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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周期与运行轨迹，以丰富的图像资料重现几近湮没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原貌，并在雅俗对比中为研究现代知识精英文学的学者展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有可比性与互补性的参照系，有助于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研究体系。

文：万文娴 出处：文学报 2007年5月

    在当代，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教授在中国通俗文学这一研究领域可谓是一个拓荒者、一个奠基人。他自上世纪80年代机缘巧合之下整理鸳鸯蝴蝶派资料后，就与中国的现代通俗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些年由他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通俗文学十五讲》等著作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人们的视线也逐步被吸引到通俗文学这一领域中来。2007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范伯群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皇皇78万字，凝聚了他退休后整整5年多的心血，正是凭借着深厚的功底和一股子坚韧的毅力，这部图文并茂的通俗文学史巨著才能与读者见面。诚如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与5年前范伯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相比，这部由他独立完成的新著是“设计精巧、施工精心的优质二期工程”。

    “设计精巧”四个字主要体现在作者对这部书思想的整体把握上，从书名即可看出，这本书构筑了一个关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自足体系，是一部专门阐述历来被弃之一隅的通俗文学的专著。由于各种历史和人为的原因，通俗文学一直被排斥在中国的主流文学之外。到了五四时期，精英作家们由于肩负启蒙、救国的使命，对以消遣休闲为旨趣的通俗文学都抱蔑视和鄙夷的态度。尽管这些新文学作家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们对通俗小说及其作者的排挤和打压，客观上也导致了中国的现代通俗文学所取得的“名”与实绩不成比例这一现状。我们迄今读到的文学史，都或显或隐地尝试着告诉我们一个历史现象:从晚清到现代的通俗小说，在五四的全民启蒙以后出现了一个大的断裂，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作家骤然减少，其巨大的影响力也随之逝去，所以我们的文学史不屑记录下这一影响微弱、不值一提的文学体系。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范教授的这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中国的现代通俗小说从晚清即开始萌发，并且逐渐开始走向成熟。即使是在遭遇了“五四”这个大冲击后，通俗小说的创作群体依然人才辈出，如“在地狱边缘写尽人间纯情”的毕倚红、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的向恺然、现代讽刺幽默大师程瞻庐，以及30年代出现的几位通俗大家——张恨水、王度庐、秦瘦鸥，及至40年代的张爱玲、徐訏、无名氏，他们三人的小说超越了雅俗的界限，将通俗小说的层次又大大地提升了。此后，现代通俗小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才告一段落。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清晰的通俗文学的发展线路。

    范教授不久前接受《新京报》的采访，在谈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为什么遭到知识精英话语的批判”这一问题时，他说:“中国知识精英文学初登文坛时，对中国古代的传统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另外，他们对文学的功能观又与通俗作家有差异，再加上他们对现代文学市场化的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对通俗文学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批判。”五四的精英文学家们对通俗文学一致持鄙夷态度，功利的启蒙救国心理使他们完全无视文学最基本的娱乐功能，而是声称要将鸳鸯蝴蝶派的作者“扫出文艺界以外”。然而这种承担着过多过重社会责任、与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捆绑在一起的文学还是原初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吗？对此，鲁迅早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就中有过精辟的见解:“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是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虽然这一论断是在比较唐人小说与宋人小说时得出的，不过用其来观照我们的现代通俗文学，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文学中亘古不变的真理。

    贾先生所说的“施工精心”从本书精心布置的“小报潮”、“期刊潮”研究和丰富的图片资料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当我们打开本书的目录，就能发现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本书专列许多章节来梳理文学史发展中报刊的情况。第二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小报潮”介绍了作为“小报始祖”的《游戏报》，并梳理了以它为代表的这一时期小报群的发展；第三章“1902－1907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第一波”展现了在这一中国现代化文学刊物酝酿期中涌现的大量文学刊物，介绍了《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以及《小说林》等刊物的状况；第六章“1909－1917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第二波”介绍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第二波，主要列举了《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小说月报》等这些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刊物情形；第九章“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组与通俗期刊第三波高潮”在介绍《小说月报》改组情况的同时，一并梳理了通俗期刊的第三波高潮，并且从《小说世界》引起的若干问题中表达了作者许多独到的见解。范伯群教授对小报和期刊的重视并不是心血来潮，期刊文学和小报文学是市民文化的重要体现，而向来为我们所忽视的市民文化与通俗文学的生存发展是休戚相关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如此注重“小报潮”和“期刊潮”的一番良苦用心。

