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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　昀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月

　　沉甸甸的四大卷《法国文化史》(华师大)终于面市。与岁末年关的热烈气氛相比，它的登场显得悄无声息。同是大部头的书，它的题目没有《西方的没落》惹眼，它的内容也没有《金枝》诡异。精致的包装与编排，以及理所当然的高价位，既让一般的读书爱好者望而生畏，也让专业的研究者将信将疑，因为过于精良的制作，反而使人对其产生华而不实之感。然而在重点阅读其中几章之后，我不得不兴奋地表达我对它的赞美，广阔的史学眼光与全新的思维视角。
　　
　　糅杂多元，法国文化的特色

　　"中法文化年"的热闹早已消散，但中法两国的蜜月期似乎才刚刚开始。这种暧昧的甜蜜，不仅在于政治表层(希拉克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相应中国在热播的《大国崛起》中也给予了法国现政权以极高的赞誉)，而且也在文化深层。关于革命文化的共同记忆，彼此间充满浪漫的诗性想象，以及民族心理上的趋同性(陈寅恪语)都构成了中法两国文化层面的互适性。既然在法国能掀起"中国热"，那么，法兰西文化在近年来的中国走红也并不令人惊讶。据介绍，这套四卷本《法国文化史》的出版得到了法国外交部的赞助，此书在法国学界和读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它汇集了法国高等学府和国家科研机构研究法国文化史的知名学者。从法国专家的编写到中国学者的翻译，彼此相近的举国文化体制优势，似乎得到了又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

　　的确，法国是个文化的汇集之地。它既是精英们的思想圣地，也是小丑们的表演舞台。糅杂多元，是法国文化的特色。从哲学的深度上讲它不及德国。即便是声名显赫的"法国存在主义"，也不过是"一种吉卜赛式放浪不羁的纷扰"(威廉·巴雷特语)，更何况是以价值虚无为快的当代解构哲学；同样，从政治实践说，它也不及英美。历史上三番五次的暴力政权更迭以及二十世纪以来时常突发的社会冲突，使其在更趋成熟稳定的英美体制面前显得相形见绌。"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朱尔·克拉勒蒂语)。的确，以文化的形式承载哲学与政治思考，的确是法国文人(后称知识分子)的典型习惯。
　　
　　国人对法国文化的热忱

　　近年来出版的法国书系基本反映了国人对法国文化的热忱。这种强烈的热忱主要集中在三个焦点上。其一，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继2005年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推出之后，去年更加强了革命源头启蒙思想研究的引进力度，译林版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译林)首次部分译介卢梭的重要作品《卢梭评判让－雅克》，吉尔丁的《设计论证》(华夏)更有助于对卢梭原著的理解走向深入。此外，关于法国十九世纪公共知识界的形成，维诺克的《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人大)无疑作了翔实精辟的论述。

　　其二，德雷福斯事件也日益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相比八十年代的"萨特热"，今天从德雷福斯这一政治事件理解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登台，以及其后的分裂与背叛，自然显得更为稳妥。如果说《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江苏教育)的作者波恩斯更多地还原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话，米歇尔·维诺克厚厚三卷本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江苏教育)则以一种更加客观审慎的方式，以三个重要文人(巴雷斯、纪德与萨特)为核心，探讨了这一事件对法国知识分子价值选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此作同样也是对朱立安·班达的回应，这个《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曾经宣称，文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倾向，否则就是背叛自己的身份与角色。维诺克所要做的则是如何恢复知识分子的声誉，让他们重新承担起对人类的责任来。这点上，雷蒙·阿隆无疑是个极好的榜样，"20世纪80年代初，萨特是个迷惘的知识分子，而阿隆则是一个从未犯过错误的清醒的知识分子。一个一辈子都在幻想不可能实现的事，另一个则被戴上了理解清醒的桂冠"。继国内引进《知识分子的鸦片》后，《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新星)又得到了重新出版。"阿隆的清醒使他进入了本世纪’’最大的圣贤’’之列"，这是列维－斯特劳斯读完回忆录后所作的评价。

