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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通过考察哈贝马斯、阿伦特、施米特、伯林、波普尔、柯拉科夫斯基、斯金纳、波考克等西方思想家与学者的研究著述，探讨了现代性论域中的诸多论题：知识与政治的正当性，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以及启蒙传统与乌托邦思想。作者认为，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同质性总体的思想是一种幻觉。现代性内部蕴含着复杂的多样性与紧张。现代启蒙主义具有“理性的自负”的倾向，同时也包含着自我怀疑与批判的面向。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并不必然迫使我们在“自负的科学僭狂”与“反理性的虚无主义”之间做出抉择。这种极端的二元观念本身恰恰是典型的现代思想病症。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活着的”生长变化的现实，其未来前景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正是现代世界的不确定性邀请我们诉诸一种审慎的理性主义，一种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思考，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境遇高度敏感的实践哲学，由此探索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可能出路。

　　李泽厚对于从20世纪80～90年代的士风嬗蜕有这样的断语，他认为到了1990年代以后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这种观念通过“学人”文丛、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诸多学者的类似言说，似乎成为了后八十年代的“通识”。事实果真完全如此吗？我们也会看到王元化先生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另一种追求和趣味，这是反对将学术与思想人为地割裂，而主张在沉潜往复中融通二者，使得学术不显得那么“生硬”，思想不显得那么“浮躁”。

　　刘擎的新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就是在主张“学术”与“思想”会通的精神谱系里结出的一枚果实。时下，政治哲学乃至西方思想史在中国学界成为显学，随着大量译著、论著、研究论文的出版和国际会议的召开，言必谈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哈贝马斯、拉康等西方学者已经成为学界时尚。可仔细一接触这些文献与论述，就会发现自身会陷溺在一个“学术黑话”的迷宫里，根本无法通过那些含混、晦涩、歧异的语言来获取“思想的愉悦”，反而会觉得是一场“思想的瘟疫”在蔓延。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里阅读刘擎的论著，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史论述是一个“异端的表达”，这种独特性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其语言的干净与思想的清晰。这有点儿像他在为卡尔·波普尔被“容易兴奋而容易疲倦的中国知识界”迅速遗忘，甚至被贬斥为“二流货色”鸣不平时所说：“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

　　“罕见的清晰”是我阅读《悬而未决的时刻》时最基本的感受之一。作者所论述的大都是对西方思想的起承转合发生重大影响的学者的著述，例如哈贝马斯、伯林、阿伦特、施米特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许都值得一个学者皓首穷经一辈子去研读才可能有所理解，但作者通过“现代性”这个关键词，义无返顾地穿越了西方思想的丛林，为我们这些非专业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导游图”。作者不厌其烦地在著述里缕述诸多学术争论的来龙去脉，为我们理解一些核心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地图”，带我们回到了思想的“现场”。例如在讨论当今世界共和主义思想的复兴，以及自由主义的回应时，作者就像一个“历史的侦探”成功地潜入到了“文本”与“历史”之中，很好地再现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思想论争”的原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更是思想的家园，语言同时也表征着言说者的性情与立场。作者丝毫没有标榜自己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还原，而是在尽量中立的评述中仍旧毫不讳饰自身的判断：“或许比复兴共和主义更为紧迫的是，将自由主义丰富的思想传统从意识形态的枷锁里解放出来，在创造性的发展中为其注入公民政治的活力。……就此而言，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修正具有建设性的启示与意义。”

　　“思想的敏锐”是该书留给我的另一个突出印象。学术如果丧失了以思想作为一种底色，往往就容易流于琐屑甚至“无聊”，就可能变成纯粹考据式的“炫技写作”。作者没有沉迷于话语的“自我循环”之中，成为书斋里无关社会的“空心人”。他的学术写作之所以这么让人激动并产生共鸣，最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思想、学术与生命是一体的。他不是“后退一步，远眺彼岸”式地回到经典里寻求精神的慰藉，而是以学术为根底，在历史与现实、西方与中国之间展现一种睿智和艰难的对话。换言之，作者论述的虽然是西方思想，但他的关怀更多的是聚焦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命运与基本处境。

　　而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最集中的分析是本书的附录《当代中国的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在该文中，作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今日学界所谓的“专业主义运动”：“中国学术界由于重建历史短暂等局限，其专业主义运动具有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化特征。一方面是行政手段强化了某些形式理性的标准，另一方面却是实质性规范的匮乏。而在各个专业领域中真正发生影响的知识规范与评价机制往往是‘非形式化的’——存在于各种‘师承关系’以及互为欣赏与亲和的‘同人圈子’之中，存在于‘口碑’之中，是以‘非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的方式运行的潜规则。”正是对于中国学界的这种深刻洞察，让作者相对地超脱于已经“非理性地运转”的“学术体制”，在一种与体制自觉的疏离感中保持着学术与思想的纯粹性。即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夫子自道的那样，学术不是谋取身外之物的工具，而是作为思想者的个体“在这个‘失去根基’的现代世界中”，思考“个人何以安身立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时所自然衍生的思想火花。

　　没有谁能够窥知思想者命运的线索。作者生命的踪迹充满了这个时代的“历史感”，从一个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到青春期痴迷于戏剧电影的创作与评论，然后负笈美国求学9年，研读比较政治学，漂泊了很多地方，最终回归故乡——上海。一切都是命运。作者的这些文字就是他在长长短短的思想和现实的旅行中留下的印记。作者说：“如果真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那么自己40多年来的命运多半是被过于好奇而性情不定的性格所累。”我们可以想像，作者被一种对世界、历史与自我的“惊异感”所牵扯，所迷醉，所困惑，尽管会有“俗世之累”，但作为一个不屈不挠地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学者，应该是拥有无限喜悦的。

（文：唐小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