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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其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康德哲学讲座》等。

文：思郁
出处：新京报 2006年8月

　　1964年，阿伦特接受了德国一个电视节目的访谈，当采访者介绍她是一位“哲学家”的时候，她很有礼貌地打断了采访者的介绍：“恐怕我要对此提出抗议。我确实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到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我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相信哲学圈子已接受我。”这确实是一个事实，虽然阿伦特曾经跟随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这些当时一流的哲学家学习过哲学，但是经过了20世纪“具有最黑暗的混乱、最黑暗的野蛮、最黑暗的残酷”的时代后，她意识到，哲学与政治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所以，她希望能“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审视政治。

　　阿伦特极力区分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做法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如果能对她在那个时代的经历有所了解的话，一切存在的疑问就会瞬间烟消云散。她的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明”的作用。阿伦特在这本书中无数次提到了这个词汇：启明。如果联系到“黑暗时代”这个借自布莱希特的诗歌《致后人》中的词汇的话，就会恍然地理解“启明”一词在当时阿伦特的人生当中有多么的重要。

　　“黑暗时代”这个看似含混的词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状态的时代？阿伦特说，这样的时代中到处充斥着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也只有在这样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言的通往真实的存在之路、通往真实的自然之路、通往真实的上帝之路、通往真实的幸福之路一一变幻为时代幻象的时候，我们期待着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亮射到他们爱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不同职业的人进行的对话和思考。《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涉及很多的人物，或者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涉及很多的职业，有政治家（卢森堡）、基督徒（龙卡利）、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文人/“德国文学惟一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本雅明）、诗人（布莱希特）等等。

　　作为政治家的阿伦特是在和他们对话，同样也是向他们致敬，因为在她看来，正是这些人代表了在那个无比黑暗的时代中最耀眼的“启明”之光。

　　阿伦特作为政治家的身份是我一再反复地说明强调的。把政治从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最初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的实际教训。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或者两者都被败坏。因此惟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最大的激情去沉思冥想，但必须要把他们隔离起来以免造成伤害。这就是哲学难题和政治难题的解决之道。而具体在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她发表最具哲学抱负的著作《人的条件》，并把它献给她曾经精神上的父亲和情人、因为亲近纳粹战后遭到谴责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时候。阿伦特通过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事件的反思，用这部著作宣布了她的坚持与哲学方面的分离。她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沉思生活。阿伦特试图将纯粹哲学与政治思考区分开来，“后者需要自己的话语，遵循自己的原则”。

　　也许谈到了海德格尔我们可以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作一个大胆的揣测。在书中，阿伦特惟一用了两篇文字来谈到了她的哲学老师雅斯贝尔斯。也许，她的潜在的意义就是和她另外的一位对她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老师海德格尔作出对比和抉择。时至如今，我们可以对海德格尔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那个黑暗时代中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事实。

　　他不是作为黑暗时代的启明之光而存在的，而是作为陪同那个黑暗时代一起沦陷的黑暗之光而存在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组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他们曾经都是志同道合的友人，因为共同的对哲学的爱欲走到了一起，但是随着黑暗时代的来临，他们的人生道路面临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注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面临无比的尴尬和即将破碎的边缘。

　　《黑暗时代的人们》对那些一直期待着“启明”之光照亮整个人性原野的人的书写和致敬，尤其是对雅斯贝尔斯的赞誉和致敬，无疑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潜在无声然而却是最为明晰的回答。

文：陈正敏
出处：文景 2006年第11期

　　中国人对阿伦特的了解，往往只限于她与海德格尔的特殊关系，对她的哲学成就知道的人不多，这可能与大陆对她的著作翻译较少、介绍不多有关。我知道的她著作的中文译本只有《人的条件》，而她那本影响深远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国内只有零星的介绍，没见过译本。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读阿伦特的著作，所以在复旦步行街的一家书店见到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后，就迫不及待地买下来。