　　其三，法国当代思想在大陆更为走红。继福柯、拉康、巴特、德里达之后梅洛－庞蒂、德勒兹和列维纳斯无疑成为新宠。从列维纳斯的《从存在到存在者》(江苏教育)到《德勒兹论福柯》(江苏教育)，从他者理论到差异哲学，转型期的汉语思想总是急不可待地将一批批"后学"大师拥上前台，并跟着操练"权力话语"，"文化认同"。然而，法国知识分子似乎并未留给历史多少好的记忆，从卢梭与革命恐怖的关联，萨特对斯大林暴政的熟视无睹以及德里达式绝圣弃智的弥赛亚主义，法国文人的奇思异想一再地令人困惑，让人鄙视。难怪波兰诗人米沃什会愤怒地宣称："即使法国知识分子承认他们犯了巨大的政治错误，我的态度也没什么两样。他们的错误程度使我不再相信任何后来的’’主义’’，如果它们源自巴黎。"
　　
　　文化的深度来自于人的心灵

　　知识阶层有自己的观念文化，统治阶层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同样，民众阶层也有自己的文化。回头再看这四大卷的《法国文化史》，才令人豁然开朗。全书分为"Ⅰ中世纪"、"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以及"Ⅳ大众时代：二十世纪"四个板块。从这个整体的格局审视整个法国文化的历史演进我们才发现，被国内学界所津津乐道的法国思想主要集中于三、四两卷，尤其是第四卷的二十世纪部分，也并未给萨特、福柯以及列维纳斯们留出更多的篇幅。反过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法国，却更受重视。从此很容易看出国内学界视野的狭窄。显然，从文化史作者的通篇思路来看，文人的思想引领固然重要，但文化共享却更不容忽视。它不满足于描述高入云霄的抽象思想，相反，它将笔触伸向普罗大众的生活，走向日常，返回到微不足道但却更有意思的生活本身。

　　它告诉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探寻文化的结构，如何从历史遗留的零星痕迹中，重新去发现那个时代独有的世界观。大到城市的清污，中学课程的修订，小到一页书籍的目录的发掘，用食餐具的使用，都隐含着文明的差异与变迁。去年备受热捧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同样作为例子入选其中，尽管达恩顿的同事文化史家格尔茨不幸辞世，但他倡导的个案文化研究无疑会有更好的未来，它摆脱了过于宏大的抽象分析，使得文化研究显得更为有趣，富有生活的气息。去年商务出版的拉波特的《屎的历史》，尽管题名令人瞠目，但肯定不会是一本乏味的书。言外之意，这本书谈的就是"狗屁文明的历史"。

　　文化的深度来自于人的心灵。法国文化的深度更多地体现于它的文学。去年几国同步推出的《法兰西组曲》(人民文学)同样感人肺腑。作者伊莱娜·内米诺夫斯基系俄罗斯裔犹太女作家，37岁之时就被害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因此这部组曲是件半成品。沦邦丧国这一历史性的悲剧事件对几代法国人来说，有如梦魇。几十年来，他们多少回避着关于"法奸"、维希政权以及犹太人的话题，这样一部小说的推出无疑也触发了法国人更深刻地反省自身。

　　多元主义的时代，我们已无力宏大叙事。管中窥豹，无疑带着某种局限。说实话，在阅读《法国文化史》的过程中，我体验了那种久违了的气势磅礴。在它身上同样灌注了启蒙导师开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正是在这一理想的激励下，思想文化才得到了最大的尊重。难想象在一个文化大一统的国度中，能够诞生这样的文化史著作。文化永远根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文化史应该区别于政治史和思想史，它是跟生活走得最近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换而言之，一个国家的真正品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于它的文化史中。因此，一部文化史的意义，就在于它最终能够穿透一切矫饰，直指人性。

　　本书是法国四卷本图文并茂的重头图书，是迄今为止法国最完善、最权威的文化史著作，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全书由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16、17世纪）、启蒙与自由（18、l9世纪）和大众时代（20世纪）四卷构成。这部结构宏大的历史著作,围绕法兰西民族赖以生存的内在和外在环境,以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为轴心，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探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论述了法国文化的起源、演变、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进程。论述内容涉及法兰西的世俗文化、宗教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
　　本书著者集中了以法国教育部总监为首的法国高等学府和国家科研机构研究法国文化史的知名专家，因而决定了这部多卷文化史既沉积着深厚的法国文化原创性资源。