    此外，这本书中的300多幅图片也是此书的一大特色和贡献，是最能体现、也是最契合“施工精良”这一评价的。中国的现代通俗文学已被冷落甚久，相关的图片资料更是难觅踪迹，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对年轻力壮的学者来说已属不易，更何况是一位70多岁的老专家呢。青年学者李楠女士在《钻进“故纸堆”，不知老之将至》一文中，回忆起范教授为搜集这本书的图片而在上海图书馆埋头苦阅的那些场景时，“深深被他感动着，为他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为他无怨无悔献身学术事业的执着精神”。试想，无论是刊物的创刊号封面，还是初版小说集的封面；也无论是作家的老照片，还是报纸的旧广告，作者都努力从那些发黄发脆的旧报刊中将它们“挖掘”出来。这些图片资料的搜集不仅给了读者深刻的视觉印象，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文学保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图像资料。范伯群教授自己在《觅照记》中说到:“(这一行为)现在看来或许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可是一旦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也被确定时，省得那时再到故纸堆中去寻寻觅觅。”“我相信这份文学史上的图像资料在今天、在以后是会有一定价值的。至少我给予了他们以精英作家相同的‘规格’，今后能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我们的文学史，直至今日依旧是一部不完整的文学史，缺少了一只翅膀的它难以实现腾飞。范伯群教授的这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再一次尝试为我们的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相信他的这一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渐显出它的重要和可贵，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现“双翼腾飞”的这一天离我们也不会太远。

