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文化好像一列高速飞旋的过山车，它把我们束缚在腾空的座椅上领略“新世界”的奇观异景，但在我们的心中留下的只是离心力产生的失重的空白。因为这种失重的空白感，我们在内心深处就有一种归家的渴望。
余虹的《艺术与归家》正是一部正视新世纪中国文化乡愁的扣题之作。在这部书的结尾，余虹说:“在家的人有福了，而现代人则是一群离家出走的漂泊者。正因为如此，现时代的诗与思都禀有一种天命或责任:引领人们归家。”这个结语明确地道出了余虹的心迹和写作这部书的初衷。
但是，在这部书中，余虹并有直接考察当前中国文化“离家”的现状，而是背离这个现状，返回到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三位欧洲哲学家的思想中。余虹之所以要走这条“背离”的“归家之路”，是因为他认为“离家”的总根源就是作为西方现代性核心的人文精神。他说:“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人文精神’，由反对和清除古代尤其是中世纪的各种迷信而演变成了‘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一种遗忘和漠视自然与神圣存在的精神，这真是人类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人们在人本主义的自恋中不仅看不到这一不幸，还将不幸当幸运来狂欢了，这就是现代社会致死的盲点与疾病。”(P4.)诚如此言，“将不幸幸运来狂欢”，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是如此，当前的中国社会不也是如此吗？具体讲，当前中国文化的“繁荣”，不正是“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支配下的“无限创新”的失重的“繁荣”吗？
余虹选择的三位欧洲思想家，是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坚决批判现代人本主义；第二，以古希腊为回归的“家园”原型；第三，以艺术为回归之道。当然，这三位思想家更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主张:现代人没有居住在“应当”居住的“世界”中，即没有“在家”，因此，突破现代性的处境，寻求回家之路，就是现代哲学最根本的使命。但是，余虹也看到三者的归家之路和“家园”的深刻差异。“人应当居于期间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自由关联’或差异与亲密的‘中间’，在尼采那里是由强健者所肯定的充满野性与毁灭之血腥的‘原野’以及生命于痛苦中不断再生的‘梦与醉之乡’，在福柯那里则径直是自杀与死亡的‘极乐之境’。”
这样概括三位思想家的精神旨归在学理上难免失于简略偏颇，然而，余虹的目的不在于学理，而是要从精神上完成他的进一步选择:他认为“尼采和福柯的思想在根本上乃是对现代性立足其上的权力关系的认同”，他们所追求的“家园”不过是颠倒的现代性的“主奴关系”或“权力关系”；与他们不同，海德格尔的思想“则以艰难的方式探索着一条彻底超越权力关系而走向自由关系的道路”。在三人中，余虹最终选择了海德格尔的“归家”之路。
海德格尔的美学可以概括为倾听大地上的有限生存者的生活深处的无名神意的“静默”的美学。他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的诗歌以及梵高的绘画和希腊神庙的阐释，都表达了他的“静默”美学观念。这种“静默”的美学，主张在普通人平常的生活世界中，倾听命运的召唤，感受神圣的恩惠，它因为渴望天空而忠诚大地，在最粗陋的器物上发现－创建世界。海德格尔将“静默”的艺术定义为“归家”的艺术。
这种“静默”的美学是与尼采的以艺术为一种强力意志的形态的“陶醉”的美学是不同的。尼采说:“陶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出自这种感觉，人施惠于万物，强迫万物向自己索取，强奸万物。”尼采的美学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但是他身后的20世纪的现代艺术却成为这个“陶醉”美学的泛滥的实践，在其中感性、生理、欲望和意志获得了对理性、心灵、神圣和信仰的全面胜利，并且摧毁了一切秩序。20世纪艺术实践证明，尼采的“陶醉”美学是不能引导一种“回家”的艺术的，诚如余虹所言，它引导的是一个“由强健者所肯定的充满野性与毁灭之血腥的‘原野’”。
今天，正如全球文化产业的兴盛所展示的，我们并不缺少艺术，而是被“离家”的艺术所围困和挤压。在“陶醉”美学鼓舞的神圣的艺术疯狂之后，今天的艺术更多地以娱乐伺候我们的胃口。娱乐艺术的繁荣正是我们在过山车上看到的风景，正是它那些令人眩晕的方生即死的“新”景象留给我们失重的空白。我们需要给予我们“家”的感觉的艺术，即需要“归家”的艺术。
在当前文化状况下，艺术如何成为“归家”的艺术？我认为，余虹的《艺术与归家》给中国读者做了一个很好的引导，循此引导，我们会穿越尼采和福柯而到达海德格尔的“静默”的美学世界，倾听到“家”的深沉召唤。
（文：肖 鹰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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