　　《黑暗时代的人们》是阿伦特的一本论文随笔集，里面所收文章大都带有思想评传的性质，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里面所涉及的人物多是二十世纪具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也有哲学家、政治家等其他类型的人物，当然也有过去时代的人物如莱辛。这本书并不是对这些伟大人物所取得的成就的学术性的研究论述，而是描述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在世界上活动，如何被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影响”，以及他们对卷入其中的时代的分享。书里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职业、天赋上也差别很大，个人的出身背景、被给定的文化环境也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所处的时代做出各自回应：在黑暗的年代里，他们或被时代裹挟而沉沦；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面对时代、思考时代与自身；或以一种坚韧的努力参与时代的公共事务，承担起自己对时代与社会的责任。
　　

　　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对知识分子言行的相互背离、个人私生活与公共形象的分裂的揭露而知名。在这部书里，布莱希特被塑造成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粗暴、冷酷无情、玩世不恭，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精力充沛的运动员”。如同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布莱希特的前辈们的揭露那样，保罗·约翰逊主要通过对他笔下的布莱希特个人行为中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方面的揭示，对他加以道德审判。当然不能说这种审判没有道理，这对于我们认识知识分子及与此有关的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像这样仅仅靠对个人隐私的罗列，脱离开对象行为的具体历史语境，脱离开对象丰富复杂的创作展开评价的方式，难逃简单化和武断的嫌疑。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对布莱希特的评论就完全没有这种简单化的缺陷。像保罗·约翰逊一样，她严厉谴责布莱希特的某些不义之举，对布莱希特私人生活中的某些不义行为，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当国会纵火案发生后，流亡中的布莱希特完全拒绝直面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事实，拒不反省已有的理论教条，甚至从既有的教条出发，公然说谎。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生活在专制与暴政之下，却对亲眼看到的自己同胞所遭受的一切熟视无睹，甚至明目张胆地为暴君屠夫唱赞歌。为了自己的安宁，他与暴政媾和，完全放弃了诗人的职责。对这一切，汉娜·阿伦特并没有放过，指出布莱希特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客观而不容置疑的提示是，他越过一个诗人应有的限度太远了。实际上，他越过了那条人们为他划出的可被容忍的界限”。

　　但汉娜·阿伦特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道德谴责与义愤，而是进一步深究其中的深层次根源，认为布莱希特事件“不能只交给文学部门裁断，同样也不能只交给政治学家”，像布莱希特这类诗人和艺术家的“长期的品行不端”，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有时也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在指出像布莱希特这类诗人和艺术家“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罪责的同时”，又立足于对布莱希特诗歌的分析，从倾听他的诗歌出发，来判断他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过。阿伦特指出，布莱希特的罪过固然无可推托，但这与时代的黑暗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莱希特事件说明，“在二十世纪以及其他任何时代，要做一位诗人是多么艰难”。

　　这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使阿伦特对她笔下的人物更多充满的是一种悲悯，这悲悯里满含的是慈悲。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布莱希特的诗：当你们谈论我们的弱点时/请你们也想想这黑暗的时代/这造就了我们的弱点的时代/……/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为驼背小人祈祷 　　

　　如果说汉娜·阿伦特对天才的诗人和艺术家布莱希特充满的是对罪者的慈悲，那么对曾深受布莱希特影响的瓦尔特·本雅明，则是满怀同情的。本雅明属于和布莱希特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型的诗人：生前极不走运，死后声名显赫。

　　本雅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一个驼背小人的故事，这个驼背小人常常跟小孩子搞一些恶作剧，使他们莫名其妙地倒霉。这个驼背小人跟随了本雅明的一生，如影随形，使他一生都被坏运气纠缠。用阿伦特的话，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当他试图去适应、去迎合，以使自己的脚站得稳些时，事情就肯定会更糟”。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论歌德的〈亲和力〉》，使他有可能获得大学教师的任职资格，但伴随这幸运而来的，是他得罪了当时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彻底毁掉了他在大学任职的前程。此后，他的一生，都是如此。

