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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美学史并不单一的只是纯粹美学理论的历史，而且还是人类心灵自我展现的历史，或者说，在那些看似抽象的理论背后，我们所感受到的乃是各个时代人类精神脉博的跳动，这是一种精神的还乡历程——请跟随吴琼来一次西方美学的精神漫游吧。
　　 朱光潜，著名美学家。本书是关于西方美学理论的专著，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1978年作者曾作过修订。

文：程代熙
出处：读书 1979年第4期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经校订后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美学史教材。自从它在1963年初次问世以来，不仅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也获得了海外读书界的好评。
    朱先生在本书最后一章谈到他编写时的立意说：“我们只就每个时代中挑选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对每个代表人物也只约略介绍他的主要论点，挂一漏万是势所难免的。挑选的标准是他们要确实能代表当代的主要思潮而且可以说明历史发展线索。”全书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次第概述了古希腊罗马以来欧洲一些重要美学家的论著。它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发展、演变和斗争为纲，对美学史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和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介绍，并对不同时代的美学家对这几个或其中某一个问题所持的基本主张，以及他们在美学史上的建树与得失都给予了相应的评价。
    就以“美的本质”来说，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美学家对于美学中的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各各不同的，甚至是千差万别的。朱先生将他们的看法大致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有的强调形式，忽视内容；有的只重内容，轻视形式；也有的企图使形式和内容、理性和感性按照他们的需要而相互结合。在具体论述时，又根据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所侧重地分别介绍了古典主义美学(古希腊时代)的“美在物体的形式”说；新柏拉图主义(古罗马)和法国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则又提出“美在于完善”(即“天意安排”的合理性)。英国十八世纪的经验主义美学把“美的本质”这个问题的重点，从对审美对象的形式分析转到对美感活动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所以他们强调：美在于愉快。而法国启蒙时代的美学，以狄德罗为代表，主张真善美相结合。在具体说明什么是美时，狄德罗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美在于关系。德国古典主义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看到了他们以前的美学史上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相互割裂的局面，于是从唯心主义出发，提出了美在理性内容表现于感性形式的论点。诚然，他们两个也各说各是。康德用主观唯心主义来调和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的矛盾；黑格尔则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来阐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前者的内容是超验的理念，而后者的内蕴则是绝对精神。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史上最大的，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是，竖起了美是生活的大纛。
    朱先生在介绍不同时代及不同学派的美学思想时，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因而相当清晰地给读者勾勒出了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轮廓。他不是把美学史上各种流派当作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纯思想材料来加以介绍，而是把它们放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尤其是阶级根源上来进行分析，同时还扼要地说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承续关系。例如，朱先生在介绍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艺术大师对于最美的形式所持的论点时，不仅将其同古希腊罗马时代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圣奥古斯丁及圣托马斯关于形式美的看法相比较，相鉴别，并且还指出它对后来德国启蒙运动时代文克尔曼、莱辛以迄于康德等人的形式美的影响。这样，就便于读者把了解到的有关形式美的知识串连起来，既见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美学家在形式美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论点及其不同的侧重面，同时又能见出形式美的思想在美学史上的一个衍化的过程。这种“史”与“论”的结合，应该说是《西方美学史》的显著特色之一。
    近代和当今欧美各国的美学史著作，对于俄国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十分轻视，甚至不屑一顾，好象世界上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美学思想。这完全是一种阶级的偏见。而苏联近人的美学史著作，例如奥夫襄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娃共同编写的《美学简史》(1963年)及奥夫襄尼柯夫撰写的《美学思想史》(1978年)，都是两本大学文科的美学史教材，对于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如鲍申葵和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也不着一词。这两种情况都是片面性的表现。既然写的是“史”，就应该有历史主义的观点。编著者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学术观点对美学史上的各种有代表性的美学流派或褒或贬，只要能持之有故，都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如果基于自己的偏见，对美学史上某些不应忽视的美学流派闭起眼睛，采取不承认主义，任意宰割历史，则是不足为训的。在这方面，《西方美学史》的另一显著的特色，就是比较全面(当然也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这一点，下文再谈)。例如，朱先生就专章介绍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充分估计和高度评价了他们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建树，同时也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克罗齐虽然宣称他是黑格尔的信徒，但他的“直觉”说不啻是从黑格尔所达到的地方倒退了回去，也大大落后于康德的某些成就。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颓废主义的文艺思想。朱先生早年受过克罗齐“直觉”说的影响，宣传过他的美学思想。解放后，朱先生曾著文进行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今又在《西方美学史》里对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相当全面的介绍和分析批判。
