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
文：肖永明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本体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不可回避的核心范畴之一。尽管此前国内没有一本系统的中国本体思想史著作，但本体论研究始终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关注的焦点。老一辈学者熊十力、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贺麟、冯契、张岱年、任继愈等先生已经指出中国本体思想的某些特征以及如何研究中国本体思想的原则与方法。近年来学者们关于中国本体思想研究有很大的进展。其中王晓毅对玄学本体论的研究，赖永海对中国佛性论的研究，陈来对朱子哲学的研究，杨国荣对阳明心学的研究，郭齐勇、郑家栋对近现代哲学的研究，大大提高了对于中国思想、哲学发展各主要阶段本体思想史的认识水平，方立天、张立文等关于中国哲学基本范畴的分析使人们对与本体论密切相关的范畴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特别是通过对中国思想与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比较，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本体思想的异同，对于中国当代本体思想的发展趋势初步有了自觉的判断。
《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对中国本体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本体思想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在许多方面提出了颇具独创性的见解。
作者认为，全面理解本体论的内涵是正确剖析中国本体思想的关键。不能把本体论局限于考察世界本原意义上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正确理解本体的含义，需要把本体论的理论意蕴与本体在历史上的理论形式区分开来。所谓本体论的理论意蕴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本体论都必须承蕴着的，同时也是人们通过本体论这一话语所表达出来的根本旨归，而本体论的理论形式则是它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表现形态。即使从西方哲学来看，近代以来就不断有对这种对本体论的挑战，这种挑战是本体论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与深化，它充实和弥补了本体论的内涵。对本体的理解应该包含它在这些辩难中的意义升华。
本书勾勒了中国本体思想的演进线索，认为中国古代本体思想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表现为三种典型的本体理论形态。
其中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研究人类本性，试图唤醒人类道德自我意识，建立具有道德和理性的社会秩序。道家研究自然天道，试图探索人类社会的根本准则，超越礼制局限。通过儒、道的对立与互补，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易传》和新道家具有调和特色的本体论。第二个阶段是秦汉时期。当时儒、道虽然仍有矛盾，但本体论的主流是从宇宙生化之道衍化出政治和伦理的原则。它是战国以来本体论发展的继续。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中国本体理论的第一种典型形态，其主流是天道本体论。
第三个阶段是魏晋时期。当时本体论的发展特征是对秦汉本体论结构的解构。玄学思潮试图复活儒、道传统本体学说的主体意识，从天道和人性两个方面提出对于理想政治、人伦原则的新的追求。但这种追求终因现实政治的制约，建构不起新的社会政治理想，最后转化为对精神境界的探究。佛教般若空观强化了这种转化。第四个阶段是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当时本体论完全转化为人的精神自由的讨论。中国佛性本体论建构了以佛性为核心的理论结构，探讨了佛性与法性、佛性与人的自由等种种问题。第五个阶段是宋明时期。当时思想家在对佛性本体论的批判中提出了道学本体论，其主题仍然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自由境界及其实现方式。他们通过确立本体论的真实前提———宇宙生化，用“气质之性”阐述本体的理论环节，提出了有别于佛学的本体论学说。从魏晋到宋明时期是中国本体理论的第二种典型形态，其主流是心性本体论。
第六个阶段是明清时期。当时的思想家们在扬弃“道”、“理”、“心”等僵化的本体过程中，力图对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主体”进行界定。王夫之指出“此在”既有自然世界所赋予的内容，又有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所赋予的内容，自然世界和社会存在变动不居，“此在”表现出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特点。黄宗羲特别论述了“此在”多样性的统一的特点，并指出“此在”的多样性的统一将是在“工夫”基础的统一，只有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才构成多样性统一的环节。顾炎武指出“此在”的主要内涵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责任、“明道救世”的社会责任、“君子之学，死而后已”的学术责任。戴震认识到“此在”是具有情感的、欲望着的、理解着的“自我”。从明中晚期到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本体理论的第三种典型形态，其主流是性道本体论。
本书指出：中国古代每一种典型的本体理论形态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过程，包含着独特的理论命题。本体理论形态的发展变化一般经历对前一种本体理论形态的解构、新的本体理论思路的提出，以及可能的本体理论形式的建构等复杂的历程。中国本体论学说丰富的内涵和自身演变的逻辑，说明它也经历了如同西方本体论那样的发展历程。