　　但汉娜·阿伦特并没有仅仅罗列本雅明的不走运，她并不想制造什么传奇效果，这完全不是她的目的。她由此出发，揭示本雅明的不走运的个人和时代的原因。阿伦特指出，“游手好闲者”之所以成为本雅明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是因为巴黎的这种生活方式使他获得一种“在家之感”，这正是他所渴望的自由撰稿人的位置。但在他的祖国德国，却根本不存在这个位置——文人的位置。而文人——按拉鲁斯的说法——“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理智态度则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所整合”。在阿伦特看来，本雅明身上，“文化人的因素与革命者、反抗者的因素以如此独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些又与本雅明独特的出身背景——犹太人——有关。对本雅明那一代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来说，犹太问题使他们对“所有的传统和文化，与一切‘归属感’一样，都已经变得同样可疑”。进而，他们产生了“对作为西方整体的传统之恰当性的怀疑”，他们根本看不到新的希望。正是这些触发了本雅明的文学理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在他看来，引用就是去命名，就是“引导着真理进入光明”。而这实际上正是本雅明的天才所在：诗意思考的天赋。“诗意思考”正是本雅明面对世界的方式。

　　阿伦特的分析深刻之至：本雅明所处的黑暗的年代使他命运多舛，但也同样是这黑暗的年代，成全了他的天才。那么，我们该诅咒那黑暗的年代，还是该感谢它？正像那首童谣里说的：噢，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也为驼背小人祈祷吧！

　　

　　变得无名且卑微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汉娜·阿伦特真正满怀敬仰的其实是另一类人，这一类人不像本雅明、布莱希特们那样深深地被这个时代裹挟，他们根本不受时代的影响和控制，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所谓的时代总体趋势，和统一而喧嚣的时代精神，他们牢牢坚守着自己的人性，活得既谦卑又自尊，始终都不丧失人的尊严。这些人中包括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就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当选教皇简直是个奇迹，但这奇迹里又透着一股子幽默。他参加教皇选举会议的时候，根本不是候选人。之所以当选是因为参加选举的红衣主教们无法达成相互间的妥协，只好让他出来做临时性和过渡性的教皇。用阿伦特的话说，他的当选，“在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至于连女服务工都问：“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坐上圣彼得的位置？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

　　但这个无名的人却是一个对信仰无比坚定的基督徒。他渴望的是完全遵循一种纯粹的基督徒式的生活方式，渴望“为爱耶稣而被压伤，被轻视，被忽略”。年轻的时候，他的信念是：“即使我成为了教皇……我也必定要立于神的审判之前，那么我是否就了不起呢？根本没有。”围绕这种性格，阿伦特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教皇的一些逸事。

　　在一般人心目中，教皇应该是严肃、庄严的，还透着神秘。但约翰二十三世却全不是这样。一次，一些水管工人在梵蒂冈做修理工作，其中一位工人以整个神圣家族的名义咒骂别人，被他听到。但他不仅没有训斥他，反而走上前和蔼地说：“你为何一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像我们大家那样，说‘他妈的’呢？”是谦卑使他如此平易近人，但这决不意味着软弱。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他“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人面前决不软弱”。德国向俄国宣战后，德国大使企图请他说服教皇支持德国，他愤怒地说：“那么，我又怎么向数百万被杀害的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你的同胞们——交待呢？”那时，大屠杀刚刚开始。而这是他唯一一次允许自己发怒。

　　谦卑使他摆脱了成见和习惯，获得自由，变得出乎意料的洒脱、超然。按惯例，教皇每天散步时，都要关闭梵蒂冈的花园，因为教皇身份特殊，不适合让普通人看到。但他坚决反对这样，说：“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看到我呢？我又没有行为不端，是吧？”谦卑使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人，不管这人是什么身份和地位，哪怕他是国家元首，哪怕他是穷凶极恶的罪犯。作为教皇，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但他的信仰却从不被狂热所歪曲，而且他从来“不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不为未来做人工的准备”。

　　我们从这位教皇身上看到的，是真正的人性。他是在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践他的座右铭：“变得无名且卑微。”但也正是从这“无名”与“卑微”里，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不是作为教皇的伟大，而是作为人的伟大。
　　

　　让每个人说出它所认为的真理 　　

　　在黑暗的时代，人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回应世界对我们的挑战？这个问题是贯穿整个《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汉娜·阿伦特在这部书里思考的全部重心所在。

　　她不赞成对世界的任何逃避态度。在黑暗的年代里，有些人因为对政治的厌恶，从世界和公共领域退缩，他们无视它的存在，故意忽略它的存在，而发展出一种兄弟间的友爱。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人性，这种人性总是显现于历史上那些受奴役、受迫害的人群中。但这种人性的显现，却是以世界的丧失以及机能的萎缩为代价的，其极端状态是“无世界的状态”，“而无世界的状态，唉，它永远是野蛮的一种形式”。因而，对这种人性状态，汉娜·阿伦特尽管表示理解，但她又明确指出“这确实意味着，它和政治是不相关的”。

