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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怎样塑造日常空间的?
　　 当代地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使地理学和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思维方式。文化地理学的诞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令人振奋的新领域，从而产生了新的关于空间和地方的地图。
　　 文化地理学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因此，在文化地理学中，文化被视为现实生活实际情景中可定位的具体现象。鉴于文化的定义复杂多样，本书作者研究了大量的实例，并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地区体验、地区与全球的关系、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以及该领域里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作者深入思考了国家、帝国、民族、商业、公司、商店、商品、文学、音乐、电影等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研究了消费文化和生产文化，也研究了地方(地区)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并对界定人的“地方性”这个问题进行了努力探索。
　　 《文化地理学》对这一生机勃勃但很复杂的前沿学科领域，进行了准确的、跨学科的研究。作者透过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现象，通过从世界各地撷取的丰富实例，对当今社会的变化以及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择与融合”这一发展趋势进行了焦点透视。

——读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

文：侯斌英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Sauer)《地理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书的发表。二战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文化地理学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研究的学术营养，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方面关注城市中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逊(Peter Jackson)、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产生是与当时英国的文化研究运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论、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背景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普遍的“空间转向”之后学术互动的产物，与地理学以往的知识遗产（包括传统的文化地理学）存在着研究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诸多差别，是走向批评范式的人文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便是新文化地理学的代表性专著。

　　迈克·克朗借鉴文化派和后现代主义者对文化的界定，首先将“文化”作为首要关键词进行定位，他一方面将文化看作根植于地方的、现实生活情境中的、可定位的现象，主张把文化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研究，从而形成各种与空间结合的微观文化地理学理论；另一方面又从宏观上强调当下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文化杂交性：文化不再是随时间演化的区域个性，而是迅速变化的一整套关系，并形成了多种文化共处的“第三空间”。因此，克朗更强调关注“文化政治”颠覆政治的潜力，并力图创立一个展现权力的文化空间，建立文化政治学。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一样，各地区不同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景观是作者研究的出发点。但在克朗看来，景观并不是如传统人文地理学所定义的风景，而是观看风景的方式本身。因此，对景观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景观形态学上，而要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追问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内核。克朗认为，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或者说是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景观的形成反映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群体的构成——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它们能告诉我们有关某个民族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因此，景观的形成体现了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也会通过景观得以巩固和再生产。由此出发，克朗将景观视为可解读的文本，在将景观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的同时，注重分析它们的符号学意义，发觉景观包裹的多重含义，并尝试揭示景观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他主要采取了两种解释策略：一是将它看作文化记忆库，一个随时间消逝增长、变异、重复的文化历史重写本；二是从空间传播角度来考察和理解景观，强调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变化，以及它们对景观意义的改写。

　　此外，作者还特别注重对景观的性别意义，以及消费主义景观如大型购物商城、博览会和主题公园等进行分析，探索景观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空间的文化与社会建构，将景观看作既是意义之源又是一种社会调节的形式，进一步揭示了以景观或空间控制与反抗为特征的文化斗争。同时，也把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扩展到了对流行文化事件的研究，并走向空间和“奇观”(spectacle)的文化地理学。

　　传统地理学的本体论主要是真实（现实）世界，并长期采用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因而忽视了再现的世界，特别是新媒体技术所呈现的世界。而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不仅研究作为“世界1”的真实世界，更对“世界2”——媒体再现表征世界进行研究：他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电影、电视、音乐、广告、新闻、网络等媒介中的文化景观。克朗认为，文学作品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因为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它们还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景观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甚至在许多时候帮助创造了这些景观。并且，由于作品会或多或少地揭示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如何规范社会行为，所以，通过阅读不同的作品可以揭示复杂的地理空间，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性别与经济之间的互动。

　　在文学地理景观之外，克朗更为关注的是当代媒体景观（包括媒体创造的空间以及媒体所使用的空间）。他认为电视创造了一个同时有着全球性的世界范围和狭小的观看空间的相互矛盾的景观。电视使人们遭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图像的狂轰滥炸，但并没有因此将人们的知识领域扩展为全球化意识，反而使人们对世界变得不敏感，体验世界的能力降低。同时，他还指出电视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起着聚集地的作用：一是形成观众共同体。电视节目可以成为人们闲谈以及争论的一个社会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说，电视节目可以引起社会行为和事件，并且可以反馈到其他的社会场合成为原材料。二是创造相互并不认识的观众共同体。克朗还考察了因特网。他认为，空间的确以重要的方式出现在网络中，网络与工作世界和家庭世界的互动有很深的地理性，但因特网常常造成与“真实生活”的空间分裂，人们通常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以弥补交流的缺乏，这对社会结构是一种削弱。克朗认为，媒体不再是人类经验的附属物，而是越来越多地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词语，使得现代世界中经验与媒体的关系问题更加突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媒体重新创造了地理学，为文化地理学开辟了一个崭新、宽广而富有生命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概而言之，全书实现了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批判和超越：一方面，摆脱了过去以现象学哲学为主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弱点，开始关注主体间性的意义系统，并吸收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心理分析学派、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素养而形成“后人本主义地理学”；另一方面，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消费、文化、社会、身份、认同和表征的空间研究，关注文化的空间性和空间的文化性，重新思考“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关注空间如何成为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克朗的这些努力将对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丰富多元的知识系统也预示着新文化地理学将继续寻找文化批评与社会价值的关联点，延续“批评范式”的文化转向，努力实现文化研究的空间化。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