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里的中国图景及其思想史意义
文：叶隽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2月
如果说文学文本构成了一幅人类历史绚丽多彩的精神图景的话，那么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民族文学则是本民族历史的最生动叙述。但有意思的是，民族叙述往往并非仅是封闭狭隘的民族图景，它也有可能，甚至会更生动地、更有创造性地体现出“他者”（Ｆｒｅｍｄｅ）的形象。卫茂平教授《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一书，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最佳的例证。它在很大意义上，阐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精神”。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考察，此书亦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上承陈铨之《中德文学研究》，下必开启中德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转折。此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重要学术命题的敏锐发掘。
其实，关于文学关系的研究本身，越来越超出文学自身，更多地是尝试以文本为中介来辐射和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交流乃至思想水平。若有的著作之所以选择游记，是因为它们“记载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因为它们表达出了作者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第３５４、３５５页，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就中国的研究情况而言，开山之作当推本文研究对象之一——《中德文学研究》。其作者陈铨希望：“对所有重要的德文作品对中国纯文学的翻译、改编、仿效、依赖的情况，尤其是它们对德国文学产生的意义，进行批评性的研究。”此著以大量详实的德文材料，说明了中国文学被译成德文及在德国的传播情况。但这一工作得到延续，却是要等到半个多世纪后，卫茂平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的出版。该书按照德国文学史的历史发展轨迹，从骑士文学一直叙述到战后文学，分阶段梳理了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影响。由于作者主要从大量的德文文学文本出发来进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影响精心梳理，并形成章节规模，所以就显得颇为厚重，成为此领域中不可规避的重要著作。
此书实际共十三章内容（绪论属前史，当仍可当一章看），比较遗憾的是没有“结论”，而且“引言”也属浮光掠影，只负责略为交代撰作背景，区区两页就打发了去。所以要想体会作者的整体建构，必须认真阅读、小心揣摩。全书基本上是按照德国文学史的线索来顺序推进的，从骑士文学、巴洛克文学到启蒙运动及１８世纪文学、古典文学、浪漫主义、青年德意志、毕德迈耶尔派、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印象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内心流亡文学、流亡文学、战后文学，也还讨论了２０世纪初期若干德国思想家的中国观。这样一种方式，好在脉络相对清晰，顺流而下；但难免要依靠别人的先有判断，即文学史的脉络是德国人的，这就要求作者能够对德国文学史既有自家认知，又能出入其中，熟悉其源流方向。
我认为，此书的主要贡献，是在汉语语境中提供了德国文学之中国接受史的脉络。这一点作者自己也有论述：“本书在章节编排和论述方式上，未能做到学院派史论的沉稳工整，故在‘史’后加个‘述’字，以借‘述’之疏放冲淡‘史’之谨严。”（第１页）从述史的角度而言，读者一册在手，对中国文明在德国文学脉络里的流向有一种很清晰的把握，提供了一张很好的“导航图”。虽然这一领域著作此前已有不少，但在很长时期里都出自德文，从中国学者的手笔角度考察，在陈铨之后此乃第一人。应该说，较之当初那本薄薄的小册子，这部厚达５００多页的著作，对德国文学史人物的涉猎相当广泛，不但歌德、席勒、黑塞等大家有专节论述，大凡重要作家如维兰德、赫尔德、海涅、冯塔纳、霍夫曼斯塔尔、德布林、卡夫卡等都能找到他们与中国的关联，很是有趣。但此书的好处在于“广博”，其弱点也就难以避免，有时，“精深”与“广度”确实有内在的矛盾。这也表现在各章节的具体设计上，多半是具体的人物与中国关系，而且往往引述已有研究，如对施莱格尔兄弟、蒂克、沙米索等人中国观的论述等都是。所以就少见作者自家的深度研究，以及鲜明立场与观点的呈现。从求真角度而言，历史学之强调“史实考辨”，其意义在重视一种知识学意义上的渐进积累，因为徒称义理，是站不住脚的。但真正的史家往往不以此为贵，反而说：“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第１２５页，台北：汉声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２版）章学诚对唐贤刘知几所谓“史家三长”的“才、学、识”别有阐释发明，一是补充“史德”，二是独崇“史识”。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标准里，其他的也重要，是基础，但最关键的、能使史家出类拔萃者乃是“史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考量，则真正的“中国对德国文学的精神影响史”的撰著，尚有待后来之贤者。
文学史撰作的理想状态，应是史家长期积累与孜孜努力之结果。即史家不但对文学作品源流脉络有清晰认知，而且能对最主要的作家、作品有长期浸淫、阅读的艺术感受（能有大量批评实践最好）。在此基础上再经艰苦努力，才有可能产生具备独发己见的“框架建构”之作。对这样一种关乎交流的文学史、思想史交融的著作而言，其实要求更高，不仅作者应有德国文学史、思想史的融通驾御能力，也还要对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之流变脉络心中有数，还应具备比较文学史、思想史的眼光与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立足于大而全的撰著思路就注定其学术定位的“开辟性”，而非“深刻性”。所以其结束之处没有“结论”部分，也就可以理解了。