　　同时，她也批评了黑暗年代里的那种“内在移民”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指退到内在领域，退到情感和思想的个体性中，其实质是：“从世界及其公共空间转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或者，完全忽略这个世界，而去热衷于一个幻想的‘应然’世界或曾经存在过的世界。”在她看来，这种“内在移民”的危害在于，它使人在直面过去的真相方面变得无能。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准确地知道过去是什么，同时承受这种知道，并因而期待和守望着所有从这知道和守望中到来的事物”。这种“内在移民”固然有其意义，但它在政治上的限度是明显的，是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所以，她真正赞成的是那些少数人，他们“试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理解一个‘脱节的时代’中普遍的非人性化，以及在其中发生的智识和政治的畸变”。正是他们，始终都坚守着人性。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莱辛就是这可贵的少数人的代表，他始终都是在行动（以诗的方式）中，他从不与世界和平共处，而是不断地向世界的偏见挑战，向人们宣示真理。他不断向世界抛洒“思想的酵素”，以非凡的勇气坚持“自身的思考”。但莱辛的这种思考绝非“内在移民”，而是紧密关联着行动的。莱辛的思考实际上是“一种有他人参与的对话，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在本质上是辩论式的”。

　　而在阿伦特看来，正是这种争论、辩论或谈话，世界和我们自身才得以人性化。“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在阿伦特看来，莱辛正是以这种不断谈论世界的方式，使世界变得人性，也同时坚守着自己的人性。莱辛坚持认为，“真理只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所以，关于真理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汉娜·阿伦特用莱辛的如下的诗句作总结：让每个人说出它所认为的真理/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换句话说，真理是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的，任何对真理的垄断，都意味着人性的丧失，意味着野蛮！

　　这些，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黑暗时代的人们》还写到其他的人，像作为马克思主义异端的罗莎·卢森堡，作为哲学家却又不断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徘徊于艺术、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赫尔曼·布洛赫等等。这些人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且出身背景各异，但他们同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人一起，分享这历史的黑暗时代，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分享以及对时代各自不同的回应，启示在黑暗的年代里，该怎样以人性的方式生存。

文：柳青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0月

    1964年汉娜·阿伦特在接受一次电视采访时这样界定自己的身份：“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要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我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作为一个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被常年剥夺了国籍的犹太人，她在目睹过20世纪混乱、野蛮、残酷的极权统治后，终其一生站在审视政治的立场上，她以致敬的方式写就了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贯彻了全书的“启明”一词正是她一生的信念所在。

    看看阿伦特写下的人吧：莱辛、罗莎·卢森堡、龙卡利、雅斯贝尔斯、伊萨克·迪内森、赫尔曼·布洛赫、本雅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沃尔登玛·古里安和兰德尔·贾雷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所谓“时代精神的代言者和历史的典范”，恰恰相反，他们备受争议，成功是他们生活中、死亡时和死后都受到抑制的事。就像阿伦特形容的：“这启明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判断，那些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炙烈的阳光。”她在书写这些精神上或生活中的朋友时，笔墨间有种让人着魔的力量：个体的思想轨迹被放置在黑暗动荡的时代背景色前，作者则像摄影师般不断微调着焦距，直到一切清晰成像。

    她写莱辛“坚持在公共领域内对可争论之物进行争辩，宁愿孤独，也不要抹平一切的兄弟般的亲密”，她写卢森堡“预见到道德崩溃对革命的伤害，唯一的拯救方式，是最开放最广泛的公共意见”，她写本雅明的绝望，写布莱西特面对现实挣扎于抗争和媾和之间，写古里安“永不顺从，永不逃避”的选择……在这一切书写背后，她提出的是一个沉重的命题：面对现实，人当何为？一生坚持捍卫公共领域的阿伦特在书中给出了她的回答：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准确的知道过去是什么，同时承受这种知道，并因而期待和守望着从这知道和承受中到来的事物。   

