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逄增玉 出处：《文学评论》 2007年第5期
内容提要 以往认为辛亥革命脱离民众、没有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是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不足并 成为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其实，这固然是辛亥革命的不足，但也是这场革命的性质 本身所决定的历史之必然。而鲁迅在《阿Q正传》中通过阿Q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描写，一方面 也固然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脱离农民和群众的历史局限，表现出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清醒的现 实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农民与革命的叙事，是伟大现实主义作品对 时代和历史事物的深刻把握与艺术呈现，并非是像后来的历史家和政治家那样进行的历史总 结，因此，认为鲁迅通过这部小说揭示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揭示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本 质问题云云，是一种后设的“拔高”的政治性话语，并不完全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和作品的 实际。
似乎是一个早已经解决、已成定论的问题——鲁迅《 阿Q正传》中通过对阿Q在革命中的表现与作为，批判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脱离 群众，没有对农民和农村进行发动与动员，反而把阿Q这样的贫苦农民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 ；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没有彻底打击旧的封建统治者，反而与他们同流合污，共同 镇压了最具有革命要求的底层农民群众：《阿Q正传》深刻揭示和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 史教训云云。
然而，这种看似正确全面的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条件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 脱离文本语境的过度阐释和误读性。这种误读性不仅表现在曲解和拔高了鲁迅当时的思想实 际，是一种从时代性意识形态话语出发的“后设”文本阐释，即从党史化、政治化和意识形 态化的辛亥革命认识来对号入座地联系和解释鲁迅小说，把鲁迅小说当作印证意识形态话语 正确性的样本和文学注脚，不是从鲁迅的思想实际和作品实际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阐释 ：而且，这种对辛亥革命的政治化解释也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目的及伟大意义的曲解，是越 来越被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研究成果及认识所否定的陈见与“伪说”。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我们先从辛亥革命本身谈起。
谁都无法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性质决定了辛亥革命的 目标，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工农专政的工农政权。这种革命 的性质与目的，决定了革命的手段和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局限于城市的突发似的暴动和起 义。革命的领导和依托力量，是具有强烈反封建专制倾向(其中也夹杂着一定的排满反夷的 民族意识)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市民商人和军人，以及具有造反精神 和流亡无产者习气的会党。因此，深入农村启蒙和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或起义，就理所当然地 不是这种革命的性质的和策略，而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和手段。虽然，作为一场反 对和推翻封建主义政体的民主革命，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封建主义统治下受压迫最深最 重、因而天然地具有和蕴涵着反封建革命要求的阶级——固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 不足，但是，第一，这样的不足是中外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无产阶级革命都无法幸免的。近代 世界史上的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时候，往往都采取自上而下的革命策略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这种革命的最成功、社会破坏力和成本都最小的典范，无论在革命 前、革命中和革命后都没有动员和波及农村与农民。法国大革命虽然充满暴力和引起了激烈 的社会动荡，其实也是自上而下，局限于社会中上层及其所依托的城市。就连俄罗斯的无产 阶级十月革命，也没有从沙皇俄国最广大的社会基础一一农村和农民做起，而是知识分子出 身的革命者带领工人和士兵进行城市武装起义。这一点，是所有研究十月革命的资料和著 作都承认的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为了推翻满清政府代表的封建专制，进行了多次的 革命 与起义，却屡战屡败，不得不亡命海外。有了这样长期革命的基础，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剧 烈，使辛亥革命出乎统治者和革命者的意料而突然爆发，革命爆发后黄兴、孙中山等人才匆 忙回国进行领导与组织。上举的这些新旧民主革命几乎都没有发动封建主义统治的最广 大的社会基础——农民，但都没有影响革命的成功。第二，历史事实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 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是一场成功的革命而不是失 败的革命。它不止推翻了一个满清王朝，而且结束了封建主义政权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统治 ，不止在制度层面奠定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块基石，而且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刻地影 响于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任何统治者都不再敢公开地复辟封建帝制和鼓吹封建主义 思想，而只能变相或偷偷暗地里张皇：任何复辟帝制，为封建主义招魂的行为都必然地、很 快地失败。