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文：丁丽洁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最近贾樟柯一直在说话，也一直在被众人说，但这种言说的方式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总在说:你看，第五代没落了；你看，商业电影、全球化来势凶猛；你看，介入现实；你看，这么好的东西你们都不关心？你看，我们多不容易，坚守啊坚守啊……

    可是，我总想起台湾还有个侯孝贤。他也做了好多年的票房毒药。所以，别比谁更不容易，别说话，别“介入”现实——你本是现实的一部分——沉住气，就呆在那儿，在你应该在的地方，行吗？

    事实上，是没有必要造那么多假想敌的，各个行当都无需这样的孤胆英雄撑场面。保持一贯的静气，时间长了也就流深，然后呢？就玩得起了。

    这本有关侯孝贤电影的记录，曲折间把这些问题说得很通透了。朱天文在一次谈话中说起自己写《巫言》:“这拆毁生命的图像，因为低调，我无法把它描绘成壮烈，连悲伤都无法，自然也不会叫苦或者辩护，最后只能出之以荒谬和无奈。”

    想想自己差不多是从《书城》上的《巫看》开始，追着看了《巫时》《E界》，渐渐就中毒了。之前的好些，是后来补课陆续看的，但总是不全，并且觉得分割得厉害。所以可能如她自己所说，一部分是“自觉入牢”，一部分是“借调出山”。这后一部分中的大多都是写给侯孝贤的剧本或者剧本小说的，这本书里都有收录。读完了，便也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玩在一起，而且一玩就是那么长的时间。

    我记得朱天文曾特意提到过博尔赫斯的《强记者傅涅斯》。小说里那个从马上摔落的主人公在恢复知觉后能够察觉死亡、潮湿的推移。朱天文以为这是世上唯一澄明的观察者。而这种一瞬间精密地觉察此刻的繁杂世界，并被这种能力驱使而刻录下日光流转，是不是电影人的初衷？如果是，这个电影人，在台湾，他就是侯孝贤。

    朱天文写到《巫言》这一步，精确敏锐的目力不成问题。我喜爱朱天文的字，大概也就因为这向内发力的“巫”。巫者，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或者就是洞见，她自己说是“能够动员到那无知无名的世界，将之唤出，赋予形状和名字。”可是，这种偏执般的情迷，有时候写作者自己都不忍。

    所以出了山，去做电影。我一度很奇怪，像《最好的时光》或者《咖啡时光》这样的剧本会是什么样子？后来一翻，原来那么任性率真。再早一些的，甚至有一点街头情结，不那么愤怒，但也有些愁思或者郁闷的东西，或者干脆就是如阿城所说的英气和侠气。多亏了有侯孝贤同时存在，这两个多少都有点任性偏执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反而很搭。

    朱天文说自己写《巫言》至“不忍看”，好像活在一个泛灵的世界里。其实一放手也简单，你只要搭个架子，把调子定好，剩下的交给侯孝贤好了，或者交给胶片，或者交给被这些胶片刻录的时间。

    休息日，连放《咖啡时光》好几遍的做法，我有过。碟片在那里转着，我在这里做我的事情，偶尔看上两眼。要知道，虽然东一块西一块的，但这种日脚时光一点点流过去的感觉真是好。她变成了一种氛围，和你生命同步的节奏。所以喜欢侯孝贤或者朱天文的人大概都是同一类——年少的时候能够触摸到电影里的那个状态，那种还没有青春就已经有点老去的样子；年长一些回头再看，个中滋味无需多说，是一种默契。

    所以，在你应该在的地方，时间会进入你的胶片，如同光一样照亮你。像朱天文为侯孝贤说的话:“深度是隐藏的，藏在哪里？藏在表面。”

文：宋晓明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9月

　　有一种文字，像是文字敏感者的家。那种说法和调门，是能够渗入人心的。

　　能直接感受上一代文人的气质学养，这是朱天文的幸运，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她遇上了。也因此，她坦承年少时学张爱玲。看她许多文字，是有那般印痕的：私我、细腻、感伤、超迈、沉溺，像是七月里粘身的旗袍，也颇似隆冬时分热孜孜的手炉。看多了之后，会发现朱天文的文风总是率真得没有掩抑感，单纯得没有曲折的铺开来去。到了这本写电影的《最好的时光》，那以前的，又似“花忆前身”了。

　　“电影小说”、“电影剧本”、“关于电影”、“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她与侯孝贤的电影合作，恁是林林总总，用阿城的话来说：“它们深入历史诸阶段，美学，文学，导演，电影诸部门，人文，市场，伦理等等等等。同时又是无穷细节，柔刚相济的美文。……它有着阅读中文者久违而熟悉的特殊，文史一体。”在银幕上演戏，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可是如果在银幕上写情，那般辗转反侧，那般国恨家仇无从道起，这就难了。在胶片的大量沉默和延宕中，此情此景已经是渗入人心的私情了。像对文字敏感的幸运读者，对这种电影敏感的观众，在朱天文的故事中，一一沉了心去，那最好的时光，年轻时。

　　在这些电影类文章中，我惊异地发现，朱天文更加泼辣、直白，为了将文字付诸实施，变作动作和声音，她稀释了文字的浓度和曲折度——一个干练而直率的女编剧形象。“务虚”转为“务实”，闺阁中的情思，在电影故事中一一呈现。“戏味愈淡，走向愈纯粹的电影，到了电影的边界，令观者起好大疑虑，这到底算不算电影？”“事件的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他（侯孝贤）取片断时，像自始以来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经完全被浸染透了。”在论及侯孝贤的电影处理方式时，朱天文是深谙其写情主义三昧的。电影和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趋于模糊，核心的情感和物事凸现出来，难怪阿城说，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

　　文学描写中的小心思，夸张丰蕴的色彩，呈为影像后便没有了余地，可是它的气息还在。在这里，人物要么是背景（在急匆匆的观众看来），要么是主体，直接进入人，面对物事本身。显现与隐藏的部分，令人知晓或想象，各个都是活的，却也都是孤单的。人与人凭着心灵在交流和对话。这种诗的言说方式，冲突降低到最低，激烈而缠绵的冲突，在各个人心中，甚至连缓慢感伤的观众，也参与其中。无疑，侯孝贤注解了朱天文的文字。而这个“天生没有习气”的朱天文也深深地理解侯孝贤的表达方式，在隐藏与显露间，完成他电影的描摹。故事是永远在发生着，变化着，从民国到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到现在……小毕的故事，安安的假期，咖啡时光，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海上花，最好的时光……在一个一个故事启程的时候，朱天文和侯孝贤便触摸到它们的骨肉，在艰涩执拗的寻觅中，觅到它们的“戏肉”，然后，毫不留情地在残损的故事中“留情”。

　　说着朱天文的电影文字，便不由得说到侯孝贤。侯孝贤，“永远是年轻的，目光锐利逼人。”看他的电影，什么都拍了，什么又都没有拍，全部流动着，有时候是“竹篮打水”，有时候呢，又是“恒河沙数”了。这也恰恰是朱天文电影剧本中流露的气质。这两个人，一个借用文字，一个借用胶片，述说的是同一种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