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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法国浪漫主义巨匠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家高超的写作艺术和感人的人道思想。全书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和他的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万，以及郭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这三个中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生动地描写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生死搏斗场面。小说最后：死里逃生的朗德纳克因良心发现，返回大火焚烧中的城堡救出三个孩子；郭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所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在郭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尽。《九三年》可以说是雨果的写作艺术和人道精神的最终显示。

文：张晴滟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2月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改编自雨果同名小说的音乐剧《悲惨世界》（1985）在伦敦西区Palace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剧中最为动人的一幕，是起义失败之后，马吕斯想象自己回到了熟悉的ABC咖啡馆：

　　我心伤悲，有口难张；
　　我心哀痛，如泣如觞。
　　空落的桌、空落的椅，

　　战友或已倒毙或已逃亡；
　　此地革命口号曾经激越高昂，
　　烈焰曾经旋转飞扬；
　　明日的歌曲曾经激荡，
　　如今歌声已逝，明日终于消亡。

　　轰轰烈烈的街垒战失败了，革命者该以怎样的姿态活下去？19世纪的雨果无法看到百年之后的世界。在剧的末尾，在ABC咖啡馆听到过的革命旋律再次响起，但歌词却变了。它号召“向往光明的人们”，而在安灼拉的口中，那曾是“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走出街垒，走进“上帝的花园”。但在现实生活中，戏剧并未结束，大幕一次又一次被拉开，土伦港的囚徒们又开始了苦难的合唱：

　　往下看，往下看，
　　但别看他们的双眼；
　　往下看，往下看，
　　直到你们死亡。
　　毒辣的太阳，
　　像地狱般火烫。
　　往下看，往下看，
　　还有二十年的煎熬。

　　雨果说：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悲惨世界》就会叫门说道：“开开门。我是为你来的。”叫开门之后呢？永久地盼望和爱的信仰能否带来教育、食物和温暖？

　　让我们为雨果摘掉“人道主义巨匠”的高帽子，看一看写作《悲惨世界》时真实的雨果：“身为雨果子爵、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贵族院议员，他常常在部长、大使家进餐，吃得肥头胖耳，油光满面……可当他从里面出来时，总看到人们愤怒而阴鸷的目光……他自感有罪，为了赎罪，渴望着某种残酷的流放。”1848年2月，《悲惨世界》还未完成，摇摇欲坠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平静了18年后终于遭到了自由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的围攻。雨果带着注定徒劳的勇敢，为一场无可挽回的败局奔波。在王宫广场他向人民宣布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即将摄政的消息，一个身穿粗布衣服的人用枪瞄准他，这才让他明白了人民要求的不光是面包，还有平等。马吕斯在政治上的大转变和雨果完全吻合，从保王党人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最后成了共和党人。雨果在保王党和激进派两条战线作战。他不是政治家的材料，又不想随波逐流，所以经历种种事变之后依然坚持“中立”。所幸起义的洗礼让他毅然与“城堡里的伯爵”们决裂。他深知以他的身份地位足以成为革命的对象，但在这位天才而清高的文学大师的内心深处，他牢记自己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

　　ABC咖啡馆里，安灼拉带头唱出了全剧最动人心弦的歌曲《你是否听到人民在歌唱》：

　　人民放声歌唱，
　　他们血脉贲张。
　　这个伟大的民族，
　　不再是被宰割的羔羊。
　　当怦然的心响与战鼓一齐回荡，
　　我们必将获得新生，
　　笑迎明天的曙光。
　　有人会倒下，有人头高昂，
　　你是否准备奔赴前方；
　　烈士的碧血将在法兰西四野留芳！

　　两个世纪前的革命风暴到底在多大程度震动了台下观众的心？罗兰寄希望于观众，期望用革命剧对他所痛恨的“假仁假义”开战。可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先生小姐，擦擦潮湿的眼角，接下来只会想起祈祷，绝非思考或抗争。

　　2004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了据雨果小说改编的《九三年》，激烈的论辩，炽热的抒情，大幕拉开，郭文的人道主义、西穆尔登的革命立场和朗德纳克的人格魅力，已经三足鼎立，直至幕落，难分高下。

　　在遵循浪漫主义美丑善恶相反相成的创作方法时，雨果涂抹专制势力“人性”一面的同时，致力讴歌反抗暴政的一方。1851年的12月，路易·波拿巴为了控制国民公会发动了政变。左派建立了暴动委员会。雨果加入了暴动，然而他反对“暴动委员会”的命名，坚持要叫“抗暴委员会”，因为“暴动的是路易·波拿巴”。在雨果那里，暴力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的。早在《悲惨世界》中他就表明了这样的看法：“正义是会愤怒的，而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雨果不愿突出“魔鬼身上的上帝”，朗格纳克冲入火场救儿童的一幕违背该人物一贯冷血无情的气质，本非原小说浓墨重彩之处。

　　而当代中国的改编者却将聚光灯聚集在这一点。“人类进步”的代表与“封建专制”的代表平分秋色，这真的是人道主义的精髓，抑或是出自改编者自己的信念？郭文是对的，西穆尔登也没错，朗德纳克更没什么不好。导演谈到排演《九三年》的现实意义时说，那是在于重新思考某种他自己也未澄清的“现代性危机”。什么是现代性？又有何种危机？“回归文学，回归人性，回归人类的心灵”——采访稿的小标题或许可供参考。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人性”指的是什么？舞台版的答案是：某种宗教性。这在雨果的作品中无疑原本就有。天才诗人兰波敏锐地感到这位老人作品中“浓重的耶和华和大柱子的味道”；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异口同声地说雨果小说里的“那些人不是人”；拉马丁批评《九三年》中的宗教人道主义哲学：“是危险的……使群众迷恋的最致命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那些实现不了的东西。”

　　从上世纪80年代始，舞台上充斥了许多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肤浅地图解人物关系，回避着真问题却伪造着假答案。《九三年》对超阶级的“人性”诉求可看作是一次不太有力的反叛。然而，向旧时代的旧神祇重新膜拜是否是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