袁世凯复辟的闹剧及其失败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复 辟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性的表现，其实恰恰相反，袁世凯复辟帝制、只做了八十三 天“皇帝”而迅即失败的事实，雄辩有力地证明了辛亥革命胜利的伟大和革命成果的伟大。 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②当然，辛亥革命 存在着不足，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复辟与反复辟、民主与专制、动乱与和平的现象交替出现， 对中国社会和人民都造成了很大伤害与破坏，但是，在封建主义历史最长、统治最残酷最顽 固的中国，像辛亥革命这样第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主义民主革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不可 能毕其功于一役。欧洲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 不也是与封建主义几经较量才最后取得成功吗?第三，辛亥革命把皇 帝拉下马、结束封建帝制的历史壮举，不仅在政治制度层面标志着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人 民的思想是一次巨大的启蒙和解放。“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 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 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 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③。正是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才有了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革命导师说过，任何人物和历史运动，只能提出和完成历史条件规定的任务。辛 亥革命提出和完成了历史规定的任务，它的成功和局限，都成为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的丰厚资源和遗产。比如作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而没 有唤醒和解放农民，这自然成为它不可能避免的局限并影响了革命的成果和民主革命任务的 彻底实现，它只完成了民主革命的第一步。但也因为有了这种存在局限的革命的第一步，才 会有后来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唤醒、发动和组织农民为革命手段的第二步。而且 这第二步共产党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的，是在多次革命失败后才逐步和最终确立的。因此 ，要求革命性质、目的和手段与中共革命都完全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显然 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貌似先进正确而实则“唯心”的反历史主义的认识，以此指责辛亥革 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要之，辛亥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方式，这种性质和方式使得它不会 深入农村进行广泛的发动与组织，不会以农民为主体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这是这场革命的 特点，这种特点导致了革命的胜利与成功，完成了革命的性质所规定的任务；从后设的历史 视角看，这又是这场革命的缺点，是革命本身、革命领导人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无法意识到 、无法超越和解决的革命局限。但是，不能由此得出辛亥革命失败的不实之论，不能进行超 越历史条件的指责和苛责。
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就很有感慨地说：“对 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 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④在改革开放和思想 解放如潮如涌的80年代，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也对长期存在的对辛亥革命及其历史意义评价 过低的现象，提出了批驳，指出“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 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 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赋诸实践，辛亥革命把“皇帝拉下 马”，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颠覆，这对中国此后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奠定了 制度与思想基础，“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当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 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 ，”但是，“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 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 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 歌颂吗?”因此，那种“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 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的看法和认识，都是历史的偏见和不实之论 ⑤。