文：乔纳森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迻译西方大部头著作方面已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像钱林森先生主持翻译的四卷本《法国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就几乎算得上卓绝的文化贡献。尽管在下文中我将试着对译文的个别细节略加评骘，但应该强调的是，这部译著的出版本身已经是非常值得感念的了。

　　《法国文化史》由专家分工撰写，负责第四卷《大众时代：二十世纪》的刚好是该书的两位主编：让－皮埃尔·里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加之第四卷的内容是我平时关注较多的，因此就以第四卷为例，来谈谈翻译的问题。

　　参与《法国文化史》译事的都是法语界的名教授，他们的法语水平毋庸置疑，这就意味着，翻译的瑕疵可能主要集中在对书中内容及其文化背景了解不足所造成的误译上面。比如这一句：“……戴高乐政权尽管被不可靠的结果所动摇，但经过这场危机，它似乎变得更强大，并有了真正的‘不可寻觅的议会’。”(第297页)显然，“不可寻觅的议会”是什么意思，我们搞不清。与之对应的原文是Chambre　introuvable，只要查查《法汉词典》，就能找到解释：无双议院，指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假如译者多花一点时间，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个错误。

　　《法国文化史》第四卷第十八章，由里乌执笔，必须承认他这种喜欢掉书袋、喜欢列人名的文笔风格确乎难缠，不过开头这几页错得也确乎有点多了。比如，“……居·德博尔，他在1967年出版的《戏剧性社会》为1968年5月‘事件’揭开了序幕……”(第354页)《戏剧性社会》的原文为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这是德博尔的名著，也有了中译本，名为《景观社会》。再如，“……《自由杂志》(1977年由社会党或称蛮族党的几位前辈们创办)……”(第355页)我们知道，Socialsme　ou　Barbarie这个由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一般译为“社会主义或野蛮”，利奥塔就曾是它的成员之一。“社会党或称蛮族党”这个说法就差得太远了。

　　再如：“这些属于‘堕落的一代’的孩子们，是在前一年崭露头角的……”(同上)对应于“堕落的一代”的原文是génération　perdue，这是从英文Lost　Generation直译过来的，我们现在一般称为“迷惘的一代”。

　　再如连续出错的一段：“60年代产生的思想在1975－1977年间仍能扩张地盘，皮埃尔·布迪厄发表了《社会科学研究录》……诺昂·乔姆斯基向卢瓦约蒙炫耀自己，路易·阿尔蒂塞最终支持他的论点……”(同上)为了方便，把后面三个短句的原文都抄在这里：Avec　la　lancement　d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s　par　Pierre　Bourdieu……Noam　Chomsky　paradant　à　Royaumont，Louis　Althusser　soutenant　enfin　sa　thèse。熟悉布迪厄工作的人应该知道，《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s)不是一本书，而是布迪厄创办的一种学术杂志，所以说他“发表”了肯定是不对的。顺便说一句，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管这种杂志叫《社会科学研究探索》，不很准确，而成伯清教授在为《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的导言《布尔迪厄的用途》里所说“1975年又创办自己的社会学刊物《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注意，这一刊物的取名非常讲究，体现了布尔迪厄有关社会科学的基本观点：‘研究行为’与最终结果一样重要……)”云云，则可谓求之过深，无中生有了。

　　至于乔姆斯基那句，“向卢瓦约蒙炫耀自己”好像是把“卢瓦约蒙”当成某个人了。实际上，Royaumont是巴黎的一座修道院，1975年，乔姆斯基到法国讲学，在Royaumont修道院抛头露面。原文说的就只是这个意思而已。而阿尔杜塞那句，“最终支持他的论点”里的“他”，容易让人误解是指乔姆斯基，其实，两者一点关系都没有。原文的意思是说，阿尔杜塞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

　　再如，“皮埃尔·布迪厄1984年发表的《柏拉图哲学的信徒》……”(第356页)那本书的名字其实是Homo　academicus，有中译本，叫《人：学术者》，也是叠床架屋，多此一举，应该译作《学术人》才对。

　　上面这些例子都说明，对书中内容及其文化背景了解不足，翻译的准确性就很难得到保证。

　　再强调一遍：《法国文化史》的翻译出版是令人心生敬意的。瑕不掩瑜，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