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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有法国当红女作家安娜·加瓦尔答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曾经深深爱过》。
　　 陌生的男女街头相遇调情，而好事却意外被搅了；女兽医遭人强暴，以暴抗暴，把对方的睾丸切下来；没有孩子没有爱情的夫妇在周末度假途中无话可说；大兵在生日晚会上获得一份特别的“礼物”；怀孕妇女满怀喜悦地等着孩子出世却发现肚子里是个死胎；一个已婚男人突然接到他的初恋情人的电话；暗恋女同事的男子在终于赢得她的爱情、准备享受云雨之欢时却不知道如何把沙发床打开；梦想当作家的女人在出版社表示无法出版她的作品时突然瘫痪不起……
　　 本书描绘了一对典型的法国小资形象，他们在享受浪漫生活的同时陷入琐碎无聊的想象或绝望的精神状态，他们总想改变生活方式却又无能为力。作品将现实与理想、悲剧与喜剧融合得恰到好处，在法国出后大受欢迎，销量突破100万册，并荣获2000年度RTL-Lire文学大奖。作者也因此被视为“救世主作家”，法国媒体称“千千万万的法国读者像等待救世主一样迫不及待地等着阅读她们新作”。

文：侯德云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法国女作家加瓦尔达以一部短篇小说集创造了销售奇迹以后，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这其中，《巴黎竞赛画报》记者跟加瓦尔达的一番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记者说：“在这个年代，许多作家，特别是女作家，都‘用自己的身体写作’，乐于暴露自己的隐私。你也写自己的私生活吗？”加瓦尔达回答：“不，我对暴露自己的隐私不感兴趣。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叙述者的位置，就像是一个目击证人一样。我希望把自己的影子从故事中抹掉。”

加瓦尔达没有说谎，从她的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中，你只能看到一些普通的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隐痛。让人吃惊的是，就是这点点滴滴的隐痛，竟然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使这本书的销量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一百万册。加瓦尔达的成功跟隐私无关，跟身体无关，而是跟心灵有关。毫无疑问，只有表达心灵的作品，才能引起心灵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读者“像等待救世主一样”等待阅读加瓦尔达的新作。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曾经说过：“我要发表心灵，但不公开隐私。”我把这句话看作是一种创作观念。我知道，在这条观念的路上，有很多先行者，还将有很多后来人。

很多年前，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词中，毫不留情地指责了那种没有心灵的写作。他说：“它所描绘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不必讳言，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就是依靠隐私、依靠身体、依靠描绘内分泌而成名的。

说句实话，我对中国某些女作家的作品，一向没有好感。抛开作品中叙述的芜杂和逻辑的混乱以外，我还很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对自己的身体拥有那么高的兴趣。她们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床上床下地忙活。好像除了床，除了性，她们对别的东西都视而不见。借用作家毕飞宇的话说：“不管他是谁，就算是最热爱本职工作的妓女，穿裤子的时间还是比光屁股的时间长，我们总是要下床，总是要出门，总是要和别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一个常识。”可惜，这个常识在某些女作家那里，似乎比高深的哲学命题还要艰涩。

前一段时间，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权威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突然“口出狂言”，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了极其尖锐的看法，其中的一条是，中国的“美女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文学而是垃圾。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没有丝毫恶意中伤的成分。但这种实话，不是先出自中国的文学权威之口，而是让一个外国人先说出来，让我心里很不踏实。由此再联想到若干年前，一些文学杂志和评论家们对“美女作家”声嘶力竭地联袂吹捧，心里就更不踏实了。谁敢肯定，今后的文坛上，就不会上演类似的闹剧呢？

我固执地坚守自己的观点，作家跟作家之间的差距，不是表现在作品的厚度上，而是表现在创作观念的高度上。创作观念的高度，决定了一个作家的价值品位。就当下而言，创作观念的最高峰，还是罗兰·巴特说过的那句话：“我要发表心灵，但不公开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