    在这次重写的《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里，朱先生着重探讨了一个理论问题。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认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不能在它们之间划等号，也不可以将二者加以混同。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看法。1、他认为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而言，意识形态则是对社会存在而言。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他说，如果“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就如同把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等同起来是一样错误，混同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这就是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说的致命伤”。2、一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将随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随着后者的消灭而消灭。朱先生说意识形态是“思想材料”，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还会对下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和影响，虽然它也会发生变化，但其变化一般总是落后于政治经济的变革。这个特点就构成历史文化批判继承的前提。因此，朱先生认为把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加以等同，就会重犯苏联早期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犯的那种任意割裂历史的虚无主义的错误。3、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所起的反作用，比之意识形态“远较直接，远较强有力”，编著者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意识形态是“那些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4、把意识形态等同上层建筑，就在逻辑上“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的作用”，“降低了甚至抹煞了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的巨大作用”，因而“就有坠入唯心史观和修正主义的危险”。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并非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但它却直接涉及到怎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来研究美学史这样重大的课题。朱先生说他要求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加以区别的这个想法，倒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在他之前，在五十年代初有的苏联学者就已经作过尝试，但却挨了粗暴的批评棍子。不同的意见被压下去了，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我国学术界，在近三十年里，把上层建筑混同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盛行的论点。把二者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的看法，事实上已经在某些问题上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举一个例子来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在彻底变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只能在产生了它的经济基础之后才会耸立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我们知道用来指导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诞生的。把上层建筑混同意识形态，或者在它们之间划上等号，结果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1、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产生先于它的经济基础，2、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可以不依赖它的经济基础，3、上层建筑可以离开或者不要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可见，朱先生提出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确是有的放矢。其积极意义在于它将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深思。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不光对美学史，而且对于整个文化思想史的编写工作都是有益的。这就是《西方美学史》的第三个特色。
    一般美学史著作和美学论文，语言都比较艰涩，兼以所研究的问题又相当抽象，因此，一般读者或初学者往往望而怯步，不敢问津，即使硬着头皮读下去，也总是感到味同嚼腊，兴味索然。《西方美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来说明非常复杂、抽象的问题。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要求对美学史有相当高的造诣，还须具有善于深入浅出地说理和驾驭语言的才能。
