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
文：刘国鹏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1月
编者按 今年的３月６日，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在巴黎逝世。鲍氏的逝世引起世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刊在得到此消息之后立即着手约写纪念文章，拟做纪念专版，但由于多方原因，纪念文章一直未能见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在鲍氏已离我们远去天堂半年有余的今天，本刊特发此文以表纪念。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完美的罪行》延续和细化了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提出的“拟像（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理论，并将其登峰造极至“神话般”的地步。
作为一位“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哲学家，鲍德里亚“压箱底”的理论建树，不外他的“拟像”理论，虽然他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方面同样对当代社会学造成了一场不小的震撼。这位生于１９２９年７月２９日，死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６日的“后现代游击队员”，甚至在面对死亡时仍不忘煞有介事地模糊现实与模拟的边界，这可以从一则与读者不无黑色幽默的互动中一窥端倪：据说２００５年，在纽约一家画廊为鲍德里亚举办的朗诵会上，一位听众当面质询鲍德里亚，问后者对新近去世的后现代巨头“德里达”有何感想——“对于您自己，您愿意说些什么呢？换句话说，您是谁？”据说，鲍德里亚当即毫不含糊地答道：“我是谁？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我自己的拟像（Ｗｈａｔ Ｉ ａｍ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Ｉ ａｍ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 ｏｆ ｍｙｓｅｌｆ）。”
既然鲍德里亚自称是自己的拟像，那么，“死亡”一说就显得毫无意义，他所做的不过是使自己“消失”了而已。
那么，是什么促使鲍德里亚义无反顾地视拟像为唯一的真实，甚至“超真实（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的呢？
作为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的扛鼎之作，《象征交换与死亡》提出了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作为价值规律的平行表述，“拟像”经历过三个等级：一是“仿造（ｃｏｕｎｔ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如该时期的教堂和宫殿中，形形色色的仿大理石艺术形象等；二是“生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这得益于技术所带来的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三是“模拟（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现时代受代码支配的主要模式。“模拟”源于当代欧美社会在信息、自动化和系统理论方面发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直接产生出来的符号系统，并不是简单地掩闭现实，而是从大众传媒的特殊模式和方法、政治、遗传学、数码技术中制造出现实来，造成拟像的自我制造和循环，不再与真实发生任何纠葛，如纽约世贸中心两座完全雷同的高塔，以及美国波普教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连续复制２５张梦露头像，无不造成符号自身的重叠，并从此一劳永逸地手刃了它所指称的东西。
按照鲍德里亚的定义，“拟像”的三个等级分别对应于价值的自然规律、商品规律和结构规律。价值层面的结构性革命，导致当前的仿真原则对先前的现实原则的陵替。这是因为， “今天，全部系统都跌入不确定性，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模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
“拟像”理论自从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祭旗之后，鲍德里亚在后期的多部著作中：《罪恶的透明》、《拟像与模拟》、《终结的幻觉》、《完美的罪行》、《不可能的交换》，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拟像”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
“拟像”理论的重心依托在两个支撑概念上，即“超真实”和“模拟”，这一对孪生概念解释了在一个被技术和媒体宰制的时代，当代文化所特有的虚拟或不真实的本质。鲍德里亚认为，我们被淹没在模拟化的经验和情感之中，从而丧失对真实是否仍然存在进行判断的能力：“在模拟的前景中，不仅世界消失了，连其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也不再能提出。”
就这样，当拟像代替现实走到前台，进行自我演绎、自我循环的时候，真实的世界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这在鲍德里亚看来，不啻是一桩“完美的罪行”，因此，不妨将《完美的罪行》看成一本侦探类哲学文本，在其中，鲍德里亚摇身一变当起了侦探，以便调查一桩在他看来还没有得到清晰答案的犯罪事实，即谁是真实（ｒｅａｌｉｔｙ）的“谋杀者”。
