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越
出处:人民网 2006年9月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桑塔格生前所出的最后一本书,是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这让人不免联想到她在1977年出版的《论摄影》。尽管前者的主体同样是对各种照片的描述,但是和《论摄影》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至少在表面上,《论摄影》是一部相对“纯粹”的艺术论著,它的着眼点是摄影这门艺术形式本身,因而它所关注的照片在种类上显然要更宽泛,而《关于他人的痛苦》的重点则在于“痛苦”这个词,或者说桑塔格只是借助“摄影”来探讨痛苦本身所蕴含的道德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他人的痛苦》关注的其实已不是艺术,而是道德,或者说是道德的暧昧含混的意义,就像那些关于痛苦和苦难的照片含混的意旨一样。这无疑也吻合桑塔格自己在晚年旨趣上的变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桑塔格就坦承自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道德家”。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很自然地可以将《关于他人的痛苦》视作《论摄影》的延续。《关于他人的痛苦》最初几章关于早期战争影像的辨析,实际上是以《论摄影》提供的论点为起点的,在《论摄影》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照片的道德内涵其实很脆弱。”这句在《论摄影》中被一带而过的话,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被放大,成为最初几章频繁引述的各种例证所指向的终点。伍尔夫在《三几尼》中对战争根源所做的勇敢的不受欢迎的反思,法国大导演阿贝尔·冈斯试图通过末日版恐怖的战争影像阻止战争的努力,在桑塔格看来都有失偏颇,至少是没有看清照片所蕴含的道德的复杂性。
在其后的几章,桑塔格细致描述了痛苦的图像的悠久历史。从16世纪霍尔齐厄斯的《巨龙吞噬卡德摩斯的伙伴》,到17世纪雅克·卡洛的《战争的悲惨与不幸》,到19世纪初西班牙画家戈雅著名的系列版画《战争的灾难》,到被公认为史上第一位战地摄影师的罗杰·芬顿所拍摄的克里米亚战争照片等等。在这些细致生动的叙述中,桑塔格也没有忘记穿插她标签式的道德反思,通常这些反思会强化她所描述的图像并让它们最终断裂和变形,偏离摄影者最初的预期:“凡是传达某种程度的恐怖和破坏的,一般都具有史诗风格,且往往描述某种后果。”“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
第七章我以为是理解本书的关键,在这章中桑塔格道出了她写作这本书的缘由。首先,桑塔格阐述了关于摄影的两个广为人知的理念:一是公众注意力受媒体注意力左右;二是在一个影像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最终难以激起我们的良心。这也是桑塔格自己在《论摄影》中论述过的,可是现在“我忍不住要对它们提出异议”,也就是说正是基于对自己早年论断的怀疑,桑塔格写作了这本书。在《论摄影》中,桑塔格以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特有的果断所下的断语――如“照片不可能创造道德立场,但它们可以强化某种立场”――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被一种老年人特有的犹疑和谨慎的语气所替代:“是这样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可不那么肯定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晚年的桑塔格更愿意以道德的视角观察世界,而不是象早年那样用“艺术”的视角。这两种视角孰高孰下真的很难说,有时候艺术视角其实也包含了道德关怀,而道德关怀则使我们感到温暖――这时候智慧似乎并不重要。
在自己早年的论断的基础上,桑塔格终于导出她真正想要抨击的倾向,“一种更激进更犬儒的倾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捍卫的。不用说,这正是眼下颇流行的解构一切的所谓后现代思潮。桑塔格以辛辣的笔触驳斥了这一观点,对于桑塔格的驳斥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接受一些采访时,桑塔格就直率地表达过相似的看法:“在我过去写作的这三十年,趣味变得如此低劣,以致简单地捍卫严肃观点本身已成了一种对立的举动。”“知识分子谈什么后现代主义呢?他们玩弄这些术语,而不去正视具体的现实!”这里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有所指的,是指以法国学者波德里亚为代表的一些后现代学者。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桑塔格和波德里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场争执,某种程度上《关于他人的痛苦》正是这场争执的产物。我们知道在1993年4月至1995年底,桑塔格在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呆了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其间她还导演了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关于这段经历桑塔格在《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有精彩的阐述),可是桑塔格的这一举动却引起了波德里亚的微词,他在法国《解放报》撰文指出:“此等无力、也不损人的知识分子······纡尊降贵······在攸戚相关的温暖的太阳下,为自己美好的良心晒日光浴。”他又说:“所有这些基本意念:责任、历史的客观成因,其意义的有与无等等都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针对波德里亚的这些貌似深刻的观点,桑塔格在多次谈话中给予猛烈回击,甚至攻击波德里亚是“政治白痴”。但是波德里亚的言论代表着时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观点,它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被击退过,从而也没有真正逸出桑塔格的头脑。这本《关于他人的痛苦》正是桑塔格对于此次争执的一次正式的书面的回答,在书的第七章,桑塔格摆脱掉之前对于痛苦的影像的历史客观的细致的描述,转而对波德里亚的观点展开正面的回击(可以闻得到论战的气息):“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而且由于在之前几章,桑塔格已经对于肤浅的影像道德主义给予了清除,她对于流行的后现代理论的攻击就显得更为缜密和准确,而不会轻易将自己的观点和其他一些浅白感伤的道德论混为一谈。在这本书中,桑塔格继续遵循了她自己一再强调的“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这一原则。
在书的末尾,桑塔格显示了她杰出的叙事才能,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一张她认为其思想深度和力量堪称楷模的照片――加拿大摄影师杰夫·沃尔1992年制作的巨型照片《死去的军人在谈话》。这显然是一张经摆拍的幻想式摄影作品,描述十三个“起死回生”的俄国士兵在一个山坡上的情景,其气氛是热烈、欢畅、充满兄弟情谊的,但内在我们可以清晰体会到作者激烈的反战的态度和主张,以及对于痛苦的态度。桑塔格之所以不惜笔墨详述这幅照片,是因为这幅照片实际蕴含着桑塔格自己对于战争对于痛苦对于良心的复杂然而在道德上决不妥协的态度。我真的很想看到这张照片,然而中文版和英文原版一样尊重了桑塔格的意见,没有配一幅照片,它留在我的想像之中,也许更为完美。在最严苛的意义上,我们不能说照片呈现了痛苦,但是至少它可以折射痛苦,就像水能折射万物一样,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将水中的万物复原,那其实已无关水的事,而是关乎我们的良心和我们的艺术――只要良心足够真诚、艺术足够敏锐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