文：徐德明　刘满华 出处：读书 2007年第5期

　　研究或者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多数习惯了优先接受既有文学史必定要排列出来的一些权威作家，他们的作品与文学活动被认为是“伟大的”，起码也是“重要的”，“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没有太大争议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典律。如果有一部文学史列出韩邦庆、李伯元、李涵秋、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向恺然、程小青、张恨水、还珠楼主、秦瘦鸥一系列作家的作品，用他们去和上述另一系列抗衡，它必定是一个“另类”，如果“不幸”地让这样的文学史成为“另类典律”，倒是值得让学界人脑筋为之一振/痛的。我们刚刚有可能与这样的著作打个照面，它就是范伯群教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通俗”大众的文学与“精英”文学历来不被置于同一视域中。即使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家们提倡“重写文学史”，以一群通俗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史也是出乎意料的；即使是态度开明的文学史，容许通俗小说“聊备一格”地占据有限的章节，也仍然是把它们置于边缘，绝对不可能让其占据主流。范伯群教授的工作是将边缘上的人们作为主体来呈现，一本近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告诉人们：边缘上人满并且足以和主流相当。凭什么让这些人的那些作品入“史”？合法性在哪里？它如何与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对话，回应已成为“典律”的研究法则与格局？如果承认了这样的文学史的合法性，甚至赋予它一个与权威相当的地位，将会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何种影响？
　　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一本文学/文化生态史，不同于既有的现代文学史的以“观念”统帅作家创作的格局；它又是一本通过文人生产进入文化市场与读者互动的历史，没有了既有现代文学史的现代革命的历史面向。前者呈现了更完整的历史生态，后者则是以一种文人/市场的文化偏至替代、弥补革命意识形态的偏至。这二者的结合给文学史研究增添了文化研究的质素。
　　《春秋》以降的理想治史方式是秉笔直书，“直”陈历史生态也应该是一种，但是我们所见的文学史，绝大多数都是观念的产物。秉承着各式意识形态观念，治史者可以笔下超生，也可以下笔草菅人命。治文学史者为凸现一种文学意识，就得让一批文人和曾经有过强盛生命力的作品销声匿迹。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被部分人诊断为死亡，在文学史中注销了身份。范教授要起死回生，要恢复、正视历史生态，他心目中的现代文学“良史”是精英与通俗文学的“两翼齐飞”。他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刚刚亮出了一个丰满的翅膀，他心目中的另一个翅膀是既有的文学史、还是另外什么模样，翅膀与躯体（它又是什么？）之间如何设计，还不容易想象。
　　范教授的文学史纲目设计中见不到“思潮、运动”的字样，取而代之的是通俗文学报章刊物的一潮又一波，在波澜激荡中活跃着一群又一群的写通俗小说和其他通俗文类的文人，呈现着一批又一批的通俗文学作品。在难以计数的小报与刊物中寻找代表，以其为时间标识，这样的历史时段的安排举重若轻，但是其间还有斟酌思考的空间。通俗文学作品历来受訾议者主要在“意识”，与既往历史书写中的主流之间的最大的舛错也在“意识形态”的认同，通俗作家中的大多数也在力求“改良”（但不能否认有人改而“不良”）。对现代文学精英与通俗的区分，范教授择其大而别之，称：“借鉴革新”与“继承改良”。我看前者擅“兴风作浪”，后者善“随波逐流”。对随波逐流的通俗小说家的历史安排，借刊物的兴灭起落来标识，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个选择难以审慎区分、明示各阶段作家之间的良莠不齐，正如观念变革难以统率所有作家的活动一样，有一利必有一弊，文学史不好写、不易写，在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正是一样的。
　　报章刊物的时段标识之外，如何处理文学史中的“人”与“作品”的论衡、“史”的脉络与作品的赏鉴、文人群落与小说类型，是颇费周章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通俗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作家流品溷杂，其占最大比例的通俗小说内部的类型边界就不很清楚。文学史不是录鬼簿，必须考虑择录标准与典范性。范教授历经二十五年的研究，大量资料的收集编撰，领导一个群体进行数十位通俗作家的《评传》研究，先期《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群体切块分割、总成，退休后近五年又全身心浸润在各大图书馆的通俗文学珍藏中（其时，范教授常常言必宣称要“凭史料说话”），才有今天的水到渠成。如果把这部文学史比作一幅水墨巨轴，范教授心中的山水布局、草木屋舍、线条墨色、款识安排早已成竹在胸。仅说通俗文学社团青社和星社成员，其于第三波期刊《新声》、《红杂志》、《红玫瑰》、《礼拜六》、《紫罗兰》、《小说世界》的主编、主撰职责，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重要作品的关系就纷纭纠缠，范教授的叙述舒徐卓荦、落落大方而又井井有条。这样的历史叙述，决非一蹴而就。
　　其历史脉络的显幽曲直既显示着古今、现代性的贯通豁达，又谨小慎微。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确立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地位，其中包含的“晚清”与“五四”的先期与承续的现代性命题；写情小说与哀情小说与“五四”小说的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之间的关联，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讨论之间的相互呼应，都是文学史“重写”的着力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第一波”、“第二波”与“通俗期刊第三波高潮”之间的连贯与嬗变，线索自然明显，但是叙述嬗变的审慎更为重要；其“二十年代狭邪小说‘人情’、‘人道’化的新路”，更是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明代以降人情小说、言情小说的路向上前行拓展。从通俗小说受外来观念影响的“改良”到“张爱玲小说的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十九章一节），范教授既将一部文学史做得“改良渐进”、一气贯串，又注意着通俗小说的现代性的呈现方式。二十年代社会小说作家群“为都市传真留影”（十二章），侦探小说的中国化则“吹来一股‘科学’、‘人权’的新风”，通俗文学的指归也在“现代”。我应该没有说错，范教授的“两翼齐飞”论也内蕴着一个“殊途同归”的判断呢！