    《西方美学史》援引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朱先生在《序论》里告诉我们说，他“在搜集和翻译原始资料方面所花的功夫比起编写本身至少要多两三倍。用意是要史有实据，不要凭空杜撰或摭拾道听途说”。须要在这里略加说明的是：西方古代及近代重要的美学著作，解放后虽然也出版了几种，但为数有限。而《西方美学史》所涉及的美学家和美学流派又比较多，为了尽可能使读者在所接触的范围内直接了解到古代和近代许多美学家的思想，朱先生不得不在编写的过程中用大量的劳动来翻译原始资料。就是对于已经有了汉文译本的美学著作，朱先生在引用时还对照原著进行了一番校订。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所以，《西方美学史》的第四个特色，就是文字平易，说理透彻，材料丰富。
    上面，我只是约略地介绍了一下《西方美学史》的四个方面的特色，当然，也是挂一漏万，不能概括全书。现在，我想提出几点很不成熟的意见，权供朱先生在今后作进一步修订时的参考：
    (一)《西方美学史》在讲完黑格尔之后，就俄国以外的欧洲部分来说，一下就跳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英国费肖尔父子为代表的“移情”说及意大利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直觉”说，这中间留下了很大一段空白。因此从美学史本身的发展来看，多少显得有些前重后轻，下卷的收拢未免过于急促。
    拿德国来说，黑格尔以后的费尔巴哈和叔本华，都是黑格尔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批判者。如果说费尔巴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而叔本华则是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悲观主义美学思潮的一个带头羊。当然这两个人主要是哲学家，但是，他们对后来的美学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费尔巴哈的著作里就有分析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内容，而叔本华在他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及《论诗艺的美学》里就宣扬了他的“超脱遁世”的美学思想。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就是我国第一个用叔本华的这种“超脱遁世”的思想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见王著《<红楼梦>评论》及《晚清文选·自序》)。因此，就是从《西方美学史》下卷的结构来说，费尔巴哈可以不论，也有必要拨出适当的篇幅对叔本华加以专门的介绍和分析批判。
    又如，法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丹纳和晚期的罗丹，都是两个著名的美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和罗丹的《艺术论》就是两部美学著作。丹纳也是一个黑格尔派，他提出的艺术成因的三原则或称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虽然还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丹纳认为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不能到艺术作品本身里去寻找，而应将其放在产生它的客观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分析和考察。丹纳的错误在于，例如他说的“环境”，只限于思想、伦理、宗教和风俗等方面，而完全忽视了社会经济，即进行物质生产的这个主要的环境。这是丹纳美学思想的一个致命伤。丹纳反对就艺术论艺术，主张把艺术同周围的现实(在他所理解的范围内)联系起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当时英国和德国的某些新黑格尔美学流派要高出一筹。
    罗丹不仅是雕塑艺术的一代宗师，他的美学思想也是自成一家。在十九世纪晚期，他是在艺术上强调现实主义最力的艺术家之一，他对什么是美，尤其是什么是丑，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二)浪漫主义本来是《西方美学史》重点介绍的内容之一，对于十九世纪以前各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在美学理论上的表现，编著者都在有关的章节里分别作了概述。但是对十九世纪前期和中期，例如对法国复辟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和稍后的浪漫主义理论却未见涉及。法国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不仅对于法国，而且对于英国和俄国的哲学、美学及文学都起了很大的影响。法国的维克多·库兴(V.Cousin)、迪奥多尔·茹弗卢阿(T.Jouffrouy)和费里克斯·罗伯尔·拉勉勒(F.R.Lamennais)就是浪漫主义运动在美学上的三代代表人物。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美学著作，如库兴的《论真善美》、茹弗卢阿的《论美和崇高；论因果关系》和《美学概论》，以及拉勉勒的《论艺术与美》，可以说就是对法国以夏多布里安和拉马丁等人的消极浪漫主义在美学上的概括。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术语，就是库兴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84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为了道德就必须去理解和热爱道德，为宗教而爱宗教，为艺术而爱艺术。”这就是库兴提出的一条带纲领性的原则。稍后，茹弗卢阿和拉勉勒就把这作为美学的一条定律来大肆宣扬。拿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批判地介绍这三个美学家的著作并加以适当的评论，开扩一下读者的视野，还是有益的。
    (三)一般美学史只限于评述美学家的著作，这固然是主要的，但未免失之偏颇。历史上有些著名的大作家或艺术家，虽然他们并不是专门的美学家，可是他们在美学史上的贡献或者影响也不一定比某些美学家逊色。要使美学史成为真正名实两副的美学史(无论是象《西方美学史》这样的通史，或是断代的美学史)，见出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全豹，似有必要打破历来编写美学史著作的一条不成文的章法：只以专门的美学家及其著作为评述的对象。应该说《西方美学史》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譬如，编著者专章介绍了歌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但门开得还不够大，就以歌德和席勒为例，也只是限于他们的美学论著，未能联系他们的文学创作。除此之外，似乎还可以考虑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十九世纪中叶和末叶的巴尔扎克及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专章加以评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都有很高的评价。现实主义本是《西方美学史》着重分析和评述的四个基本问题之一，倘再添上这方面的资料，将会使它的内容显得更加充实。
    对于美学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这些门外之谈，谬误定然不少。倘朱光潜先生能有以教正，当无任感谢！                 