那么，在鲁迅的小说里又确实描写了辛亥革命没有进行农村动员、没有发动封建社会 最广大的社会基础的农民给革命带来的局限性：广大农民不了解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把革 命理解成反清复明和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千年轮回的革命模式，从而极大影响了革命的 效果。这又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呢?我认为，这首先是《阿Q正传》这部伟大作品的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和艺术原则的胜利。我们还是以体现了这种理论原则的巴尔 扎克的创作来说明问题。如所周知，自称是记录法国社会和历史变迁书记官的巴尔扎克，在 他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系列长篇小说里，将法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广阔的社会生 活内容，以史诗般的笔触进行了真实生动、编年史般的描绘，以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认为 在巴尔扎克小说里看到和得到的东西，比统计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加在 一起还要多。其实，对靠喝浓咖啡提神，甚至为还债而拼命创作的巴尔扎克而言，他只是以 自 己的生活体验、社会观察和艺术想象去创作作品，他的小说表现的丰富广阔的生活内容里所 包含的诸多意义重大的思想价值，很多是巴尔扎克本人所没有想到或不很明确的。就是一 向被认为的巴尔扎克小说所映现的生活的真实性，其实很多都是超越现实的，或者说是超越 了法国当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艺术想象”，这一点，当代法国的巴尔扎克研究已经得 出了证明和结论。⑥对文学创作中常常出现的这种现象，以往的文艺理论一般用“形象大 于生活”和“形象大于意义”来加以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和具有说服力的。社会 生活本身是包含着无限丰富性、可能性与复杂性的存在，而能动地介入、想象、反映和表现 生活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文学形象，这类形象越典型和成功，其所包含的思想、认识和审美价 值与意义就越多、越大、越深广。这是文学艺术史一再证明的、颠扑不破的、永恒常青的真 理。《阿Q正传》所描写的阿Q这样的农民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中所客观包含的辛亥革命脱离农 民的思想认识和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形象所包含、蕴藏和反映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性 与复杂性，是形象大于意义这一艺术规律的生动体现。
其次，作为精神界战士和先觉的思想家型的作家，不排除鲁迅的确较早地、敏锐地发 现了辛亥革命脱离农民和广大民众的局限，在创作《阿Q正传》时，与辛亥革命更是拉开了 一段历史距离，这种革命的局限可能看得更为清楚。因此，在创作《阿Q正传》时，鲁迅以 现实主义的艺术真实客观呈现了革命的场景。但是，鲁迅看到并表现了辛亥革命与农村和民 众的脱节，却决不代表着当时的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应该如何避免历史的局限，应该采取 如何的正确的革命方式，如前所述，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还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准，广泛动员 和组织农民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的方式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摸索、付出巨大牺牲 和代价并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才找到的。同时，鲁迅小说描写和揭示的辛亥革命脱离 农民和民众的局限，以及阿Q一类农民成为革命牺牲品，也决不代表着鲁迅认为辛亥革命走 向失败，更不意味着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认为鲁迅通过阿Q形象和命运揭示了辛亥革命 的失败、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并进而批判和否定了辛亥革命的说法，是不符合作 品实际、不符合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的凌空蹈虚之论。
第三，我认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局限性的这种描写，与其说是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 正确认识和批判否定，毋宁说是表现了鲁迅对革命的失望，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在当时中国进 行的一切改良、维新和革命的怀疑：它们一方面不可能给阿Q一类农民福音，改变他们从精 神到物质的生活和命运，特别是不可能带来对农村和农民的精神影响与改变——即不可能对 改造阿Q这样的农民、对改造国民性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鲁迅的经历和他的思想认识特点 ， 使他一向对封建主义历史和传统过于强大顽固的中国的改革、维新和革命之类，抱有怀疑乃 至悲观的态度。“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来见去就产生了怀疑”⑦。在当 时的鲁迅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极其强大、顽固的封建主义传统不仅制造了大批阿Q这 样愚弱混沌的国民，使吃人的宴席长盛不衰，使任何的启蒙、改革和革命都极其艰难，“移 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都很难达到效果取得实绩，而且中国传统和社会的阴鸷与顽劣造成 的污染性和酱缸性，使任何外来的好东西都被“中国化”和非驴非马，使任何启蒙、改革和 革命都变质、变形和空洞化。以至于到了学界认为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30年代，鲁迅还 一再强调，革命绝非圣洁，其中有血秽和卑污。这种对中国历史及社会变化的认识，使鲁迅 (也包括周作人)一度产生了对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轮回而非进化发展的悲剧感和虚无感。 另一方面，这样的历史观和社会观使鲁迅在小说创作里不仅写传统吃人、降低和愚化人，也 实际通过阿Q写了鲁迅所认为的辛亥革命的必然空洞化、形式化、荒诞化和喜剧化——革命 不但不能真正唤醒和解放阿Q这样极端愚昧、极端庞大的民众(传统和统治阶级“醉虾”式统 治的结果和治绩，也是中国社会和国情的特色与本体)，而且启蒙也害人(《头发的故事》) ，革命也吃人(如阿Q)。革命会吃掉拥护它的人、吃掉它应该解救和解放的人、甚至会吃掉 革命者本人，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通过阿Q、在文章中通过对中外革命事件的阐述所表达 的一个极为令人震颤的思想。在中外革命史上，这样的现象和悲剧屡见不鲜。别说是中国的 辛亥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近代以来所有中国革命者都赞颂的法国大革命，也曾把 在自己家庭沙龙中培育了革命者的罗兰夫人，以及制造革命恐怖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都送 上断头台。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和肃反，把大批列宁的战友和革命领 袖以及红军将领、军人、作家、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和平民投入牢狱或送上绞架，人数 有千万之多。中国革命也存在大量这样的悲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湘鄂赣苏区和红 军中进行的清洗A团运动，大批红军将士和革命干部与群众被整肃和杀害，连毛泽东和邓小 平这样的革命领袖都受到株连。