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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定平

编者的话：近来一段时间，不少小说家、学者、媒体都在纷纷描绘历史上海。这些言语“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讲述着上海，讲述着上海的文化、历史”。一时竟让人有难以辨认之感：什么才是真正的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上海文化？

上海的文化内涵，其中一部分应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留学西方回国的知识分子有莫大关系。与现在的留学生非常不同，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在西洋东洋学了一套，就一心想反哺那位养育了自己的母亲，热衷把学成的东西带回多苦多难、嗷嗷待哺的祖国；他们带回来的东西只是随着个人喜好，全凭自己心得，却也斐然成篇，自成一统，对中国新文化输入了必需的新鲜血液；又继之以邀请西方文化名人访华，请他们把原汁原味的养分注入祖国的恹恹病体。当年，许多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联翩来上海访问，同这些知识分子就有莫大关系。

钱定平先生于去年霍金访华热中为本刊撰写的《时空的跨越——从霍金演讲回溯爱因斯坦访华》一文，在读者中获得良好反响，同时也为我们揭开了历史中尘封的一角。为此，我们特约请钱定平先生继续为我们撰写“世界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文章，以期从这种交流中展示上海历史构成中丰厚的一面。

1933年2月17日，社会批判家、爱尔兰文豪萧伯纳（1856－1950）从香港来上海访问。萧翁应该说同上海大有缘分：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就是拍案而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的世界知名人士之一。再往大里讲，“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际反战大同盟”曾经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到中国来，对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中国东北的真相进行调查，名单里有爱因斯坦、罗曼·罗兰、高尔基、宋庆龄等人，萧翁的大名也赫然在焉。

且说，萧翁在当时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下榻。那天，上海的早春二月露出了一片艳阳。“萧先生福气真好，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有人说。“不！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萧翁马上反驳说。他个子高瘦，相貌清奇，幽默是口头绝活。他在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只接受了荣誉却拒绝了钞票。他说：“诺贝尔奖金是扔给游泳者的一个救生圈，不过是在他已经泅上岸以后！”大家也莫奈其何。

萧翁当时五十多了，一位女士这么描写他：“灵活，幽雅，很有阳刚气，只是人比较瘦。有很多异性的崇拜者，天生地会逢场作戏。吃素，但是衣著挑剔，服饰常常标奇立异；身材有一米八以上，背部微弯但是前胸宽阔；碧绿的眼睛带着笑意。加之非常健谈，所以，是一个让人快乐的伴侣。”关于他的文学，一位英国评论家这么评价：“自从莎翁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像萧翁一样，创造了这么丰富的戏剧文学，如此精妙的表现，这样深刻的思想，那么多戏剧性的景致风情。”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对旧中国痛心疾首、对新事物求知若渴，像萧翁这样批判主流制度的文豪，自然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另一方面，想访问中国而领略现状，那么，五方杂处、中西兼容的上海也正是萧翁的最佳选择。

萧翁访华的消息传来，上海文艺界轰动如潮，大家准备参加欢迎会或去看热闹。知道萧翁在上海活动计划的人不多，林语堂先生是其中之一。二、三十年代文学期刊里，林语堂的《论语》最是异军突起的一派风景。他所从事的实际上是“文化批判”那一路，他留学美国和德国，最心仪的却是英国文化精英的幽默气质和教养。萧翁来上海访问，“中国笔会”有推动之功，林语堂就是这个“笔会”的成员。因为萧翁此行是私人游，英租界当局就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当仁不让，中国方面就推戴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位先生出面了。

这些情况昔非今比，但是比起十年前爱因斯坦来上海好多了——那一次全由上海犹太人包办，没有中国人的份。于是乎上海掀起了一个“看萧”的热潮，同上一次大家起劲地要“听”爱因斯坦相对论相映成趣。这一次曰“看”，大概是因为萧翁是滑稽大师，有噱头可看的缘故。可能也算是“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萧翁先到“法租界”宋庆龄府上拜访，当时门禁森严，没有几个中国记者能进去采访。连鲁迅先生，也是从内山完造先生那里听到消息。到了午后，鲁迅得到蔡先生那里来的通知，说萧翁那时正在孙夫人家里吃午饭，请他赶紧去。先生到了孙夫人的家里，就看见萧翁坐在圆桌的上首，正和五个其他人一起在吃饭。鲁迅马上就认出萧翁来了：“听说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