文：章 辉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4期

　　随着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展开，西方美学在中国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从20世纪初的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西方美学的输入开始，美学就成为中国现代的一门学科。但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其原因是，当代的西学引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学术本身，而是因为政治上的救亡图存，这就导致了现代中国急迫的政治环境下的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学术的超越性、积累性和传承性无法实现。1949年以后，政治救亡的历史使命完成，虽然斗争意识仍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纯粹的学术活动毕竟能够得以展开，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得以出现。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朱光潜先生以其深厚的中西学养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其对西方美学的大量译介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基于美学大讨论中出现的问题，也因为大学教学的需要，撰写体系性的西方美学史著作成为急需，于是1963年朱光潜出版了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甫一出版，这套美学史就成为中国人了解学习西方美学的基本文本。从其近半个世纪的行销历程来看，朱著《西方美学史》对于中国大学美学的教学，对于西方美学知识的普及，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对于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产生的影响至今犹在。今天，我们研究西方美学的文化语境、学术积累、理论范式、阅读前见与朱先生撰写著作时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学术研究理应在朱先生所开创的基础上焕发新的生命，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我们祛除了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局限，我们有了二十多年的学术开放和学术积累，但这同时使我们肩负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包括民族美学理论的建设，传统美学的现代演化，中西美学的历史互释，新世纪中国现代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等是我们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世纪之初，在继承朱光潜开创的美学事业的基础上，以时代赋予我们的理论视域回看朱先生走过的道路，检视《西方美学史》的历史贡献和理论局限，以便为我们的美学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了。


　　　　　　　　　　　　　　　　　　　　　　　　一

　　《西方美学史》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西方美学论著，它奠定了此后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范式和书写体例。大体而言，《西方美学史》的历史贡献可归列为两点：

　　第一，《西方美学史》以时代为线索，以人物为纲要，结合时代文化背景看西方美学思想产生的根据，着重呈现西方美学史的经典与关节点，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美学理论与文艺现象互相阐释等原则构成了后来西方美学史写作的基本范式。

　　朱光潜从西方美学的历史线索出发，与国别分类相结合，以重要人物和典籍为关节呈现时代的思想主题。《西方美学史》的历史线索为，从古希腊罗马为开端，到中世纪文艺复兴为一线，以拉丁文化延续下来。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民族国家兴起，民族语言以及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美学的民族性开始出现，美学史从一线展开为多枝。在这一阶段，朱光潜分别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民族国家的美学思想展开论述。美学是交叉学科或者说是综合性学科。首先，人类的审美现象和文艺现象所表达的审美情感是人化本质的最重要的情感，因此，任何一个体系性的哲学都要论述文艺审美现象，美学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其次，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文艺现象的理性思考也是美学思想的重要来源。第三，文学艺术家本身对于文艺的言说也是美学思想的一个分支。第四，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并提供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支持。朱光潜在论述每一时代的美学思想的发生时，都结合这一时代的哲学、科学、文艺和一般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看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美学理论因镶嵌于时代而得以展开其基本逻辑和理论所指。

　　第二，朱光潜从西学原始文献出发，仔细分析美学原典的基本精神，结合研究翻译了大量的美学资料，其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分析影响了此后中国学界对西方美学的接受。朱先生留学西方多年，长期涵咏西学体系，《西方美学史》就是在深入理解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呈现了对象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主张。在论述西方美学的发展脉络时，朱先生详略得当，对经典的美学家加以仔细分析，次要的美学家则概述其美学观点。其对笛卡尔的哲学与理性美学的关系，霍布斯的想象理论，休谟美学思想中的效用说和同情说，博克的心理学美学，维柯的人类学美学，康德和黑格尔美学以及现代心理学美学的解析等等都是非常精到的。在论述研究对象时，朱先生还以比较对照的方法，把这一美学家的思想与其他相关的思想家加以比对，如把赫拉克里特与毕达哥拉斯对比，论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关联，分析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这种比较的方法突显了美学家思想的独特性。朱光潜对西方美学基本经典、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具有开创性，此后中国学界的西方美学史的教材和论著大量延续了朱著的资料来源、基本理解和叙述方式。


