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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苏薇

王岳川教授新著《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出版，使得对90年代的文化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动向，该书共分十章，从拉康镜像理论的角度审视世纪之交的处于跨国语境中的国文化问题，分别对中国90年文化研究的意义、文化转型时期的数码复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新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边缘话语、当代诗人自杀的症候、先锋艺术的实验及困境、批评家的当代分化、大众传媒的形象消费问题、以及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问题加以深入研究。论著从跨国语境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层面，讨论当代中国文化思潮与文艺美学的多重复杂关系，对90年代的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思想症候做出了深入剖析，勾画了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总体格局，全面讨论了当代文化美学的新方向和新思维。
论者认为：90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而重要的课题。因为，90年代的问题是同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与思想褪皮的根本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的。百年中国，问题纠结。诸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学术与政治、主义与问题、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启蒙理想与后乌托邦、现代化代价与当代人文精神等，使20世纪文化史、思想史，正在成为问题生成史和话语变迁史。不同话语时代的“根本问题”相当惊人地不断重复出现，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当代景观和不断变异的话语范型。
90年代的中国承接本世纪的多种社会思想转化，发生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并且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和剖析问题的新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90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问题”的审理相对而言更为复杂，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路”，究竟怎样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其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工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个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还有，先锋文艺的实验和困境及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
论者强调，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形态，是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即：传统与本土化，意识话语化，现代性西化，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这四重语境构成了90年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经验不可传递性，一种多元而无元的历史文化症候。在这种从超验精神归个体身体的时代，却遭遇到个体间经验难以交流、难以通约的文化语境，因而每每爆发出火药味极浓的文化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