40年代解放区延安整风运动本来是以解决思想、作风和路 线为宗旨并避免前此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悲剧现象的，但整风扩大化还是从精神 到肉体株连和严重伤害了很多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以至于王实味等不是 死在敌人手里而是死在革命队伍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为旨归的“文化大革命”中，被以革命的名义遭到专政和迫害的革命领导者和群众， 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连领导制订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都 未能幸免，几乎死无葬身之地。联想到近代和现代中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发 生的这些事实和悲剧，再联系阿Q经历的辛亥革命和鲁迅的描写与态度，应该说鲁迅描写和 揭示的革命也会“吃人”(鲁迅认为真正的革命是让人活——精神的与物质的——而不是 让人死)的现象和事实，是极为深刻、超前和发人深省的。当然，鲁迅描写和揭示的“革命 吃人”结论是有特指的、有特定环境与语境限制的，即他是通过对辛亥革命这样的由中国不 成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思和描写而揭示出这一现象的，不过，鲁迅由辛 亥革命总结和揭示出的这种悲剧性的革命现象和“血的教训”，却使他一直对革命和革命的 未来存有一定的保留和疑虑，即便是到了鲁迅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后期亦复如此，对未来黄 金世界的不相信，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以后的社会也不会有甜蜜供 果的预言，都显示出鲁迅即使在拥护革命的时候也始终保留他的清醒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认 识，这一点，鲁迅的战友和学生们无人能及，包括以坚持鲁迅传统为己任的冯雪峰和胡风， 他们直到碰革命之壁后才意识到鲁迅警示的深刻和自己“时间开始”式的乐观主义的肤浅。 由此，落实到《阿Q正传》，似乎可以说，鲁迅在对阿Q形象和命运的描写中固然不排除对 辛亥革命有一定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但是这种批判主要地是通过对革命的鲁迅式质疑而 表现出来的。
鲁迅通过阿Q对辛亥革命历史局限的客观和内在性呈现，由此内含的对革命的失望与怀 疑和一定的批判，之所以没有构成对辛亥革命的否定，除了上述的辛亥革命自身的历史完成 性和文学家的鲁迅思想认识并没有达到那种超越历史条件的超拔性等原因外，更主要的，还 是由小说的创作主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启蒙主义诉求所规定和决定的。鲁迅创 作此篇小说的主要目的，是描写和揭示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 文化统治造成的农民与国民极端的物质与精神贫困，这种贫困的极端化就是以阿Q的精神胜 利法为核心的愚昧麻木、奴才思想和人格分裂，是人的非人化、废人化与草芥化，是彻底丧 失了人的尊严、主体和自我的精神世界的退化与动物化。形成如此思想精神、国民性病状如 此严重的人，不论在封建主义老中国的“过去”，还是在发生了旨在推翻老中国的辛亥革命 的现在，其人生命运都如草芥浮尘一样，被播弄、玩弄戏弄而无法自主自由，不会有真正的 改变和好的命运。阿Q身上体现的并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的国民性沉疴越严重，一方面越鲜 明有力地构成了对造成这种沉疴的封建主义“老中国”的控诉与批判，从而表现了鲁迅小说 强烈沉痛的批判和否定封建主义的宏大主题；另一方面，也越发内在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病 苦的疗救的艰难——几乎无药可治、无法改变，现实的社会变动和革命无视他们因而也无从 改变和改造他们，他们这些中国病人更没有能力、无法自主地在社会变革中掌握自己和改变 自己，二者的合力使他们只能成为历史现实中的草芥游魂，混沌浑噩地、悲剧性 也是喜剧性地走向死亡的大团圆。历史、现实和他们自己都要为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性格、 这样的命运承担各自的责任。阿Q要求革命却被革命无视和葬送是悲剧性的，阿Q从要求革命 到走向革命刑场的过程却又是喜剧性的，鲁迅说是匆忙其实是必然地让阿Q走向大团圆，这 种喜剧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又充分地表达了鲁迅的悲凉和绝望——他所经历和看到的革命与 启蒙，都没能疗救和解放本应该被疗救和解放的阿Q一类农民，都无法真正改造应该被改造 的国民精神，死亡与大团圆就充满着这样的所指、意义和隐喻。而且不止是辛亥革命这样 的具有历史局限的革命不能真正疗救阿Q、改造国民性，辛亥革命之后的诸多社会变革和革 命，实际也没有能够彻底地疗救和消除精神胜利法一类鲁迅所痛恨和批判的国民性沉疴，“ 文革”过后，不少人不是反过来高度评价和认同阿Q精神、甚至宣言正是阿Q精神使得他们能 够 苟全性命于乱世吗?联系鲁迅小说发表后八十余年来阿Q精神等国民性症候的存在和变化的历 史，再联系小说的文本实际，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鲁迅决没有把阿Q精神等国民性的改造 单纯单向地寄希望于一场社会变革或革命，在阿Q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描写中，鲁迅客观和内 在 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表达了对革命的失望与怀疑，也表达了对沉疴严重的阿Q等 农民和国民的失望、绝望与能否改造的怀疑——在一定意义上，辛亥革命与阿Q是互为因果 的。因此，鲁迅所描写的阿Q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丰富深邃的文学主题和思想意义 ，远远地超越了所谓总结和反思辛亥革命历史局限性并予以批判和否定的单极认识与立论。
①不论是斯大林时代组织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 著述，都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②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⑤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
④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⑥在1999年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时，《中华读书报》曾发表了对法国学者的专 访。法国学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巴尔扎克描写的当时法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 生活，远未达到那样的程度。因此，巴尔扎克的小说既是写实的，也是想象的、虚拟的和“ 浪漫”的。
⑦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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