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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本个人的文集，本书反映了作者二十年来的学思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说完全自觉，却隐然有一个追寻的目标指引着探索的大方向。我试着把这个追寻的目标归结为“人文寻求”。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视为人文寻求留下的足迹的记录，故称“人文寻求录”。
　　 诚然，这种寻求涵盖了文化的物质与制度层面，并涉及形而上与宗教领域，但是它的目光始终盯在人的身上。它的核心是对人的叩问。……但是，大家知道，人必须而且只能从自己生长于其中的群体的文化中汲取知识与价值，以充实自己，否则不仅在生存中寸步难行，而且即便生存下来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或是一个“臭皮囊”。……（因此，）人文寻求势必同时包括人的寻求和文化的寻求两方面，中华民族魂的再塑造也势必各国文化向何处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本书所涉及的几位美国学者哲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如文学、史学、哲学、人类学、美国学）中，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这些问题和关切做出自己的回答。事实上，他们都是美国当代各自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我认为人文寻求不仅是中国大陆许多学者和我自己的寻求，而且也是本书所介绍的几位美国学人的寻求。换言之，盘旋在太平洋两岸学者心中的问题意识是交叉重叠的。事实上，正是这种交叉和重叠吸引了我，驱使我去研究他们的思想。这种研究实质上可以视为围绕着同一巨大问题意识中若干具体的议题展开的多边的，跨文化的思想对话。

文：刘苏里 出处：新京报 2007年6月

　　1984年，林同奇先生去国，至今二十余年。林先生将其二十多年的思考成果结集出版，起名《人文寻求录》，仅这书名，便叫人感慨万千。“人文”何以“寻求”？分明是“人文”之脉断裂了，是否找得回来，只有天知道吧。林先生还在寻求，说明他并未死心，还怀着渺渺一丝希望，碧落黄泉，上下求索。

　　贤人道，古之为学者为己，今之为学者为人。套在林同奇先生身上，都对。去国二十余年的人文寻求之路，林先生首先是为人，其次为己。为人为谁？当然是他念念不忘的所去之国。这是中国现代士大夫的可爱可敬之处。何以去国寻求呢？礼失求诸野。野者何？海外也。林先生也做为己的文章。这个“为己”诚为可贵，信徒一般———因为有迷惑、有怀疑，甚至还有对抚平1948年破灭了的“探索思想之梦”“余痛”的向往与企图。林先生本有机会提早37年赴伯克利或哈佛大学读书，但他听从了哥哥林同济的召唤，留在上海帮助哥哥筹建、董理“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由银行家陈光甫出资支持）。人生有时就是如此不堪回首，这一“错失”，注定了一位冥思者37年的悲剧，他的所有梦想，要到年过半百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从“自序”中我们了解到，林先生对人文的神游冥想，始于更年轻的、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他的经历，很像何兆武先生《上学记》里的故事，可能是一代学思者人文寻觅之旅的典范版本。他先读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中央大学化工系，中途转学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读历史，亦不能满足他对思想、哲学的兴趣。他的幸运，是有一位当时叱咤思想界风云的哥哥林同济，“战国策派”的首领。在同济的引领下，他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奠定了思想漫游的工具基础。他51岁去国赴哈佛大学，能够迅速进入阅读、交流和冥想状态，皆与四十多年前的阅读、思考历程关系重大。相比更多人的绝望，林同奇先生最后还算幸运。可一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少年立志，此后半个多世纪不改，我们就一定能看到作品集中篇篇神思隽永的文字么？人文何以寻求，也不是没有根源的啊。

　　这是一条怎样的寻求之路！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林同奇先生开辟了自己追回“错失”的独特方法。在我看来，这“方法”中，有思想家史华慈的清晰影响，便是“大问题意识”和对有关人的一切的“关切”。一个人文主义者，最怕丧失掉心灵的内外关照能力和激情。51岁去国的林同奇先生，心灵上一定葆有少年的纯净。在林先生分析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大陆民间思想兴起、演变的长长文字中，折射出了这种纯净，得出八十年代思想群体的共同寻求，就是“它的目光始终盯在人的身上”的结论。林先生以少有很肯定的语气说，共同的寻求，“是对人（特别是个体的人）的独立存在的寻求，包括对人的内在价值、尊严、自主自立和权利的寻求，”“是对人所具有的特点或结构的寻求，即在人发现自己的独立存在之后，进而力求探索这个存在究竟是什么，”“是对充分实现人的内在价值的寻求，”以期实现“人终必回归到文化的怀抱”之目标。与其说这是林先生的结论，不如说是他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