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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书名简单醒目——《自私的德性》，却改名为拗口的《新个体主义伦理学》，成心不要更多的人阅读，难怪首印也只有2000册。1995年的《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对此举表示了理解，并发散开去，讲了一通“勿忘我”。此文的作者曾是庙堂学士，后来成为民间学者。他是为数不多比较早就阅读过兰德原著的人，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他还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江怡教授一道，陪我去出版社，介绍兰德的思想意义和出版价值。江怡教授不仅亲自翻译兰德的《客观主义认识论》，而且在媒体撰文，介绍这个有趣而有张力的思想女强人。江教授的本专业是分析哲学，搞维特根斯坦的，本和兰德的“偏激”、“肤浅”不兼容，却全力帮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还保有一份公民的关怀与兴致。
    除了《自私的德性》，兰德哲学思想建构的核心著作《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是必须列入的，这也是她构建哲学体系的代表作。兰德是思想领袖，常常围绕一个议题，兰德先发言，其追随者顺着她的思路接着讲，形成完整的阐释。

文：南方朔 出处：新京报 2007年6月

　　1 安·兰德和她的客观主义

　　每个社会，经常会在政治经济社会转变的时刻，因缘际会，产生若干为特定主张和思想信念担任宣传旗手的人物。

　　这种人物不必然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但却信念坚强，擅长从历史教训与社会现实取材，而且文风泼辣，充分满足了特定主流族群或阶层的认知需要，虽然极有争议，但却毫无疑问可算一家之言。

　　安·兰德（AynRand，1905-1982）就是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这样一个旗手级的人物。她在重塑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主义上，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之间，美国经济与社会放任主义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下达到顶峰，而后即因它造成了极端贫富不均和社会动荡，在大萧条后，让位给了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政思想”。到了战后五十年代，右翼的放任思想要重新出发，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安·兰德。她抛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那种弱肉强食的思想，而把放任与自私赋予新的合理性与道德性。她其实直到如今仍是在发挥威力的“市场个人主义”以及经济社会学里“新达尔文主义”的启蒙人物。近代演化理论中，诸如道金斯（RichardDaukins）的《自私的基因》，瑞德雷（MattRidley）的《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合作之演化》等，都可一定程度上看到安·兰德的《自私的德性》这本著作的影子。

　　安·兰德将其哲学思想称之为“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安·兰德的主要哲学著作《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中。所谓客观主义，指的是把人类的道德问题抽离出过去的神学、道德伦理学，甚或历史及文化习惯，而将它彻底的“客观化”，通过这样的抽离，企图瓦解过去长期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利他主义”，从而为人的自私自利本性重建合理性与合道德性。由于客观主义认识论，已完全脱离了西方希伯来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因而安·兰德自称“我是在向2500年以来的文化传统挑战”。她相信的是：“人的存在是为了他自己，追求自我快乐乃是人的最高道德目的。人不应为别人牺牲自己，也不应为自己而牺牲别人。”她把会压抑人的理性、自主以及自由的一切观念与行为皆视为罪恶。

　　她在经济上强调无束缚的自由放任，“有自由交易，才会有自由心灵”。她的小说及评论文，在文体上酷似前代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因而人称她是“尼采体”。

　　2 自私的积极作用

　　就思想及方法的角度而论，《自私的德性》尽管雄辩，其实却也有破绽。她把人的意志问题从人的生存世界抽离，而以一种类似机械的合理化方式来重新思考，看似“客观”、“理性”、“合道德”，但却难以经受仔细的分析。尤其是她的反基督色彩，更难被一般的右派领袖接受。因而安·兰德的思想遂面临了一种很独特的命运，那就是她为自私辩护，认为自私即美德之源起，这部分被右派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接受；但她的推理和论证部分则被抛弃。

　　因此，尽管安·兰德的著作在当时极为畅销，对中产阶层年轻人特别有影响力，因为这合理化了他们追求自利的企图心，但她的思想对主流保守政治及社会势力却没有说服力，因为当时这股势力仍以家庭、宗教、保守的秩序、国家主义等为主要信仰元素。她那种无政府、反宗教、反利他的思想当然无法被接受。但是，安·兰德的放任思想里的核心成分，却成了美国精神的传奇势力，特别是右翼共和党保守的基本主张，甚至还在主流经济学及进化理论占得一席之地。“自私”这个字在经过她的合理化之后，已不再是个被视为禁忌的脏字眼。