尽管如此，将这样一种文学、思想交流史的图景予以基本清理并粗线条勾勒出其景观，亦同样是一大贡献。据作者自述，曾花很大功夫收集资料，并进行研究。如果仅流于学界流传，未免有些可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定位为“中德文化关系的普及之作”或不为过。此书重要史实基本出自前书，但更注重叙述语言的流畅与专题的相对突出。不求完整的体系建构，而重在描述具体人事渊源，对一般读者来说亦是开卷有益。确实，系统地研究与梳理中外文化关系很有必要。钱林森教授主编的这套《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虽然只是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从作家这一视窗进入，但确实已颇有开拓之功。虽然早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开始了其筚路蓝缕的创业工程，但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学界才有可能接续传统，重新开始踏实地工作。就大型丛书而言，从１９９０年代上半叶由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到此套书，中国比较文学的系统工程确实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当然，之所以对此书感兴趣，当然还是因为其关注的焦点落在了“德国作家”身上。中德文化、文学关系是一个甚少开掘的领域，从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上来说，甚至很少可与此领域的开山之作（中文研究领域）、７０年前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相比。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们的努力值得赞赏。然而，从一个专业研究者的视角观之，此书并无质的推进，大致不出卫茂平教授《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的范畴，其中也不乏掠美处。好在此书定位为文化普及读物，我欣赏的，倒是作者撰此书的价值取向和思路。
自１９９０年代汹涌奔腾的市场大潮袭来之际，人文学者的安身立命似乎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挑战。但这样的撰作方式，其实给我们开启了另一种可能，即如何更体贴地走近读者。此书分三部分，“德语文学‘中国’形象之变迁”、“德语文坛中国文化之回声”、“德语文学汉译史话”，通过具体的作家个案的异域结缘，娓娓道来，洵为开卷有益。看看塞肯多夫如何神交老庄，再体会一下辜鸿铭与歌德的因缘，真会觉得很有趣。
如果说卫茂平教授的工作，为中德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后来者如何以此为起点，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就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至今为止，尚没有见到关于德国文学在中国的系统性专门论著，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惭愧的（当然，这方面已有更专门性的论著，如对德语文学汉译史的讨论。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在我看来，恰恰是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学者有可能大展身手。早在１９３０年，留美求学耶鲁的柳无忌致函鲁迅，向这位中国小说史家请教关于《玉娇梨》一书的情况，顺带记载下的却是长达数世纪牵涉中、德、美三国数代人的一段文化因缘：“在你的《小说史略》中，曾讲过明代的一部言情小说——《玉娇梨》，真如你所云，此书在中国虽不甚通行，在欧洲却颇有一时的运命。月前去访耶鲁大学的德文系主任，讲到歌德的事。他说：歌德曾批评过一部中国的小说，颇加称道；于是他把校中‘歌德藏书室’中的法德译本的《玉娇梨》给我看。后来我又另在耶鲁图书馆中找到一册英译。在学问方面，欧美学者关于歌德已差不多考证无遗——独有在这一方面，讲到《玉娇梨》的文字，尚付阙如。因此我想，倘使能将我国人所有讲此书的材料，收集整理一下，公诸欧美研究歌德的学者，也许可以算一点贡献，虽是十分微薄的。”（《集外集拾遗补编·柳无忌来信按语》，载《鲁迅全集》第８卷第３００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转眼７０多年过去，就我有限的目力所及，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无很好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我想最关键的还是学者自身的学养问题。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度接触与认知，又对德国与欧洲１８世纪以来的思想史、文学史语境有“如临其境”的亲历感，很难解答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将不再是那种泛泛的、概述性的描绘，而应将主要精力选点沉潜、积累发力，提出有高度的观点，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而要想提升中国学者的学术分量，除了“材料考辨”的基本功之外，还是应特别强调“问题意识”，尤其是具有“中国眼光”的问题意识，这是我们可以立足的“文化资源”。在《异域的召唤——对谈》中对作者撰作的思路有所交代，引当代德国思想家斯洛特戴克（Ｐｅｔｅｒ 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的思想为奥援，强调个案视角与材料考辨（第１１页），其实是有道理的。可材料考辨只是最根本的入手功夫，在学者个体当然可以选择“适情任性、钩发沉浮”的路径，不过作为中国学界却不宜就此止步。毕竟“小处着手”，还是为了“大处着眼”，指向宏观的历史建构才更具有挑战性（附带说一句，说德语文学的中国影响史发端于洋务运动乃“十分巧合”，恐怕有待商榷；在我看来，不但不是巧合，而是某种程度之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入手处虽然是属于文学史范畴的“史实考辨”，但指导思想上最不能缺的就是思想史领域的“问题意识”。能如此，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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