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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本著作中，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列维纳斯呢？我们能看到一个为德国哲学与法国哲学架桥的列维纳斯，能看到一个尊重传统同时又反叛传统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为了克服现象学而去研究现象学”(列维纳斯语)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不仅重视理论而且重视生命体验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处处显露出宗教关怀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在哲学、文学批评、宗教、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列维纳斯，总之，会看到一个由点点碎影拼成的列维纳斯的肖像。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讨论列维纳斯在30和40年代发表的论述现象学的著作；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了大多数评论者都一致认同的列维纳斯的两个重要哲学文本；第四章讨论了列维纳斯论述宗教和犹太教主题的文本等。

    2006年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列维纳斯(E.Levinas，1906－1995)诞生100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许许多多有关列维纳斯的学术研讨会，仅“国际列维纳斯遗产基金会”就资助了其中的一百场会议。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列维纳斯的广泛影响以及国际学术界对他的普遍尊重。

    对列维纳斯，我国读者并不陌生。我国报刊上经常出现的“他者”、“另类”这类词语就是他最喜欢使用的术语。早在二十多年前，他的《从生存到生存者》(最早的中文版据英文书名译为《实存与实存者》)就被译为中文，他对犹太教著名经典的评注《塔木德四讲》以及《上帝、死亡与时间》也早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在德国，由陶热克(Bernhard  H.F.Taureck)教授撰写的《列维纳斯传》曾一版再版；法国已有多种关于列维纳斯的思想传记，仅由列斯古勒(A.Lescourret)教授撰写的《列维纳斯》就在短短几年间出了三版。在英语世界有关列维纳斯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但要找一本比较通俗地介绍列维纳斯思想的著作实属不易。由戴维斯撰写的《列维纳斯》就属于这样的著作。

    从这本著作中，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列维纳斯呢？我们能看到一个为德国哲学与法国哲学架桥的列维纳斯，能看到一个尊重传统同时又反叛传统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为了克服现象学而去研究现象学”(列维纳斯语)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不仅重视理论而且重视生命体验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处处显露出宗教关怀的列维纳斯，会看到一个在哲学、文学批评、宗教、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列维纳斯，总之，会看到一个由点点碎影拼成的列维纳斯的肖像。

    列维纳斯1906年生于立陶宛，1923年移居法国，1928年到1929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1930年以法文出版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并获法兰西学院的奖励，次年他又与派费(Peiffer)一起翻译了胡塞尔的巴黎讲演《笛卡尔式的沉思》。对胡塞尔的评介使他成为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最早推介者和阐释者之一。二战期间，列维纳斯被纳粹军队俘虏并被送去做苦力，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巴黎只能躲躲藏藏，而他在东欧的父母和兄弟统统被纳粹的合作者杀害。亲人的死亡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以致死亡、谋杀、恐惧、焦虑成了他的哲学的持久主题。从1947年发表的《从生存到生存者》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他在二战期间的苦难经历以及作为犹太人而遭受的厄运使他的哲学多了一份忧郁的色彩，也引发了他对哲学的伦理维度的高度关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关切支配着他的著作；他对伦理学的特殊贡献，使他在20世纪法国思想中当之无愧地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戴维斯《列维纳斯》第1页)。可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许多法国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受惠于列维纳斯。他不仅对萨特、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等人发生了重大影响(德里达在1964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就是详细研究列维纳斯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列氏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而且改变了法国的思想氛围和学术走向。正如戴维斯所言，“当代的哲学争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列维纳斯的持久关切所支配:当支撑正义和责任之类词语的信念体系已然坍塌时，谈论正义或责任有什么意义？是否可能有一种没有基础，没有律令或普遍性的伦理学？”(同上，第2页)

    谈论列维纳斯，就不能不涉及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非常复杂，但有两点是很清楚的:一方面，列维纳斯是最早将海德格尔介绍到法国的学者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打算写一本专著来阐释海德格尔，但他后来只写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文字。海德格尔的论题和写作风格对他具有持久的影响，直到晚年被许多人视为反海德格尔的主义者的列维纳斯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时仍然承认“我对海德格尔以及他的《存在与时间》着迷。我仍高度评价这本书，哲学史上只有五六本这样的书。”另一方面，就像列维纳斯研究专家Peperzak所说的那样，“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合作以及他在1933年所作的校长就职讲演对年轻的列维纳斯是一次冲击，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与海德格尔渐行渐远。他关心的不是“存在”与“在者”的区别，而是“生存”与“生存者”。联想到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合作关系以及战后对纳粹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一向温和的列维纳斯后来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许多德国人是可以原谅的，有的德国人则是难以原谅的，海德格尔是难以原谅的。”在哲学思想上，列维纳斯也不断表现出与海德格尔的重大分歧。比如，海德格尔强调从死亡看时间，列维那斯则说要从时间看死亡；海德格尔提出了基础本体论，列维那斯则断然否认这种本体论。