　　以文学史的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范伯群教授也处处显示其识见不凡。“都市乡土小说”的定义命名、概念内涵的揭示，其与鲁迅、周作人、茅盾对乡土文学的发明之间的一致与丰富、拓殖，显示了论者在“雅俗”两端都下过真功夫。而“黑幕”与“黑幕小说”的辨异，“黑幕”与“问题小说”的相关的处理上，处处见出叙述讨论的科学态度与求真精神，更甚者是与美国同时期文学“揭黑”的平行比较，简直是一篇比较文论，在击节叹赏之余，不由地要问：“史”中可否容纳这么大的“论”的空间？难说这是否用力太过，但总是难免不落痕迹。若论痕迹著明者，要数“‘立雪’宗将门下的白羽之武侠小说”（十七章一节），范教授着力强调宫白羽谒求鲁迅，除了强调通俗小说家宫白羽真正有所师承而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雅俗之间也！当新文学已经成为传统的时候，通俗小说家也在精英文学传统内汲取营养。强调宫白羽这一事实，只为出示证据给鄙薄“俗”文学者，不好随便说话！
　　这部文学史不以人名章，或者说没有专章作家，专节叙述的作家也只是以特色为标志。叙述的作家不代表观念符号而是行动着的活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平凡的文人，但却面目各别。文学史中很久难得见到活人了，文学史中写出一批活人来不是一桩容易事！除了告诫自己不把人写成观念符码以外，归因如下：第一，叙述者是性情中人，所以注重作家的性情，即使那些有烟霞癖的、出入平康的作家，也不为之讳，他们本来就不是“伟大的”；第二，现代历史的写法注重分期，但是范教授也注重中国的“史传传统”，所以“史”中有“传”，毕倚虹、何海鸣、向恺然、姚民哀作为传主，都能在纸上活起来；第三，范教授长期生活在苏州，苏州曾经是通俗小说家生活的大本营，这些作家几乎没有与他隔着一代以上的，他与许多作家的第二代都有过联系；第四，范教授对“文字劳工”的劳动有一种尊重，自身经历使他对被意识形态贬斥的人有一种惺惺相惜，不愿意让活人为意识形态符号框范。这批文人，从科举不得意的、由科场中抽身而退的，到秉承新旧文艺双重传统的，他们从读书人到写书人的经历是中国一个特殊人群的生命历程，范教授给予他们同情之理解。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学史也不应是无情物，文学的生态本应包括文人的情感活动，这是一本有“情”的文学史。范教授的学术生涯差不多一半付与了通俗文学，学术对象与学术生命联系如此之紧密，焉得无情！
　　这批文人是生活在文化市场上的，写出文化市场与作家的互动关系的历史，应该说是范教授先拔头筹。文化市场上鬻文为生的文人，阅读消费的读者，经营、编辑刊物者构成的文化生物链条使这部文学史运行得生机盎然。文人如何由报人而成为职业作家，阅读消费的趣味及时尚如何被培养起来，读者对作家的要求，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与典型的范式，对上述种种的叙述，没有一部文学史能够如此主动自觉。这部文学史中有两个突出的人物值得多说两句：一个是书业出版的经营者沈知芳，一个是编辑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周瘦鹃。没有沈知芳，第三波通俗期刊的繁荣就缺少了标志性人物。因为他而拉住了严独鹤、赵苕狂等编辑家，世界书局和《红杂志》、《红玫瑰》等才会形成通俗阅读的时尚；因为他而挖出了台柱人物平江不肖生，拉来了北方的张恨水，一个奠定了民国武侠小说的基石，一个把社会言情小说推向了峰巅，小说家自身也红透了中国的南北世界。周瘦鹃的翻译因鲁迅的赏识而受奖，他编辑的《紫罗兰》杂志推出了“一鹃”系列的小说作家作品，更在后来为张爱玲出现在中国文坛发挥了作用。周瘦鹃自己的文人情调，风雅趣味更是一个特例。刊物的编者、作者、读者使这部文学史得以三足鼎立。
　　我们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承认，一度被我们认为是“典律”的现代文学史的权威性早已动摇，我们一时又找不出堪称典律的新论述。山穷水尽中不期而遇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它的论述对象、编撰方式、历史脉络等等，无一不显得另类，其间有许多成分却又是真正的历史论述，它的“另类典律”的身份恰恰构成对原以为是典律的文学史的争议性的回应。中国近五十多年的人文研究中的典律真是太少了，“另类典律”的生成也许正是促生典律的前奏。我们在一个无从产生大师的时代里呼吁大师，倒不如在争议中呼唤典律。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的有文学/文化自觉的教师们，其实都有把文学史教成了“文学死”的感受，何不在另类中寻找生机呢？
　　这部文学史的生产过程本身也有点另类，它是由一个退休的教授独立写成的，其间寓有深意。我已经习惯看到，“退休”常常是真正工作的开始，我们熟悉的另一个老师谭佛雏先生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也是退休后完成，并且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经典书目。一个在职的教授，往往会因为体制任务疲于奔命，把完成个人学术事业的精力消耗在注定没有成果的公共事务中。这让我们不由地羡慕范教授的退休生涯，为什么不能在没有退休的时候，把教授们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呢？独立著述，本来是人文知识分子天经地义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习惯地常见群体合作的科研成果，恰恰是范伯群教授，他在退休前承担过种种重大项目，他也主编过通俗文学史，但是其心愿规划仍然是“独立”写出这本文学史。他最大的感受首先应该是获得了主体的独立性，没有成为种种既成观念的俘虏。我们可以在各章中找到整节的作品的细读分析，这种写法也是另类的文学史写作，但是读这种内容一点也不空洞乏味。让细读赏析回归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正是挽救文学于既死的方法之一。
　　范伯群教授这部著述的文化生态的独特性可能比文学赏析更重要，没有专章论述作家，却有整整一章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电影热与画报热”（十四章），真是别开生面！全书三百多幅图片呈现的“如画”的、“如在目前”的历史感受，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图志。感性的历史画面的呈现，独立的理性个人判断的提出，二者相得益彰，起码这一点就是独特的。我们真正需要这样的“另类典律”！

