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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朋霍费尔未被囚禁前所经营的毕生代表著作，因战乱而未能完成，现有的版本是朋霍费尔的友人Bethge于1949年编辑出版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现代神学思想上开始受到关注。在“伦理学”的论题下，朋霍费尔从神学家的立场深入思考了现代政治哲学。

文：齐宏伟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伦理学”一词源于希腊语ethikos，有“风俗、习惯、性格和品性”等意思，究其原始意而言，基督教伦理学所推重的超理性根基并没得到尊重。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首先把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首先设定了人“灵魂”的生生大德作为伦理学的前提。到了斯宾诺莎，干脆就把伦理学当成几何学来研究，一边提出“命题”一边加以“证明”，伦理学的形上基础进一步得到削弱，“上帝”不禁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所谓“实体”自身成为“自因”，2＋2＝4宣告对人类的主宰，顺着斯宾诺莎名言“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咒诅，而要理解”往下说的是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历史理性僭越成德性逻辑，也不过重复了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之唾余。

    由此，希腊精神一直阴魂不散，迫使两千年西方哲学成为柏拉图的注脚，也诱使每个知识人要么成为柏拉图主义者，要么成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拒斥这一诱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干脆声明:“2＋2＝4跟我有什么关系？”思想家舍斯托夫更是把这一场诱惑往前推，推到伊甸园蛇的身上。蛇引诱夏娃吃下分别善恶果这一事件，他认为和人类生死攸关，人正是靠由自己定善恶而走向堕落的，而由人自己定的善恶，使善恶很变得抽象，人自身却缺少行善弃恶的能力，或沉溺在遭到扭曲或玷污的善恶观中，甚至可能推善致恶。

    用朋霍费尔《伦理学》的话说即“基督教伦理学知道，知善恶之可能性即脱离本源”，“知善恶看来是每一种伦理学思考的目标。基督教伦理学的首要人物就是扬弃这种知”。

    他看到了知善恶使人脱离上帝和脱离本源的危险，才猛烈抨击人借着拥有知而成为终极者的狂妄野心，因此才一定要把“实在”或“实体”放在耶稣基督那里。没有了神圣启示，一切爱可能蜕变为恨，一切善都可能癌变为恶。根本就没有脱离上帝的真善美爱，人自己定义的真善美爱，恰恰成为伦理学走向混乱的开始，这样的伦理学无疑成为人性伦理的敌人，人生观也成为扼杀活跃人生的罪魁祸首。“上帝就是爱，亦即不是一种人类态度，不是一种绝无，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上帝本身就是爱。唯独知道上帝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爱，而不是倒过来，人先知道而且天生就知道什么是爱，由此才知道什么是上帝。没有人知道上帝，除非上帝向他显明。所以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爱，除非在上帝的显明中。所以爱是上帝的显明。上帝的显明就是耶稣基督。”《伦理学》中这段斩钉截铁的话，不禁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

    这种伦理学理路一方面是对希伯来精神的维护，另一方面也和朋霍费尔所生活的处境有关，作为“二战”期间的德国人，早在希特勒开始自我神化和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前，朋霍费尔就注意到这种狂热。“对人的神化乃是宣告虚无主义”，他一再在《伦理学》中展示道成肉身对成为真人的重要意义。“被塑造成与道成肉身者相同的形象——亦即真实的人。应该成为人，这是人的权利与义务。任何超人精神，任何拔高人的努力，任何英雄主义，任何半神本质，所有这些都不是人所应当关注的，因为这些都不真实。这个真实的人既不是蔑视的对象，也不是神化的对象，而是上帝之爱的对象……被塑造成与道成肉身者相同的形象意味着，这个人可以同现实中的一般人一样；假象、伪善、痉挛、强迫、与一般不同之处、比一般人更好之处、比一般人更合乎理想之处，均被抛弃。上帝爱这真实的人。上帝曾经变成真实的人。”

    这段话与其说针对希特勒，不如说更针对着自称为基督教会的德国教会。德国教会整体沦落为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看门狗，面对着不义和罪恶泛滥的社会处境，《旧约》时代大声疾呼的先知在哪里？力求让自己摆脱政治冲突，使信仰变成“独善其身”的法门，真合乎《圣经》吗？作为卡尔·巴特的好友，又是一同反对希特勒的斗士，朋霍费尔不可能不受到巴特那犀利、深邃而又如此偏激的神学思路之影响，他追随巴特干脆一下堵塞了人类凭借知识搭建天梯的一切可能，高举超验启示到与一切学说迥然有别的地步，认信上帝是那位“绝对的他者”。在超验之光的朗照下，重返事实暗夜的深渊，开始了信心的穿越之旅，而不是走理性的调和与妥协之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否定了“宗教”而高举了“信仰”，他认为只有信仰的力量才能击碎宗教的自义和德国教会作为政治团体的沉沦，是上帝禁止做善事者知此为善。从这样的标准看，托尔斯泰只能算是宗教的信徒，而不是信仰的勇士。

    与这种激进立场相伴的，是朋霍费尔对处境的深刻回应，他清醒地看到“耶稣的追随者，也可能出于博爱而犯罪”。在《伦理学》中他大声疾呼:“对耶稣而言，重要的并非新的伦理理想如何实现，也不是为了善良本身，他所为的只是对真实人类的爱，因此他可以走入人类罪恶的团体里……耶稣从自己无私的爱和他的无罪中走出，而进入人类的罪中，将其罪揽在自己身上……想要脱离罪责的人，是在脱离担负罪愆者耶稣基督拯救的奥秘，他将无分于神的称义。他重视个人的无辜甚于人类负的责任，而看不到他正因此犯下无法拯救的罪。”