    列维纳斯出版了三十余本著作。1961年，随着《总体性与无限性》的出版，他的那些创造性思想得以系统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的工作有两大主线:一是哲学研究，二是宗教研究。在宗教研究尤其是犹太教研究方面他用功甚勤。他至少发表了六十篇与宗教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录于《艰难的自由》《塔木德四讲》《从圣物到圣徒》《超越经文章节》《民族的时代》等著作中，由于对犹太教研究的杰出贡献，他与罗森茨威格常被并称为二十世纪两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他不仅发掘了“犹太教”一词的三种意义(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和一种感受)，而且强调“犹太教”在为世界去魅方面的积极贡献。他甚至断言犹太教在许多方面接近无神论。他特别注意揭示犹太教的人本主义因素并通过对犹太教重要经典《塔木德》(Talmud字面上指“教诲”和“研习”)的出色解析发展了解释的基本技巧。他写的《别于存在抑或超乎本质》是他的所有著作中最为难读的。但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里程碑。这既是因为它“切断和打破了一种他全然熟悉的传统”(布朗肖语)，又是因为他以哲学的方式为纳粹受害者的冤魂一哭，也是因为他以此为起点对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更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他者”的伦理学。他力图对主体性、责任和正义进行重新解释，用戴维斯的话说，“他也导致了整个哲学事业的重新定向:哲学文本不仅仅是谈论他者，而且致力于给他者一种声音，致力于找到一种语言，藉之可以通过那种旨在让他者沉默的闲谈来听到他者。”(《列维纳斯》，第155页)列维纳斯赋予哲学以强烈的伦理动机，他对伦理学中的普遍主义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了一个让当时的许多人吃惊的观点:受害者也要部分地为自己的受迫害负责。纳粹的土壤存在于“民众”之中。作为纳粹的直接受害者，他能率先进行这样的反思，对于人类总结历史的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与著名哲学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不无相似之处。列维纳斯无意建立一套道德行为的规范和标准，也无意考察伦理语言的本质或幸福生活的条件，他所做的就是探询伦理事务的本性，他渴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彬彬有礼的社会，一个富有仁爱心的社会，一个重视责任的社会，一个“他者性”不再受到压制的社会。他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他者呐喊。

（文：汪堂家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2月）

文：肖自强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１９０６年出生于立陶宛，１９２３年移居法国的列维纳斯，在２０世纪并不是一个晚出的哲学家。１９３０年他在法国出版了论述胡塞尔的第一部作品《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成为德国现象学在法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宣扬者之一，成为法国那些曾经受过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而成为著名人物的哲学家的主要中介者之一。他本人１９６１年出版的《总体与无限》，也确立了他作为法国主要哲学家之一的地位。

然而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显然不如那些曾经通过他而受到胡塞尔影响的哲学家，比如让－保罗·萨特、毛里斯·梅洛－庞蒂。列维纳斯１９９５年去世。直到此时，在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他的名字。只是在最近的时期里，中国学界才出现列维纳斯的某些文章的中译和关于他的研究文章。专治战后法国文学和思想的英国学者柯林·戴维斯著有《列维纳斯》一书，讨论列维纳斯的主要著作和主要主题，主要著作包括列维纳斯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论述现象学的著作及《总体与无限》《别于存在或本质之外》等；主要主题包括列维纳斯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瓜葛、与他者的相遇、“说”与“所说”的区分、他的犹太教观、他的文本特征等。这是了解列维纳斯的一条简短路径，尽管也是一条危险的路径，因为比较合适的路径是阅读列维纳斯的具体文本。

阅读《列维纳斯》这本书，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两条线索来把握列维纳斯的意义，一条是“与他者相遇”这一主题的由来。柯林·戴维斯认为：“无论在伦理学还是在阐释学的意义上，与他者相遇的可能性都是列维纳斯的基石。”（ｐ１５３）。一条是“说”与“所说”的区分这一主题的哲学史位置。在列维纳斯看来，“说”是接近他者之地，无限或逃脱存在之物要到其中去寻找，换言之，“说”是“与他者相遇的可能性”这一主题的地平线。