文：杨剑龙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3月

    在学术界，范伯群先生对于通俗文学研究的开拓与贡献是有口皆碑的，1984年他编辑出版了《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此后陆续出版了《论鸳鸯蝴蝶派》《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通俗文学十五讲》等著作。2007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780万字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这是范先生自退休后费时5年的重要研究成果，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文学史力著。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如果说这部新著与5年前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相比，我只想说一句话:‘这是设计精巧、施工精心的优质二期工程。’”

    1994年，范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开篇说:“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文学的双翼，今后撰写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虽然，这种观念曾遭到少数学者的质疑，但是后来出版的许多文学史已将通俗文学纳入其中。该著是范先生“双翼齐飞”观念的深化与拓展。在文学史的体例上，该著有其独到之处:

    一、以时间为经潮流为纬的结构，描述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40年代发展的脉络。范先生在绪论里认为:清末明初文学出现了谴责小说、写情哀情小说、历史宫闱小说三大潮流，其在“五四”之前的20年间激荡着。该著第四章“1903年:晚清谴责小说‘启动’年”，分析官场谴责小说的勃兴与发展；第五章“1906年后:写情小说与哀情小说的涌现”，评说苏曼殊、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的小说；第八章“1916年:‘问题小说’之引进与‘上海黑幕’之征集”，梳理黑幕小说兴盛的原委及“五四”前后对“黑幕类”作品的批判；第十六章“20、30年代之交:北方通俗文学的迅速崛起”，研究张恨水、刘若云、还珠楼主的创作；第十七章“抗战胜利前后的北方武侠小说”，评说白羽之、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的创作。脉络清晰、主次分明，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

