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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原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笫二种《范畴论》，经修订易为今名。旨在全面清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的发生发展历史、范畴的构成方式、主要特征和系统联系。由于以诗文、词曲、戏剧和小说等各体文范畴的运用为考察对象，以揭示范畴间横向的逻辑联系和结构体系为研究目的，使得全书既保持了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本身所固有的丰富与灵动，又凸现了范畴的理论品性及其之于当代文学、美学建设的意义，被称为是第一部在历史考辨与理论建构相结合的基础上，全方位拓展范畴研究界域，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给人以很大启发的完整系统的范畴学专著。

文：田义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谈起治学个性，在西方有伯林的刺猬、狐狸之喻，在中国则有章学诚的沉潜、高明之辨。治学既需功力，又要性情，能兼二者之长而无其短，体现在著述上，能得材料之厚实，又能有思致之颖锐，殊属难得。若要举例，《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一书的作者汪涌豪其人及其所著庶几近之。

    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20世纪绝大部分学人的研究多以清点董理为主，而整合建构者稀。出路何在？王运熙先生领衔的复旦大学批评史研究团队领风气之先，率先拿出了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题《范畴论》的本书即在其中。笔者觉得它是一个标志，尤其是现在的题名《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恰切地表达了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切入途径和未来趋向。

    其实，不光是古代文论界，美学与文艺理论界都感觉到，范畴研究是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的一个操作性强、增长点多的学术枢纽。范畴研究从治学范式上讲是承前启后的，由实证考辨而渐入理论思辨；从学科发展上讲也同样，在前辈学人而言是进一步的凝聚与提升，在后来者而言则是进一步的突破与超越。所谓突破与超越，就是变“照着讲”为“接着讲”乃至“补着讲”。而这，正是本书最可称道的优点。

    就个人的兴趣来说，笔者是更欣赏治学能在“照着讲”之外，“接着讲”与“补着讲”的。本书作者可谓知难而上，全书对文论范畴做了细致深入的清点，既有分门别类的梳理，更有各部分之间的融会贯通与逻辑结构的把握。其中当然离不开“照着讲”与“接着讲”，但“补着讲”的成分更为丰富，并且因其行之不易，成就也更显夺目。

    具体有三:首先是补充了范畴研究的细褶与空白，于细微处显出范畴生成与运演的共性与殊相。比如第五章“范畴与文体”首次揭出诸如“响”、“脉”、“妥溜”、“深静”、“局段”等许多一般文论著作不予重视，甚至长期以来湮没不彰的重要范畴。至于次要一些的名言就更多了，它们散见于诗词散文和戏曲小说等各体文学中，有不少为以前研究者所从未提及，但为作者一一检出，在书上大抵都得到适当的梳理与中肯的评判。这样的“补”，是填实历史的断层，熨平义理的皱褶，自然大有助于扫除学术视野的盲区。其次是补出了范畴发展历史的演进脉络，形成了一系列大的判断，呈示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论说的大的格局。这种“补”比之前者的小结裹处求实，可称是大判断里求真。古人的范畴创设与言说，原本似一颗颗散落的珠玉，现在作者把它们归拢并串连起来，这中间思理的线索，显然可见作者出色的“补”的功夫。再次是补足了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全幅画面，初现范畴产生、发展和牵衍成序的完整的知识系谱。古人的制作多是无缝天衣，巧则巧矣，流传到今，已零乱成寸丝碎锦，怎么复原以明其全体，并使人了解？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寻出那看似弥合无缝实则针线宛然的制作路数来。这个路数也非靠“补”不可，并且尤须在一种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中展开。伽达默尔晚年强调“诠释学想象”，移以诠释古代文论，要想实现体系的出“潜”入“显”，离开想象性的补充是不行的。本书第七章对范畴联动关系的考察，正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出色的诠释想象力和逻辑思辨能力。当然，这是一种依托史实的实有联系而巧为弥缝的合理想象，是所谓的“善会其通”。

    由此，再论及范畴的体系，讨论怎样把古代型态的“潜体系”变成现代型态的“显体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如果说，单就个案的范畴研究而言，需要强调忠实原典，依托史实，包括其原始意义、出现顺序；那么要究明范畴的体系，则需要强调忠实逻辑，包括各个范畴在体系中的相互关系、上下的提摄与前后的勾连。前者更多的是靠考证的功夫，后者更多的是靠逻辑的思辨。前者学术成果的衡量有史实与材料管着，后者学术成果的评估则仰赖逻辑思致的照管，其间的差异不可不辨。在这一点上，本书同样经得起检验，堪称古代文学与文论一个成功的范例。它前部分历史性的实证展开与后部分逻辑性的义理挽结互相对照和映发，正如作者在第七章“范畴的逻辑体系”中明言，是“把历时的概念、范畴放在同一个论述平面，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凸现其逻辑体系的整体面貌”，从而成功地摆脱了述史过程的拖泥带水，而呈现为逻辑的明朗与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