　　　　　　　　　　　　　　　　　　　　　　　　二

　　《西方美学史》初版于1963年，在今天看来，时代视域和问题意识使其具有不可避免的理论局限。本文认为，《西方美学史》的局限表现如下：

　　第一，不完整，缺乏系统性。《西方美学史》从前苏格拉底一直写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为什么朱光潜没有展开20世纪西方的美学思想？表面的答案好像是，限于写作年代，现代西方的美学研究不可能展开，但实际上，深层的原因是当代的世界文明史观所致。按照当时苏联的唯物史观，对待前人的思想，一是坚持人民性原则，就是看这种思想是否具有人民性，具有人民性的就是好的。二是坚持上升原则。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为什么也能够具有人民性呢？这就需要上升原则，就是处于上升阶段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是革命的。这也就是特定时期我们对待西方思想的两条根本原则。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西方现代思想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苏联则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新方向，其文艺流派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了西方现代派文艺成为世界文明的新的文艺运动的方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文艺的主流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代表了世界文艺的新方向，因此，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思想，现代西方思想只有糟粕，没有精华，按照朱光潜的说法是“过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货色的改换新装，它们在敲帝国主义文化的丧钟”。对于这种文艺则自然无须“为它们浪费笔墨”了（序言）。西方古代文明有辉煌的传统，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则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西方古代文明有精华和糟粕，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吸取精华部分为我所用。这就是朱光潜既不书写20世纪西方美学又不引用其研究成果的原因。因此，特定时期的文明史观导致了历史书写的错位，使《西方美学史》止步于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西方美学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不能不说是对这一意识形态性文明史观的反动。

　　第二，史论偏失，以意识形态立场评价对象。书写历史需坚持两点，一是史实，二是史论。前者关系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后者则是观看对象的范式和视域。在后一方面，由于时代文化环境的缘故，《西方美学史》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对于对象的展示和评价。《西方美学史》以唯心/唯物的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贯穿历史书写。现在看来，这套话语是否完全错误呢？应该说，在一定范围内这套话语体系是有效的，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唯心和唯物只是思维的两种途径和方法，不存在价值论和认识论上的高低问题。柏拉图、歌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确实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但我们不能把这一点加以夸大，因为哲学美学作为超越性的思考，具有超越阶级的文化性和超越时代性的真理性，正因为如此，这些思想才超越了狭隘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阶级分析方法的扩大必然导致对研究对象的思想的真理性的遮蔽。比如按照朱光潜的评价，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因为是贵族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而缺乏价值，但这种评价不能解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影响巨大这一现象。总之，按照阶级出身把思想家加以分类，从其阶级属性看其思想的价值，从而把思想等同于意识形态，这就抹杀了思想的超越性和创造性以及思想中的纯粹知识方面。

　　第三，对象模糊，缺乏美学的学科意识。在论柏拉图时，朱光潜拟定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用，文艺才能的来源。这三个方面都是文艺学问题，美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没有体现出来。再比如论述狄德罗的部分，朱光潜的安排是:1.戏剧理论，又分为关于市民剧和关于演剧两小节；2.关于自然、艺术和美的看法，其中又分为浪漫主义方面、现实主义方面、美在关系说、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现实美与理想美几个小节。可以看出，狄德罗美学思想的主要方面没有被突出，文艺学问题占主要部分。再如别林斯基，作者以四小节论述对象，但只有第四节谈到美，前三节论述的都是文学理论问题。当代俄国的美学家很多，但选择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论述对象是因为这两位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在特定时代，现实主义在中国是主流的权威文学理论，选择这两个人作为俄国美学思想的代表，是时代意识使然。书的结尾部分，是关于四个关键性问题的历史小结。四个问题分别是，美的本质问题、形象思维、典型人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四个问题中只有一个是美学问题，其他是文艺学问题，而且是特定时期关注的文艺学问题。

　　可以看出，朱光潜是以文艺学的基本命题结构西方美学史，文艺学中又突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条线索的历史发展，如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培根等人归为现实主义，把柏拉图、博克、霍布斯等归为浪漫主义，是特定时代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看作是普遍性的创作方法而不是一个有其特定思想规定性的文艺流派的文学观念使然。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交错中又抬高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准则来衡量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给予现实主义倾向的理论以较多的肯定，比如对亚里士多德，对于非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就以否定为多，比如对柏拉图。在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总结部分，朱光潜的评价，是从典型说、艺术反映现实的主客统一、人物性格塑造中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文艺的认识功能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方面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美学研究的对象在朱光潜是明确的，朱光潜认为，美学的主要问题，是文艺的现实基础和文艺的社会功用（38页）。本文认为，以现实主义为认知范式框限西方美学史文献的消极后果，其一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区别开来，美学本身的问题域被遮蔽。其二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被否定，符合现实主义的就被抬高，导致了历史评价原则的偏失。第三是不在这个框架内的美学思想就被忽视和遗漏，比如柏拉图的美感论、文艺复兴时期对美的形式规律的研究等都没有被发掘。关于美学的学科对象问题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但可以明确的是，美学是哲学学科，它解决的是比文艺学更抽象的问题，大体而言，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美、美感和艺术的一般规律。学科自立是现代学科分类机制的产物，它把知识对象予以分别，知识的层级化和研究的深化从而成为可能。概而言之，学科自觉意识的缺失导致了《西方美学史》在材料的取舍和史论方面存在偏颇。