萧翁吃的是素菜，席间好像也没有人像现在那样插科打诨，幽默大师萧翁也不作拿手的诙谐态。午餐完了照例是照相留念，除萧翁外，有蔡先生、孙夫人、林语堂等人。这时，蔡先生在南京就职，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其他人都住在上海，可见上海素来是海纳百川、人物荟萃。鲁迅站在萧翁身边。蔡先生人长得比较高大，同鲁迅一样穿着长袍。林语堂西装革履，孙夫人则是她一贯的姿势，端庄雍容，头微微偏着，露出几乎不容易察觉的一笑……

笔会的欢迎会设在当时法租界的“世界学院”。鲁迅的文章这么说：“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色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萧翁在欢迎会上也说了几句。大意是，诸君也都是文人，所以对于文艺这玩艺儿都是熟悉的。要说到戏剧场上的表演者，因为是要实打实表现的，所以，比起我这种只写写文章的人来，还要更明显触目一些。总之，今天大家就好像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作罢了，等等。萧翁大概是已经触摸到了上海的“看萧”热浪炙手得很，可又觉得今天他的诙谐没有帮手，就好像说相声的只有“逗哏”，而没有“捧哏”一样，不好施展。于是，鲁迅说：“大家都哄笑了，大约又以为这是讽刺。”

三点钟左右还有“记者招待会”，却又回到孙府举行。鲁迅先生也去了，靠了他的文章，我们今天知道去了些什么人——“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招待会阵势是摆在孙府后花园的草地上，以萧翁为圆心，记者们排成半圆阵，模拟着萧翁周游列国似的，萧翁又遇到了各色各样的质问。鲁迅这里说的木村毅，是当时日本“改造社”的记者。在萧翁将到上海时，他被派来采访，并约定鲁迅为《改造》杂志写一篇关于萧翁的文章，就是后来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那么，萧翁同纠缠不休的记者交谈，有什么连珠妙语呢？这就要看第二天的报纸了。

第二天各家报纸出来，内容却比萧翁的原话还要出色好看得多。在同一的时刻，同一的地点，听着同一句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各不相同。似乎萧翁讲的英语，其解释也会由于听话者的贵耳不同而大变花样。例如，就说关于当时中国的政府罢，英文新闻的萧翁，日文新闻的萧翁，中文新闻的萧翁，说的话就都各不相同。其实，萧翁关于政府的见解，一以贯之，就是“一个抢了张三去给李四的政府，笃定可以指望李四的支持”，可见萧翁对于英美政府是抱批评态度的。上海英文《字林西报》1933年3月18日一段报导，倒是非常应时切题：“回答着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他们应当怎么干的问题，萧翁说：‘他们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鲁迅在他的文章里说：“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萧翁虽不赞成以暴易暴，但他是一名斗士，萧翁通过他的小说和剧本，表示了关心工人阶级和社会问题、同情被压迫者的立场。有一位评论家这么描写萧翁如何同情被剥削者和痛恨资本伪善：“萧翁把希望寄托在被压迫者……他精确而忠实地描绘了被压迫者的生活，或者也可以说，被压迫者的苦难。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苦难……萧翁用真实，平白、简单、赤裸的真实，撕破了伪善面具。所以，他所描写的被压迫者正是他们自己所感受到的。”萧翁是幽默大师，可是，这次访问上海却没有挥洒多少幽默。可能，当时中国国内的窒息气氛，把他的幽默情怀也榨干了。一个人在别人的病床前如果还“幽他一默”，只会使得自己添加残酷而别人剥夺温馨。

萧翁已经脚步遥遥，给上海却留下了脚印深深。上海野草书屋出版的《萧翁在上海》，乐雯（瞿秋白）编译。在这本书的《写在前面》中说，编译这书的主要用意，是把它“当作一面平面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翁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就单单以施蛰存先生主编的《现代》杂志作例子，可以说是“迎送如仪”。当年二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的一部剧本，四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翁在上海的六张照片。鲁迅寄来了一篇《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是一篇最好的结尾文章，发表在五月份的《现代》。同期还发表了适夷的《萧和巴比塞》，这便是送走了萧翁、准备欢迎法国的巴比塞了……

《文汇报》

文章来源:人民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