  文：陈伟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堪称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因其原创性往往激起无数争论，她的主要理论著作例如《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皆是如此。但《黑暗时代的人们》在风格上则截然不同。这是一部让人产生共鸣、发人深思而不是引起争论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问题及当时人面对困境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抗争的故事。阿伦特历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她来自德国，是位犹太人，曾长期沦为无国籍者。同为黑暗时代的人，阿伦特把她所敬佩的“黑暗时代的人们”的言行记录下来，可谓惺惺相惜。阿伦特自己的个人品格及其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她可以恰当地和她所推崇的那些黑暗时代的人们放在一起。

　　阿伦特在书中描写的人物有：莱辛、罗莎·卢森堡、龙卡利、雅斯贝尔斯、伊萨克·迪内森、赫尔曼·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沃尔登玛·古里安、兰德尔·贾雷尔。这些人是阿伦特精神及现实中的“朋友”。正如阿伦特在序言中所言，作者描写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所谓时代精神的代言者和历史的典范”，恰恰相反，他们是与时代的总体状况格格不入的人。阿伦特写道：“如下的信念，乃是本书所勾勒的这些轮廓得以浮现的深藏难言的背景：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一些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黑暗时代”的提法，阿伦特借自诗人布莱希特。在布莱希特的诗歌中，“黑暗时代”是指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阿伦特在使用“黑暗时代”的说法时，并不仅仅是在修辞的意义上描述人们所生活的某种处境。事实上，“黑暗”与“光明”的变奏，贯穿了阿伦特的整个政治思想。阿伦特反思20世纪的极权主义恐怖经验，基于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最后发展出了旨在复兴公共政治生活的共和主义政治理想。以阿伦特之见，人的存在是一种政治的存在，公共政治领域是个光明的领域，自由平等的个人在这个光明的舞台上展示真我风采，发表卓越见解。极权主义的破坏性，正是体现在它不仅致力于摧毁人们的私人领域，而且摧毁公共领域。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丧失，多样的人所构成的世界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幻象代替了人们依据“世界”、依据他人所认识的现实。阿伦特写道：“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己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

　　从表面上看，阿伦特的文字是在记叙那些值得纪念的人，但在更深层次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这就是：面对黑暗现实人当何为？面对不义作为一个人该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在阿伦特的其他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而好人与好公民的纠葛向来是自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中的中心问题之一。做一个好公民有时是和做一个好人相矛盾的。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个人便面临着现实的选择困境。而面对世间的邪恶势力，人该如何去做呢？助纣为虐固然为人们所不齿，但保持沉默是否能免除自己对世界的责任呢？不服从、反抗乃至斗争，或者与邪恶力量同归于尽，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然而，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因为上述可能假设了人们对现实的准确判断能力和对正义与邪恶的分辨能力。而如果一个人不善于思考，没有判断力，如同阿伦特笔下的平常之人艾希曼，最后在不经意间杀人无数，而他声称只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个官僚尽其职责，这又能否免除他的罪责呢？事实上，艾希曼同样参与了纳粹德国“有组织的犯罪”。

　　在本书所记录的人中，卢森堡是个充满激情的敢于行动的女性革命家；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龙卡利以基督徒特有的超脱和对上帝的忠诚，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雅斯贝尔斯以哲学的方式给黑暗时代提供精神领域的光照；运气颇差的本雅明最后选择了自杀来表示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布莱希特挣扎于对现实的抗争与媾和之间；古里安则选择了“永不顺从，永不逃避”……对于这些黑暗中的人，或许我们只能以阿伦特一贯坚持的“理解”的方式去看待，像布莱希特在《致后人》中所呼吁的那样：“当你们谈论我们的弱点时，请你们也想想这黑暗的时代，这造就了我们的弱点的时代。……呀，我们希望建立良善的基础，但我们自己却无法良善。……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然而，阿伦特所强调的“理解”并不是指忘记过去，逃避责任，停止对人类自身问题的反思，也不是屈膝于历史的重负，丧失斗志，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现实，并由此承担起对公共世界应尽的责任。即使在黑暗时代，也仍然有些许光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类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的因素，盲目乐观和过于悲观都无所裨益。这再回到阿伦特对人的创生性（natality）这一境况的深刻洞察上去：人被创造出来，一个新的开端开始了。这也就等于宣告：即使在黑暗时代，有“人”就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