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有时是学术生命力的体现，有时却未必是。实践美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学派，在它诞生的这半个多世纪里，便是在论争中不断发展的。当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当章辉将实践美学作为自己的博士后研究报告的选题，当他的博士后报告《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即将出版之际，围绕实践美学的论争仍然在继续。因此，章著不是一般的学术史研究专著，它本身就参与了论争，是论争的产物。《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4期和《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1期分别有两组八篇文章展开对章辉观点的争鸣由此可见争论的激烈程度。不过，与此前数次大型的实践美学之争不同的是，这场发生在新世纪的实践美学之争却并没有使实践美学走向新生，而是加速了它的终结。
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实践美学之争，批评者往往希望用新的理论体系来超越或取代实践美学，如“新实践美学”和以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生存美学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重新认识“实践”的哲学美学内涵，并由此建构起与李泽厚不同的实践美学体系；而“后实践美学”则依托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对实践本体论进行尖锐的批评。而近几年来的实践美学之争，这种“新”和“后”的氛围明显地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发生在新世纪的实践美学之争火药味不浓。批评者没有试图用另外一种理论来超越或取代实践美学，而只是就实践美学的弊病展开批评，这就使得这场论争不是“两军对垒”，而似“偷营劫寨”。其主要的攻击点有两个:一是实践美学哲学思维的混乱；二是实践美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关系。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实践美学的坚持者张玉能所认为的，实践美学是“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但其“重树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的努力却明显不符合当今美学思想多元化的大潮。实践美学理论家们虽然明知不太可能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独大”的美学流派，但似乎也不甘心沦为“之一”的尴尬位置，因此，一方面积极进行自我调整，另一方面则积极参与论战，则成为实践美学重获得生机的“救命稻草”。
不过，实践美学的这场自救行动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从章著对实践美学历史的逻辑的清理和辨析中明显可以看出来。在章著中，章辉分别从思维方式、基本观点、他者视域及其自身调整等几方面把握实践美学问题，事实上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实践美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种理论态度与前此各家各派发展或取代实践美学的态度明显不同)。在他看来，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使得实践美学追求理论的体系性和逻辑性，但容易自足和封闭，使之无法接纳新的美学思想从而无法阐释新的审美现象。而其基本观点中则存在起源本质论、实践决定论、美感认识论以及误设了美的客观存在，把美误作意识形态，忽视接受主体性，褊狭的自由观、自然美观和艺术观等九个缺陷。在他者视域的比较参照中，章辉发现，由于实践美学的思想资源是德国古典美学，这使得实践美学存在着忽视存在本身、缺乏对生命的尊重、有语言误置等缺陷。而对其自救行动，章辉则着重分析了其代表性人物朱立元和张玉能。他认为，朱立元力图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沟通，这种实践美学发展观一方面忽视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美学研究的哲学意义，另一方面使实践美学倒向后实践美学一边。而张玉能仍然坚持“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实践美学的基本逻辑，试图通过扩大实践概念的内涵来解决实践美学的问题，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模式制约了新实践美学的阐释域限，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和缺陷仍然被保留，其实是宣告了实践美学的终结。
不过，作为学术史的研究，章著并没有因其缺陷而走向对实践美学的彻底否定，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它的历史功绩，并对几代学人的努力表达了敬意。不过，近年来的实践美学之争确实已尽显疲态。这不仅表现在实践美学支持者在自我调整中的力不从心，也表现在批评者方面的泥沙俱下(其中一个突出的表征就是，尽管争论文章很多，但许多文章并无新意，而大有炒冷饭之嫌)。不过，将实践美学作为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个案来予以总结，其意义其实已经超出了实践美学本身。如果我们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评价实践美学，在我看来，在交锋和争论中发展却是值得珍视的理论传统。正如章辉在书中总结的，“实践美学的最大特色和恒久魅力就是论争。论争是美学理论推进和学科范式转换的有效手段，通过论争这种直接的对话方式可以把问题的焦点展现出来。实践美学的生长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学术论争史，这一点构成了实践美学的生命个性。”
（文：曾军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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