　　第四，具体观点有待修正。比如对康德美学的分析。作者把法国大革命等同于启蒙运动，认为启蒙运动就是暴力革命和唯物主义，从而得出康德的思想基本上是与启蒙运动背道而驰的错误结论。由于作者对康德的先验人类学的意义认识不足，导致对其先验哲学评价的偏颇。康德的物自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客体的不可认知的自然本体。康德认为，我们的认识只涉及自然的现象世界，自然的本体如何无法认识，这个论断借助马克思的认识论就可明白。马克思的实践观认为，我们认识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于实践活动的限度，纯粹自在的，没有为人的实践活动所沾染的客观的自然是无，对人没有意义，不是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康德的纯粹客观的没有为实践活动所指涉的自然客体就是物自体。此外，物自体还指人的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无所规定的，纯粹自由的，因此是无法认识的，也是无法规范的。康德说，人是自身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实际上是对人的自由意志、对人的主体性和主体人格的高度肯定，正是启蒙哲学的伟大之处。由于对康德哲学的这一方面缺乏理解，朱光潜错误地批评康德的“物自体是反理性的，只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基础”。（407页）康德试图把审美对象与欲望对象和善的对象区别开，认为美只涉及对象存在的形式而不是存在本身。这种观点对于纠正前此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把美感等同于快感，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把美等同于完善的观点的偏颇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审美对象的特质就此突显，但朱光潜从否定的意义上认为康德的美学是形式主义的。

　　除此之外，《西方美学史》还存在其他缺陷，如因意识形态原因，朱光潜没有借鉴现代西方的研究成果；书写的是主流美学，支流美学没有呈现，比如希腊化时期四百多年丰富的美学思想阙如，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只粗略地书写了两个人。缺乏支流美学的过渡，西方美学的经典就因为没有源头和承续而显得突兀；史料有待挖掘，比如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爱迪生的想象理论和审美类型学思想、亨利·霍姆的崇高理论等都没有进入其研究的视野。


　　　　　　　　　　　　　　　　　　　　　　　　三

　　基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草创时期的中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缺陷。在学术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在全球化和本土化既冲突又互渗的时代，在各种理论思潮不断翻新的学界，在新世界美学基本理论建设提上日程的时候，在继承朱光潜先生奠定的西方美学史写作范式的基础上，西方美学史的深化之路需从各个方面展开，本文拟提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要有比较文化学的眼光，关注美学的文化精神。今天的美学史写作要胸怀世界美学，不论是书写中国美学史、东方美学史还是西方美学史，都应该把对象置于世界美学发展的历史谱系中，从世界美学的整体视角定位研究对象。比如，西方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就需揭示其从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领先，一直到统一世界史以来对全球的辐射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改变的历程，这就有了西方古典美学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时代审美文化的霸权主义，现代时期吸收东方文化后适合于全球对话的后现代美学。在统一世界史之后，在全球化语境中，非西方民族的美学思想如印度美学、阿拉伯伊斯兰美学、中国美学等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都与西方美学的影响分不开。比如中国美学史，今天的书写是对中国美学历史的回看，这种看视基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发展历程。在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在比较文化学视域中，中国古代美学的区别于西方以及其他民族美学的特征才能呈现出来。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东西方美学互渗的角度看美学的效果历史。西方现代美学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从现代性之后西方美学对非西方影响的角度，从文化传播和文化过滤的角度看西方美学的生命力，同时从非西方吸收西方美学的方式和层面看非西方美学的现代转换也是美学研究深化的重要维度。另外，今天书写西方美学史的时候，应该看到西方文化也并不是同一的。近代民族文化兴起后，美学与民族精神关系紧密，德国美学、法国美学、英国美学等都是各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从美学与民族文化关系的视角更深入地把握西方美学的文化精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书写西方美学的国别史，如法国美学史、英国美学史、意大利美学史等等。

