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咸江南
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讨论文学期刊相关问题的会议上，《黄河》杂志副主编、学者谢泳提出一个建议——有鉴于文学期刊江河日下，举步维艰的现状，由大学来接办文学期刊应是一条好的出路。此说甫出，便引起大家的关注。
谢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繁荣实际依赖两个条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文学期刊如《学衡》、《文学杂志》等绝大多数是由大学教授来办的，作家协会办刊只是1949年以后的事。随着改革的深入，作协这样的机构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现在提出“让文学期刊回到大学里”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并非妄者虚言。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社会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下，作家协会与大学联合，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目前文学期刊的困境，特别是经济上的困境，因为现在大学的经费有保障；二是近年与当代文学研究相关的各种主要活动已明显向大学靠拢，从事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已基本完成了由作家协会、社会科学院向大学回归的过程。像汪晖、旷新年、陈晓明、蔡翔等一些当代知名的文学研究者都从这两个机构里回到了大学。同时，大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了作家的价值，也有让作家们来校工作的意愿与行动，如马原、格非、张生等已在大学里。这种评论家和作家都开始将大学作为自己主要活动场所的现象，其实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主力的生存方式，已与8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一言以蔽之，大学里办文学期刊，现在缺乏的既不是经费，也不是人才，而是合适的制度。文学期刊能否向大学回归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结构变革的问题。
针对“何类大学可办文学期刊”的疑问，谢泳解释道，让文学期刊回到大学里去，并不是说要每个大学里都办文学杂志。有些有中文系的大学反而不一定要办，倒是一些没有设立中文系的大学里可以办，技术性的问题是次要的，关键是大家要努力做事，要有诚意。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章来源:人民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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