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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争光最初以诗歌闻名，他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赌徒》、《流放》、《棺材铺》深受关注，同时他还在大众影视领域里颇有建树，电影《双旗镇刀客》在日本获奖，《水浒》也出自他的手笔。《收获》杂志刊登过他的四个中篇、一个长篇和几个短篇，2003年第三期推出他耗时二年完成的长篇《从两个蛋开始》。小说以偏僻的乡村符驮村的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编年史”。颠覆了以往的许多成见。

钟红明：说到“立场”这个词，在评述过去你的中篇小说——《黑风景》、《赌徒》、《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流放》等等的时候，批评家用乡村地理学、地域文化小说、农民的仇恨和暴力的黑暗性劣根性、残酷叙事等等来概括你的立场，你怎么看？

杨争光：在回答你的问题以前，先说一个词，就是“劣根性”。我最早接触这个词，是从对鲁迅作品的评述中看到的，我很信服这个词，但现在，我更愿意说“根性”。对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对“根性”分出优劣，而是对“根性”的感受和准确把握。我的叙事是残酷叙事吗？我想，这可能是阅读时的感受。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故意要给我的叙事涂上残酷的色彩，我可以从残酷的事件中抽身而出，静观事件，却无法用叙述残酷来展示智力，以愉悦自己，愉悦别人。

钟红明：《从两个蛋开始》的结构，显然在当代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四部三十六节，三十六个独立的短篇小说，各自独立完成他们表述的使命，从任何一节都可以读进去，非常有观赏性，但又完成总体的构想。为什么采用这样艰难的方式？以前你的小说恰恰都具有强烈的故事性，扣人心弦，这个改变你不怕考验读者的耐心吗？你不怕削弱所谓的震撼效果吗？在历史母题的小说里这好像是一种衡量标准。

杨争光：我曾考虑过，用四个中篇小说或者说四个故事来结构这部长篇小说，但我放弃了。我觉得完整的故事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局限性和惯性，我想克服这种局限性。把一个完整的东西——比如玻璃杯打成碎片，重新组合，它就具有了多种可能性。我的困难在于每一个碎片的精致性以及它们在组成整体中的有机性。就写作来说，这要比用编故事的规律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麻烦得多。还有，编一个长故事容易偷懒，而作家偷懒的时候，也就是读者抛弃他的时候。如果说我有自信的话，我的自信就在于我愿意跟偷懒和惯性做斗争。

钟红明：在这样一种结构里，不是悬念和传奇推动小说的进展，那么什么是这部小说的推动力？创作时候的困难在哪里？长篇小说的文体你怎么看？

杨争光：就阅读来说，我给读者准备了很多糖块，有的带酸味，有的带苦味，有的带奶油味，有的是薄荷味，下一块带什么味他不知道。我不想破坏他们的欲望，不想让他们乏味。我的初衷是很朴素的，就是准确地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我觉得表达得不够准确，肯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我就会努力修正。这种修正是全方位的，语言、人物、叙述，也包括文体，只要我完全地表达了，文体也就形成了。

钟红明：我把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称为“一个人的编年史”。用你自己的目光，把建国以来（包括更早的数年）的历史，用个人的目光整理一遍，并且用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野心。什么契机使你萌生了这样的念头？

杨争光：“一个人的编年史”？我很欣赏你的这个说法。说实在话，这确实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以为，中国人的历史几千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似乎开始变了。认真地梳理一下半个世纪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揣摩一下中国人在经历这些事件中的心思、作为、状态，除了其它意义之外，也应该具有小说的意义。我是做小说的，就用小说的方式梳理了一下。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我的本子上记了很多东西。

钟红明：陈思和先生在《收获》和《当代作家评论》前两年共同举办的一个长篇小说文体研讨会上曾经说过一个“时间”的概念。他认为，长篇一定有时间在里面，大叙事是历史时间，小叙事是家族时间，个人叙事是个人时间，不一样的时间导致不同的叙事，童话把蚂蚁和小动物它们很小的时间放大，而中国长篇以历史事件为主体的，个体生命无法放大，一个人的生命和死亡显得微不足道，轻飘飘的。我觉得你在《从两个蛋开始》

里，把大叙事和个体生命饱满的表达结合起来，那才是小说真正动人的力量。你认为呢？

杨争光：鲜活的生命一定是个体的，如果要让小说饱满，个体的生命必须是饱满的。抽象的生命虽然广大，但在叙事中它只是一种背景和氛围。我从影视剧的拍摄中得到了一个启示，宏大的战争场面、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也许会让人感叹，但不能让人震颤，让人震颤的往往是个体生命的毁灭。背景和氛围已经有了，我要认真对付的就是个体的生命，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一只攥紧的拳头，饱满、有力，砸在哪儿都争取留下一个坑才好。

《新民晚报》

文章来源:人民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