    正是这种“追随基督”的精神，使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德国，并参与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他认为，一个疯子正开车碾碎路人时，你当然可以去救死扶伤，但更应该做的，是宁可担负着杀害生命的内疚感乃至犯罪感而把这个疯子打死，阻止这一“狂轮”的滚动。这样的伦理学不是能说不能行的学科，更不是2＋2＝4的科学，而是以生命践履的活的信念。

    “因此，责任意味着，投入生命的整体，行为事关生死。”

文：朱晓红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先知总是在自己的故乡遭唾弃，当60多年前朋霍费尔被纳粹处决的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料想到他对当代神学的意义。他的世俗世界中的非宗教性思想，成为20世纪60年代“神死神学”的思想资源；对和平主义和非暴力的理解、对政权和教会关系的反思，也成为当代基督教伦理学、政治神学的特别资源。如今，国际朋霍费尔学会的成员遍及近30个国家和地区。

　　除博士论文和教师资格论文外，朋霍费尔生前只出版过《追随基督》或《做门徒的代价》；然而，迄今德国已经出版了16卷他的作品集，英文版也在翻译出版中。《伦理学》是在其嗣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他创造性地利用圣经和传统，阐释了自己的伦理观点，该书阅读对象不仅仅限于基督徒，同样也适用于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

　　阅读《伦理学》，必然要和朋霍费尔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生活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朋霍费尔深知世道的险恶，他说，“恶以光、善行、忠诚、革新的形象出现，恶以历史的必然、社会正义的形象出现，那么，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证明其深不可测之邪恶的明确旁证。”，然而，“许多基督徒的中立，恰恰是从内部分化瓦解教会的最大危险，甚至是真正的基督的敌人”。朋霍费尔先知式的生命是两重反叛的化身，第一重是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政治上的反叛，第二重是对极权政府不作为、主张政教分离的德国中产阶级神学立场的反叛。参加推翻纳粹的暴力行为，这不仅将自己暴露于政治上的危险境地，同时也受到当时支持纳粹政权的主流教会的疏离。正因为作者是这样一位参与政变的路德宗神学家，所以，《伦理学》一书中对人的责任、委托、良知等的反思，也可看作是作者面对特别处境对自己思想的梳理。

　　先知式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寂寞的不归路，没有对人类深沉的爱和责任，是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的勇气。朋霍费尔曾言述这种爱的动力所在，爱不是一种个人态度、也不是俗世的责任或义务、甚至也不是人类行为中的舍己牺牲，真正的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爱，“人在被钉十字架的人的形象中认识并找到自身。被上帝接受、在十字架上被处死并得到和好，这是人的实在。”(第81页)在基督身上展示的和好之爱，要求人们能够用整个生命去分担，这时才会有神的诫命和委托，才会有人的责任——责任是一种对神之呼唤的回应。

　　这些论述出现在一个受神学家巴特影响、强调上帝话语和诫命的人思想中，倒也不足为奇。然而作为一种新教伦理学家，朋霍费尔特别强调自然和创造的地位，颇有天主教神学的特色。路德宗的“天命观”在纳粹政权中受到利用，沦为希特勒政策辩护的工具，巴特看到其中的扭曲，宣称“让教会成为纯粹的教会”，拒绝被利用的自然观和天命观，也关上了通向自然神学的道路。朋霍费尔理解巴特的苦衷，但他认为，将自然等同于罪孽，会给信仰带来的损失，“后果是严重且影响深远的”，自然虽然堕落被放逐，但创造的恩典和基督的恩典没有遗弃它，自然中仍有上帝的形象——理性，自然中仍有向恩典开放的自由天命。在自然和神圣之间并没有截然的鸿沟，人们需要承担起俗世中的责任，“让教会成为教会”并不够，还需要同时让工作成为工作、婚姻成为婚姻，政权成为政权(在朋霍费尔看来，工作、婚姻、政权、教会都是具体处境中上帝的诫命，是人的四重委托)。

　　“地点”、“实在的空间”等词汇多次出现在他的伦理学中，朋霍费尔是在表明：有责任的生命不会逃离世界，因为在基督中显示的上帝实在，无非是“上帝的实在进入这个世界的实在”，这是一种和解、和好的状态，要求我们的生命也能承担起和解的责任，克服邪恶力量对整全生命的摧残，在这个世界中做道成肉身的见证。有责任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其能承担起对上帝的责任，也能承担起对上帝甘愿进入这个世界的责任。世界和上帝不是一个截然二分的实在；这种对世俗化的直面和肯定，和后来的神死神学异曲同工。

　　先知批评或反叛现世，是为了尘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为了将来有资格参与未来社会的重建，朋霍费尔放弃纽约神学院的教职，义无返顾地到祖国，也放弃了曾有的非暴力的和平主义思想，投身到政治抵抗的队伍中。也许国人很少注意到一个细节：虽然他最后因刺杀希特勒未遂政变事件而受极刑，但却是因为“第7号行动”(一个帮助小规模犹太人逃离德国的计划)败露而被捕，曾有人评论说这是因小失大，让抵抗活动偏离更大的目标，然而，对于朋霍费尔而言，良知要求爱神、爱人如己，缺少了这份爱的分担和同情，任何未来的重建都必将是缥缈的。

　　坊间可以找到的朋霍费尔的中文著作有《狱中书简》、《做门徒的代价》、另外，还有德国朋霍费尔的研究学者温德博士的《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最近，原由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组织翻译出版的《伦理学》，也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引进简体字出版，读者们当在《伦理学》阅读中更加真实地聆听到先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