　　其次是回到问题史语境。前文已述，学术史的书写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史实即资料收集，二是史论即看的视域。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等都是视域，当代流行的文化研究也是视域之一。在我看来，作为历史写作，最重要的不是视域，因为任何视域都是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既可以敞开对象也可以遮蔽对象，历史书写应以史料的客观性为主，以客观的陈述为先，在此需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就是与前此的美学思想相比看其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对后人有哪些启发和影响。事实上，任何历史看视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视域，即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合法性的前见”，但这种前见应尊重史料，当史料与自己的前见相左的时候，应该修正自己的视域以回应历史。具体到美学史的书写，我们应从古代人的问题意识出发，看他们的思想文献中包括了哪些问题，然后以历史视域占据我们，把问题框架从历史资料中抽象出来，而不能以今天的问题去框限资料，“以今虐古”是书写历史的大病。关于这个问题，当代解释学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解释学认为，历史传统本身构成了先在的视域，我们的视域是在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中获得的，我们与传统相遇就是两种视域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我们被历史所改变，历史也被我们赋予新的意义。回到问题史语境即是不以今人勉强古人，这就需要对自己的视域保持自明性，避免以己度人，从而遮蔽了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阶级分析方法为什么失效呢？就是因为阶级分析方法只是一种视点，阶级意识也只是柏拉图思想的一部分，但如果把这种视点扩大，把阶级意识看作是柏拉图的全部思想所指，这就必然导致评价的偏失。对自身视域保持意识自觉，就是需要对自身存在的语境不断地予以自我批判和反思，进而让对象在多种视角中展开自身，从而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断地得到多角度的呈现。

　　除此之外，如下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转换写作体例。在朱光潜的写作范式中，西方美学的许多层面被遮蔽，比如以时代和典籍为线索，西方美学史上某一观点和概念范畴的历史演进就无法现出，这就需要对西方美学思想做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比如从范畴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可以看出西方美学思想关于某一问题的历史发展；从专题史的角度，如从西方美学思想看审美与道德的关系，审美与认知的关系，审美心理活动的深层与表层，审美与宗教的关系，审美与科学的关系等都可以深化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二是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虽然经过多年的学术开放，但目前我国学界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翻译介绍方面，对西方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隔膜，这导致了我们的各类西方美学史的写作存在陈陈相因、新意不多等弊病。借鉴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首先是有助于扩大我们的史料视野，更重要的是能够启发我们多维度地阐释对象。三是发掘新的史料，即对西方原始文献的发掘。当前我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特别是西方古典美学研究得益于朱光潜、宗白华等老一辈学者的翻译之功，现代及晚近西方美学文献的翻译介绍尤其需加大力度。四是传统的重新阐释，比如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席勒，从现代西方美学的角度看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重新评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等都是有意义的课题。再比如卢梭，我们以前要么认为他反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要么认为他是站在平民立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前者没有看到其积极方面，后者显然是意识形态性的评价。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视，卢梭思想中的文化现代性的方面就呈现出来。五是关注西方美学思想的文化关联，比如探讨古希腊思维方式和哲学问题意识对于后来美学的影响、西方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的关系、后现代美学对于传统美学提问方式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给美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都是有待展开的课题。六是从新的历史问题的角度比如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空间理论、视觉文化、修辞学理论等发掘西方美学思想资料。这些问题是时代提出的急需解决的美学课题，传统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七是语言掌握。西方美学涉及的地域广大，语言众多，深入研究需要掌握新的资料和语种，比如对拜占庭美学的研究就需要精通希腊语，对中世纪经院美学的研究必须掌握拉丁语。在我看来，中国对西方中世纪美学的研究整体上没有超过塔塔科维奇的《中世纪美学》，其主要原因是语言以及资料掌握问题。我想，解决了这么些问题，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新世纪方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