作者归纳指出，从内容上看，中国本体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是文化理念的根基。中国古代本体论是以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入反思为基本特征的，一般把社会存在置于基础性层面上，把社会的此在与社会的理想的存在区分开来，它反映出思想家对文化的理念。同时，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时期所出现的本体认识的调和与整合。在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本体论结构，而本体结构的变化必将导致文化形态也随之产生变化。
其次，它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基础。中国思想特别重视对“内在自我”的叩问，往往把这种叩问诉诸于本体理论，在“灵魂”的深处展开对话。而各种不同的对“内在自我”的认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类存在状态的真实，它充分反映出中国思想对人类内在自我认识的深度与广度，体现于中国思想将文化理想建诸于人类自我反思基础上的人文信念。
再次，它是民族人生境界的源点。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本体问题与人生境界问题密不可分。人生境界是对人类生命目标和意义的思考。中国思想把这种思考置于本体基础之上，希望对人类生命的目标和意义的认识有牢固的理论支柱。它展现出人类生命所可能有的种种目标，无论是生存的逍遥境界、道德境界乃至宗教涅 境界，都有本体予以支撑。
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即人类在自我反思、生命的目标和意义、文化理念的讨论中建构起它的体系。在考虑上述问题时，它注意到自然世界，但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对自然世界有过多的依赖，相反，它是人类情感与理性乃至社会存在、文化理想中构建它独立的范畴，确定范畴之间的联系。
在表现形式上，中国本体思想也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本体与现象不离。西方哲学相信世界一定存在着一种人们确定真理的终极基础。哲学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个基础，探究其内容，阐释其意义。而中国古代本体思想中，对世界的抽象与概括所获得的普遍意义只是一种意象，它与现象世界密切相关。它虽然没有西方哲学所具有的那种明晰性、确定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却避免了人为割裂本体与现象的危险。中国本体思想中的本体范畴从来都没有脱离现象界而独立存在。老子的“道”绝不是停滞于万物之有以外的另外一物，它只有通过万物之有才能显现，《易传》的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从来就没有离开人类的社会生活。本体与现象有别，但不割裂，这是中国本体思想史的一个明显特征。
第二，直觉与逻辑统一。西方哲学善于把本属于事物自身的概念、判断从事物自身中剥落下来，构成一个绝对形式化的、纯粹的逻辑系统。概念成为这个系统里思维运作的可靠符号和工具。分析哲学把哲学问题从形而上学下降为语言的逻辑分析问题。只有到现当代哲学，才开始真正注意感性直观、经验直觉、体悟、想象等方法在本体论中的意义。中国本体思想论述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不是没有考虑对二者逻辑上的关系加以说明，特别是魏晋以后，中国本体思想逐渐涌现出“一多”、“理事”等说明本体与现象关系的逻辑范畴。但整体而言，中国本体思想把感悟、体证当成了沟通本体与现象关系的主要方式。例如思孟学派的道德本体视道德世界为本体世界，但它认为，如果离开了人的“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实践，本体世界就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老庄的道本体，视自然无为为世界的本真状态，但这一本真状态只有靠人们对道体有所体悟，并通过改变现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才能逐步接近。正因为中国本体思想有以感悟和体证说明本体与现象关系的这一特点，中国本体思想形成了“心斋”、“冥忘”、“主静”、“穷理尽性”、“止观”、“定慧”、“工夫”等一系列范畴。它们都对如何感悟和体证本体进行了论述，只不过因为思想家们对于本体的认识的不同而有方式方法上的不同。
本书的研究，体现出诸多理论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解当今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明它与中西本体思想的离合异同。认为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虽然没有采取西方ontology以“是”为核心的逻辑推论的范畴体系，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就没有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思索。它需要我们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于本体论尽量按其在中国思想与哲学史中演变的历史轨迹做出客观的了解。既不能因为中国哲学“本体”与ontology的差异就认为中国哲学与思想史没有对最为基础和最为根本问题的思索，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ontology理论来分析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相关内容。
第二，作者认为本体思想构成了文化样态最坚实的内核，支撑着文化大厦的建设，它的变化反映文化精神的变化。中国古代本体思想不断演变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化精神处在生动的创新过程之中。
第三，提出新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要进一步融会中西哲学，加强对中国思想史核心范畴的贯通性研究。作者认为，从社会史、文化史或学术史的角度可以修正以往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更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剖析，否则就无法摆脱描述性的困境。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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