    二、报刊梳理与潮流分析的交错。对于文学史发展中报刊情况的梳理成为该著的重要特点。第二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小报潮”，梳理了以《游戏报》为代表的小报群的发展；第三章“1902－1907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第一波”，梳理了《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刊物的状况；第六章“1909－1917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第二波”，介绍《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小说月报》等刊物状况；第九章“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组与通俗期刊第三波高潮”等章节，有诸多独到的见地。

    三、纯文学背景中评说通俗文学。范先生认为必须打破思维定势，“阐明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的‘互补性’”，将通俗文学“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中去”。例如该著认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在19世纪末到‘五四’之前是中国启蒙主义的先行者”；“‘五四’以后，知识精英作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通俗作家已不属启蒙主流了，但他们的另一个职能却被凸现了出来，那就是‘承传’”；“通俗文学界的提倡‘问题小说’是先于‘五四’以后的知识精英文学界的”。

    作为一部插图本的通俗文学史，300多幅图片给该著增色不少，诸多珍贵老照片，无论是刊物创刊号封面，还是初版小说集的封面；无论是作家的老照片，还是报纸的旧广告，都使读者更真切形象地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氛。

文：谢其章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6月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中科院文研所卓如研究员在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的“推荐意见书”中说“全书有文一百余题，图五百多幅，均为原版书刊复制的画面。这些原始材料，读者已很难见到，因而具有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还说“本书的作者，以图文结合，由图说史，别开生面，是一种新的尝试”。意见书末了，又说“由于插图多，印制难度大，建议给予出版补助”。十几年时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图文书成了潮流，还有一些过去没图的书重新加上图，“摇身一变”叫人以为是本新书。最近的一例是李楠的《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研究》（２００５年９月初版“猫头鹰学术文丛”之一），没图，我在书评中还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缺陷的话，或者说还有什么可扩充的空间的话，插图（小报书影）的缺席，无疑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不能认为这本书是学术性的专业书就可以完全忽视图片的作用，１９２０年代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没有忘记插图，数量多而且有的是彩图。此类书最适宜做“图文书”（当前当然须注意图与文的比例，谨防“过犹不及”），一点不给‘图’的位置，会失掉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前几天逛书店，突然看见李楠著《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插图本）》（２００６年９月第一版），同一出版社，前后仅隔一年，均称“第一版”，书名变了几个字，内容一模一样，后一本加了一百多幅图（出版社管这叫“上海小报老照片”，不对，不是照片，明显是复印件），就这样，两本我都买了。此事启发了我一个想法，一本书先不出带图的（能带也先不带），看看动静如何，再出带图的，一鱼两吃，效益最大化。

上面是话引子，现回到本题。“觅照记”是范伯群新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后记，之所以把“后记”单拈出来说事，容我细谈。没见到书之前，我还以为此书与原来那本《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一回事（两书书名仅差一个“近”字），这次不过多个“插图本”而已，其实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是范伯群主编多人合撰，而新著乃范伯群独立完成（“我的规划是，一是要自己独立写出一部晚清民国的通俗文学史。我过去主编过通俗文学史，但主编与自撰是不同的。”《觅照记》）关于此书（包括前面那本）已有多篇评论见诸报端，某报还做了一次专版，众论家均把焦点聚在此书的学术意义。我几年前也写过一篇书评，赞同范教授主张的现代文学史“双翼展翅”的理论探讨，现在大家说的仍是同一个意思。两本书的“后记”都很有意思，都很长，都很像是范教授的“细说原委”，甚至连这样的内情也坦露出来——“但这次我不得不痛下决心，哪怕我为此而倒下去，也得争这口气：‘没有你，我们就不活了吗？’当我开始动笔后，我只是悄悄地向一位‘老学生’交待‘后事’：如果我为此而倒下，你得出来说话。在‘师兄弟’之间难道就不能有‘道德法庭’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后记）经历了那次惨烈的“主编与合撰”的教训，范教授决意自己单独完成《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这仅是我的猜测，插图插图插图，范教授使用似乎最趋时最简明的方式与先前的那本“通俗文学史”和平分手，同时也弥补了前书无图的缺憾。

