是有之。解放后，学习苏联，课程精密化、定型化，往往把文学史分成古代和近现代两大块来讲，出书也是这样的出法，而且常组织集体编写。专讲“宋元”一段的，少见。成书者也不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有所改观。可是，１９５０年代由极有水平的专家编写的断代文学史，特别是宋元一段的，稀如星凤。浦先生此书的可贵之处，窃以为正好在于是那一阶段的一家之言。浦先生的学术，当时已经处于成熟期，有许多独到见解。１９５０年代初，“犹忆开国全盛时”，浦先生学习马列主义十分用心，并注意将之融化进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讲义之中。当时政治运动尚不明显，学术界尚未受到太大的干扰。浦先生独立思考所得在讲义中触处可见。我想，我们抱着这样的见解去阅读这部讲义，定能如入宝山，满载而归。

我在毕业后辗转于多种工作之间，越学越杂，离中国文学史越来越远，有负师门培育。加以浦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游夏何敢赞一辞。今日我仍能留于北大，每次途经第一教学楼先生授课旧地，辄有“岂无三宿恋，聊与一身归”之想。此次阅读此书，极有重温旧梦之感。读后感慨良多，只可择其要者，谨书如上。

文：浦汉明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8月

　　先父浦江清先生从1929年由清华国学院转入中文系后，近三十年间，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素有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心愿，不幸因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家中珍藏着长期教学积累下来的讲义，虽因抗战而有所缺失，但仍数量众多，足以完成一部古代文学史。这是父亲心血的结晶，它们已等待了半个世纪，再不及时整理，或许就要被湮没了。感谢天津古籍出版社，承担起了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出版《名师讲义丛书》，给了我们一个替父亲还愿的机会。

　　说到教古典文学，人们会想到“老夫子”。父亲治文学史却没有迂腐的夫子气。他具有进步的中西史学观，系统掌握了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文艺理论，又深入研习了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达到中西融通的境界，因而能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观照中国文学，能运用科学理论来观察文学现象，诠释其源流兴衰、发展变化，比较异同。

　　古典文坛向来以诗和古文为正宗，轻视词、曲、小说。父亲深谙历代文学的蜕变之理，没有这种偏见。相反地，由于每一种文学样式的源头，都在民间，他倒是格外看重率真而富有生命力的俗文学。他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中写道：“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时期。一为原始的时期，二为黄金的时期，三为衰败的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的时期真而率，黄金的时期真而工，衰败的时期工而不真……先生夺第三期之文学的价值，而与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宋元话本、元杂剧与南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是真而率、真而工的文学。因此，父亲所讲的古典文学，不是放在玻璃柜里仅供远观的文物，而是充满生活气息、具有现实意义、足以引起今人共鸣的文化精品。

　　在整理讲稿中，最令我们敬服的，是父亲的师德和学养。当时他胃病频繁发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却承担了为《杜甫诗选》作注的工作，正值《红楼梦》讨论期间，白天多半要开会，全靠熬夜工作。但在他心中，教学是第一位的。他在1955年4月致陆维钊函中说：“唯课务颇重。宋以后文学史一段，多小说戏曲大部，阅读既费时间，分析批判能力不足，因此备课时间所费最多。”“中国文学史（第三段）”是中文系本科生的课，以他的功底和长期的教学经验，任教自然游刃有余，但他却为备课花费了最多的时间。连教三遍，每遍都有系统详尽的讲稿。一个章节，往往先写有提要，再作详述；一个问题，一次写得不满意，便再写一遍。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讲稿深入浅出。语言风格，也与早期讲义的文白夹杂不同，纯用语气连贯的口语。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学生的期望关爱，体现着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态度。除系统的讲稿外，配合着各章节，他还搜集了许多资料。如关于苏轼的“乌台诗案”，他抄录了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大正等的札子，苏轼本人的长篇供状及御史台的结案状等，竟达五、六千字。在课堂上讲到诗案，只能作简单介绍，但为此所费的精力却不知有多少。（本报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