在笔者看来，自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以来，还原／追溯的方式及其所及之处成为许多不同哲学家的深度标志。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当任何可能被怀疑的东西暂时被悬置起来，我们才能达到绝对确定性。这就是所谓的现象学还原。对胡塞尔来说，意识是基本的和绝对的；先验的本我是作为所有其他绝对确定性之来源的绝对确定性。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的现象学，将一直隐藏于西方思想和西方哲学中的唯我论推向极致，成为不言而喻的西方不得不自觉面对的困境之一。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题之一就是努力自觉走出唯我论的困境。后期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世界宗教界的对话活动、美国法学家富勒将公民彼此之间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交互模式纳入到法律形式主义中的努力，等等，都是这同一主题的种种变形。

这一唯我论困境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可以理解为个人主义的必然产物。问题在于个人主义的方法和路径，一旦自觉化，就使得西方传统的认识论、知识论和本体论等种种带有一般性的思考变得不可能。在２０世纪种种的努力中，列维纳斯开拓出“同者”与“他者”的主题。列维纳斯既要固守个体和自由的基本原则，又要开拓“他者”的主题。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设法彻底打破同一律。而彻底打破同一律的唯一途径就是走出知识领域。因此我更愿意把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论述的前后努力，看作是一种非知识性关系如何在文本中获得表达和实现的努力。由于他的犹太教传统和西方一贯以来的文本中心主义，列维纳斯的这种努力，最终是以引入“无限”等类似的概念而告终。“他者”或者“他者性”，被等同于“无限”，最终只是一种宗教经验的哲学表达。这样一来，不再有具体的“他者”、具体的“面容”，即使有，也必须是引向“无限”的“他者”和“面容”，这依然是“同者”的逻辑。

在我看来，“唯我论”同时是文本中心主义的必然产物。列维纳斯意识到了一种非知识性的努力，但并没有放弃文本中心主义的努力，依然力图通过复杂而多元的文本本身来严格呈现或揭示自己所要表述的意思。文本中心主义，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中，我们可以理解为脱离“说”的“所说”的唯一形式。脱离“说”的“所说”的存在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一种，即书写文本。脱离“说”的“所说”本身就是知识论的前提和缘由。更可惜的是，文本的复杂而多元不是来自于文本自身，而是来自与他者的相遇，而他依然努力在同者之内建构复杂而多元的文本。换言之，不要把“写”等同于“说”。

同时，“现象学还原”这一思想活动一旦被置于历史过程中，就转变成为一种追溯活动，一种不同于历史叙事的哲学性追溯。还原与追溯的一致性或者相似性关系，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一般是被处理成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所谓的不同于历史叙事的哲学性追溯，它需要的是悬置后生的、后发的东西，换言之，悬置的是非源始的东西。一切非源始的东西被悬置的探究方法，被引用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段等，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现象学。悬置后发的、后生的，虽然依然是追溯性的活动，但已经不同于历史叙事性的追溯，因为历史叙事性的追溯必然是对源始的与后发的、后生的作某种形式的连续性叙述。而哲学性追溯则是在历史过程中，要求将后生的、后发的悬置起来，对源始的作内部的肌理性描述。

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确立了意识（先验本我）的绝对优先性；在历史过程中，这对应于笛卡尔—康德的“我思”—“自我意识”。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还原，确立了存在论的绝对优先性；在历史过程中，这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是其所是”的“存在”。列维纳斯通过现象学还原，确立了“说”对于“所说的话”的绝对优先性；在历史过程中，这对应于早期古希腊“逻格斯”确立之前的“说－话”。在有些人看来，西方哲学传统源头之一就是逻格斯的确立，而逻格斯在词源学上来自于“说—话”。

之所以如此，在逻辑上是因为他们在源与流这一连贯性中的前端后端的不同；在历史上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的不同；在观念上是因为他们处在某种层层推进的关联上。从古希腊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经历的哲学过程是“说话”／“逻格斯”—“存在”—“自我意识”。黑格尔是这一过程的集大成者。２０世纪经历的过程则是“自我意识”／“先验本我”—“存在论”—“说－话”。２０世纪的哲学过程的集大成者是否可能及其形态可能如何，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那就是２０世纪的哲学过程能否与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哲学过程相当。当然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以“说－话”为过程端点的集大成者是否属于过程内部，或者说是否在过程内部发生。

上述两条线索，是在西方哲学和思想的历史过程中考察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历史过程中来重新考察列维纳斯的“与他者相遇”，应该是另一番景观，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