为了找出这一罪行的真凶，应当阐明现实在媒体的“实时（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指信息处理中，事件及其复制品的瞬时接近）”凝视下已全然消散的社会和技术过程：“完美的罪行是通过使所有数据现实化，通过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纯信息的事件，无条件实现这个世界的罪行——总之，最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克隆实在和现实的复制品消灭现实本身来使世界提前分解。”
当影像成为真正的现实，当虚拟化身真正的实在，人们就不需要想象现实和实在了。在这一刻，生活由于与其复制品过于接近，时间和距离同时萎缩而导致了现实生活的短路，亦即意义的内爆。这就是虚拟现实元年之后的人类命运的写照：在虚拟的帮助下，我们进入了一个解雇现实和参照系的时代，不再有相异性，不再有敌人，不再有掠夺者，不再有消极性，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诱惑，不再有幻觉，不再有秘密，也不再有命运，罪行如此完美，既无罪犯也无受害者，因为，二者已水乳交融地被混淆了。
事实上，在鲍德里亚略含偏执狂意味的“拟像”理论的演绎背后，我们仍能看出他在这一被影像和数码对大众文化形成的宰制与绞杀局面下所暴露出的良苦用心。《完美的罪行》既非鲍德里亚对真实消失——即“现代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一“悲惨事故”的单纯抱怨，也并非沉溺于现实与幻觉、真理和表象之悖论当中的苦思冥想，它不过是对二十世纪晚期“发达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当中某些关键层面的敏锐检视。正如麦克卢汉等批评家早就指出过“媒体”的疏离性后果那样，鲍德里亚则大胆地指出“媒体”对当今公众文化所造成的掠夺效应：在社会生活中它具备入侵性的透明感，使我们对自己的批评官能充满强烈的确信，以及怂恿我们对现实进行咄咄逼人的“高清晰度”感知。
《完美的罪行》法让·鲍德里亚著 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第１版／１０．００元
《象征交换与死亡》法让·鲍德里亚著 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版／２２．５０元
《生产之镜》法让·鲍德里亚著 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第１版／１８．００元
《消费社会》法让·鲍德里亚著 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版／１９．８０元
有关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１９２９年生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公务员家庭，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学院。毕业后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在公立中学教德语，其间受到阿尔及利亚战争（１９５４～１９６２）的影响，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在萨特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对卡尔维诺等人文学评论，１９６３年出版了一本摄影集。１９６６年３ 月在巴黎第十南特大学师从著名的现代性学者亨利·列斐伏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完成了社会学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１９６８年左右与法国进步杂志《乌托邦》合作，发表了一些理论性很强的关于资本主义财富的影响、科技传播等文章。１９６８年出版的第一部书《物体系》（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显示了他受罗兰·巴特《时尚体系》分析方法的影响。此后鲍德里亚出版了一系列５０多部富有理论创造性的著作。
鲍德里亚素喜用格言式的句子说话，总是带点黑色幽默。他曾经把现代传媒文化的感官大潮描绘成“交流的狂喜”ｔｈｅ ｅｃｓｔａｓ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１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他提出海湾战争并没有实地发生，这是一场媒体事件而不是战争，这引起了很大的论争。《战争的幻像》一文指出，问题已经不是人们是赞成或反对战争，而是人们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真实性”。美国侵略伊拉克时，强调“人与人不接触”的战争方式，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影响，把战争变成了一种通过电子游戏和电视新闻报道的表演进行的虚拟战争。９·１１以后他写了《恐怖主义的精神：双子塔的安魂曲》（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ｉｎ Ｔｏｗｅｒｓ ）一文，指出西方媒体的奇观式报道造成了恐怖主义威胁时刻存在的拟真幻象。
鲍德里亚非常严厉地批评消费文化，人们买物品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为了物品所带来的附加意义，比如社会地位的象征等等。他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中，模拟的感觉和经验已经取代了真实，这个具有魅惑力的“超真实”（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由大型购物商场、游乐园、新闻电视电影中批量制造的影像主宰着，完全没有真实性，完全没有意义。我们的价值也都是模拟而来的。我们的自由就是买这辆车而不是那辆车。鲍德里亚把这种所谓的自由称作“自由的拟像”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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