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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分章分节，详析了古英语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文学、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期、现代主义与战后写作；从乔叟直至今天的希尼，涉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二千三百之多；写文学也写历史，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对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知识分子发展的强大冲击。
    本书一九九四年初版，深得英语国家评论界好评，分别于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年和二千零二年重版，并作修订。本书不仅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长版，而且在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有了译本，是一部适合所有读者和学者的读本。其开放、新潮和包容的态度，深得同行的赞赏。

文：潘凯雄 出处：文汇报 2007年6月
   
    这些年来，域外版的史学著作引进不少，比如剑桥版的“中国史”系列，比如黄仁宇的“大历史”系列，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此这般，缘由我想不外乎有二：一是瞧瞧这些著述中提供了哪些我们不曾看到或不易看到的新史料；二是看看人家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在那里选择史料，总结规律。一句话，就是想比较一下人家笔下的历史与我们所知的历史以及人家的治史与我们的治史有何不同？
   
    按照我们以往所受的教育：历史是客观的、唯物的，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如此，不同又从何谈起？然而，不同学者笔下呈现出的同一段历史偏偏就不那么一样。每个治史者都在声称自己笔下的历史是客观的，但问题就在于这客观只不过是不同治史者眼中的客观，也就无怪乎有学者称“任何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心灵史”。此说虽大有“唯心”之嫌，却又无法否认它的合理性。
   
    新近读到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与我过去所看到的英国文学史就不尽相同，许多作家作品都不为我们所知道。这当然并不奇怪，一方面毕竟是人家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况且还是从“古英语”一直到“后现代”这样长的历史跨度；另一方面，这部英国文学史与以往出自英国其他学者之手的英国文学史也的确不尽相同，作者安德鲁·桑德斯在其“引言”《诗人之角：英国文学经典名录的发展》中分析了以往考察英国文学发展的标准后直言：“本书力图审视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直至今日的英国文学。它对‘英国的’（English）和“文学（Literature）的界定，就其可行性而言，仍然是开放的。……真正重要的是，现在的英国文学已不再受封闭的‘诗人之角’限制，而是纳入并属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而正是这“开放的”与“封闭的‘诗人之角’”之别，决定了这部文学史包容的治史态度，也使它有别于其他的英国文学史著述。
   
    看来，即使面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历史观必然带来不尽相同的历史风貌，这或许也是我们在国门开放之后，热衷于引进并阅读域外史学著述的原因之一。面对学者们对历史不同的描述与解读，我想至少可获得两点启示：第一，治史需要一定的史观为纲，缺了这个纲，只能是一堆史料的堆积，看不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治史者的历史观都完全一样，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不过只是那些治史者笔下的历史，尽管他们都会声称自己对历史的忠诚以及对历史的还原，究其实不过只是一种视角下历史的一个片段，甚至不排除肢解与曲解的可能。这样说，绝无张扬历史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之意，而只是希望我们在面对文字记录的历史之时，能够有一点自己的脑袋，参与一点自己的分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