给书添图片，时下有太多的不文明行为，其中使用最多的手段是“扒”——我不说“偷”不是因为我不气愤，而是已经无可奈何了。我气愤，是因为我自己拍摄的图片被扒得太肆无忌惮了，个人扒，出版社扒，名出版社扒，电视台扒，电视剧扒（扒得很可笑，把画报去掉报名充当海报再充当剧情背景）。于此，举一恶例：获得五项赞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文丛重点项目”，“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岛大学人文社科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１９１５～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新华出版社第一版，刘增人等著，１６开大本，６７０多页），书前面的几十幅期刊书影图片竟有半数之多取自笔者的小书《创刊号风景》，瞧作者怎么说的——“在拙著中穿插百幅左右精美的文学期刊创刊号的封面作为插图，一直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能这样处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插图，有许多是从谢其章先生的《创刊号风景》等著作中翻拍的，只是翻拍技术太差，远不如原著的精彩生动（谢注：我花１０００元请专业人士拍的，当然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结语）真的如刘教授所说“此事古难全，何况我辈凡俗！”的一图难求吗？这么大的一本书怎么会困难到屈尊使用私人的图片之地步？你事前跟我打招呼了吗？事后最起码送一本样书了吗？黑不提白不提。

说实话，没看到范伯群新书之前，我是想着这书也难免不扒吧？及至把书中的３００多幅图一一查证，我彻底服气了，范教授比上面那位磊落得多，同样有赞助，那位把赞助用哪去了？范伯群把公立图书馆作为摄取图片的主要来源地（公立图书馆本来具有向读者研究者提供图文资料的职能与义务，虽然它的服务与某些收费，一直有议论）——“专款专用”，而不是图省钱图省力地扒私人图片，他说：“这一次，我希望尽量能用杂志创刊号的封面（除非万不得已，才用其它某期顶替）。”——“有时候跑一趟图书馆就是为找一张创刊号的封面。”——“１９１４年出版的《礼拜六》并不难找，可是走了几个图书馆就是找不到‘品质’较好的创刊号封面，徒叹奈何。”鄙著《创刊号风景》就有一张十品的《礼拜六》创刊号书影，我以为范教授能看到的，他不用，他有他“觅照”的原则——取之有道。之所以对图片问题如此计较，实在是因为图片已不再是一本书的附庸，它的地位在往上升（与文字平起平坐亦非妄谈）。李楠说：“大约是在四年前，那时候，我天天到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图书馆去翻阅小报，常常会碰到他（范伯群）在阅览室里正襟危坐，埋头研读发黄变脆的旧报刊。这就是他所说的‘觅照’，‘觅图’岁月的一部分吧。他借阅资料的数量大，为了节省从复旦大学到上海图书馆每天来回奔波的这点儿时间，他索性住到附近一家廉价的招待所，白天钻进故纸堆里翻腾，晚上回到旅舍整理资料……他根本不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钻进故纸堆，不知老之将至》）

“觅照记”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秘闻。藏书家阿英（１９００～１９７７）身后，他的藏书捐给了家乡芜湖图书馆，图书馆专门建立了阿英藏书室，好像即完成了任务，从此却全无下文——阿英藏书目录的编辑、藏书的利用，等等。这回，范伯群透露了冰山之一角——“这里只举芜湖图书馆阿英藏书室为例。该藏书室虽只有一间房，可是大多是近代文学的珍本与善本书。插图本中的许多好版本的封面大多是得益于阿英藏书室。例如本书正文中提及的１９０４年６４开本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口袋本’，黄小配（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以及清末出版的《经国美谈》、《黑奴吁天录》等堪称珍本的书均是见诸于这间藏书室之中……有了这些珍本与善本书的支撑，这本插图本的近现代书刊的封面图像就提升了一个等级。”而我看到的等级差别，不只局限在图像的正面，折射到背面的光远不够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