　　安·兰德的《自私的德性》在现代美国思想史上无疑有其重要性，但作为放任主义旗手的她，尽管雄辩，但却也问题丛生，值得人们在阅读时也一并加以深思。我早年在读她的著作时，都将其视为一种思想体操的范本，边读边想，她的思想方法是否适当？她的论证方式是否有语言上的取巧之嫌？这种批判式的阅读，或许乃是我们在接近安·兰德的著作时必要的思想武装吧！

　　我们不能低估自私的积极作用。由人类经济史也可看出，十四世纪耕农及乡绅崛起瓦解了封建社会；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及新兴中资产阶级兴起，瓦解了传统社会；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知识经济萌芽，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在每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自由的观念就会蓬勃一次。但我们也知道，个体的自由并不足以造就出一个社会，个体自由所引发出来的问题，也同样对应地产生了新兴政权、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后工业社会那种现在仍未清楚的政治形式。当我们有了这种大架构概念，再去看近代对自私的歌颂，就会发现它所反映的其实是后工业社会的自由观，这也是我们对安·兰德尽管批判，但也必须加以肯定的原因。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那是追求自利的冲动所造成的无意识力量，另一只手则是他的《道德情操论》，只有靠着这两只手，人或有可能，社会也才有可能。或许这乃是我们在读《自私的德性》后应有的觉悟吧！

文：王永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9月

    近日读到《自私的德性》(原名《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华夏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作者为美国最有影响、备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

    安·兰德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精神，是理性利己主义的倡导者，与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伦理学形成最为尖锐的对抗。学院的高墙和学科的樊篱常常把安·兰德的名字排除在外，可是在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她的影响巨大，即使在她逝世25年后，仍然有着众多的信徒。她所关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行为、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等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儒家思想或者墨家思想还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人所处的文化氛围与兰德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但是正因为这种对立，使得兰德的观点对我们的固有的观念形成了强力的冲击，这样的对话一定是富有启发的。

    “自私”的词典解释一般都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倡导利他主义的东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个词被赋予了太多贬义的色彩，这必然使人认为“自私的美德”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兰德的导言首先就从重建“自私”这个概念入手，她认为:“道德的目的是阐释适合于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人必须受益于自己的道德行为。”她继而又用“理性私利”来规范“自私”行为，“正如满足他人的非理性欲望不是道德价值的标准，满足个人的非理性欲望也不是道德价值的标准。人的私利也不能取决于盲目的欲望或者随意的奇想，而必须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找到和实现私利”。在她的结论中，把利他主义思想下的人比喻成“献祭的动物”，攻击“自私”就是攻击人的自尊，放弃“自私”就是放弃自尊。

    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损己利人，这是西方的基督文化和东方的儒家文化中都大力倡导的；二:损人利己，这是所有文化都反对的，也是兰德所不屑的；三:利己利人，这才是兰德所着力倡导的。在这部书的主体部分:“客观主义伦理学”一章中，兰德细致地论证了这样的思想。

    兰德经过周到的辨析后指出:理智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其基本要素就是思考和创造性工作，因此适合于理性生存的存在就是善，否定、毁灭反对或者毁灭理性生命的就是恶。利他主义者在把自己变成服务工具的同时，也把他人当成了社会工具，这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人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财富，也靠自己的劳动来塑造灵魂。自尊的美德意味着拒绝扮演献祭动物的角色，拒绝任何视自我献祭为美德或责任的教条。人类之善不需要人类牺牲，也不能通过任何人为他人牺牲而获得。在理性自私的基础上，在公正的知识交易中，人类是可以生活在自由、和平、繁荣、仁爱的理想社会中的。

    兰德特别提到了爱，她认为:“爱就是珍视，只有理性的自私者，只有自尊的人，才能够爱——因为只有他能够持有坚定、一致、不妥协、不背叛的价值。不珍视自己的人不可能珍视其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

    私利的确是不可否认的大众本性，前贤司马迁、韩非、李觏等人都曾经讲过，只是被儒家的理论淹没了，其实像孟子这样的圣哲在用“义”来说服诸侯国王的时候，也在暗中运用远大之“利”这个诱饵。献身精神的倡导在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失败的，反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巨大裂痕，导致了精神领域挥之不去的道德创伤感。人们口头上之所以仍然抱着这样的理念，那是因为害怕一种私欲横流的社会惨景出现。兰德为我们描述了一种从理性的私利出发而达到人类的发展的双赢图景，这个理论是否会较“舍己为人”为核心的思想有更好的收效，是一个需要慎重辨析和漫长考验的课题，不能妄下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