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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前半部分以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为线索，对中西方语言文字的交流和融会贯通做了具体的阐释；后半部分着重剖析汉语、英语、日语之间的变化与互动，并从宏观上将三者之间的关联做出提炼的分析，并列举丰富的实例予以佐证。

文：沈国威
出自名家之手的了无新意之作

    　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出了一本新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夙有兴趣，得知冯著的出版，难抑先睹为快之情。然而捧读之后，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匆忙赶制、了无新意的书。冯著中存在着如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缺乏原创性

    　可以不客气地说：冯著全书不过是在大量地复述前人的研究。例如，第三章的内容，你可以在顾长声、王晓秋、卓南生、熊月之、马西尼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描述。第四章至第六章，则主要“根据”日本学者和旅日学人的研究成果写成。例如，关于兰学译词等可以在T.杉本、佐藤亨等一系列著作中发现踪迹；关于英华词典等可以在森冈健二、陈力卫、荒川清秀和笔者的著作、论文中找到相关的内容；关于个别词的考证，中日学者的大量著作、论文都成了冯著内容的无名提供者。兹胪列一二：

    　书中的《新尔雅》、《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余又荪的日本译词表等内容，可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和笔者的《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新尔雅及其词汇》。书中有关地理学名词的内容可见荒川清秀的《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第568页谈“文明”一词，可见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58－61页）。

    　不知冯先生他将怎样解释著作中与前人研究成果的相似之处？也许他会说，自己并没有参考他人的研究，一切都是根据原始资料，通过自己的考证得出的。但是我们要问：即便如此，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能说是一个认真的学者所应有的态度吗？这至少也是学术怠慢和“渎职”。

    　二、疏于考证

    　冯著在历史文献和资料的使用上也极不规范。这主要表现在对涉及的史料常常不交代版本上的信息。有一个颇耐人寻思的现象：对于那些出了活字本的史料，如《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海国图志》等，著者几乎是每引必列于脚注，不厌其烦，而没有活字本的则大多语焉不详。这是一种很能给人以错觉的高级障眼法。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著者并没有看实物，所使用的常常是二三手材料。仅举二例：

    　如，在292页上著者说：“‘化学’这一汉字术语，首先由韦廉臣1856年编写的《格物探原》厘定”。但韦廉臣出版《格物探原》不是1856年，而是1876年。韦廉臣1856年使用“化学”云云的说法是著者抄用了他人十几年以前的并不正确的结论。这段公案可参见笔者《译名“化学”的诞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1期）。

    　再如，在419页上著者说：“1906年，上海广学会刊印冯葆瑛《哲学源流考识》，以‘哲学’为全书关键词，并指出：‘哲学一家遂为过渡时代转移之目的矣’，具有‘唤醒国民之灵魂，持示教科之正轨’的作用。”真是这样吗？我们查不到《哲学源流考识》，倒是有一本《哲学源流考》（国内图书馆有藏，不难看到）。其实，一个“识”字已经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是书名，而只能是书前的识语，或序言。而且，此书是英国传教士山雅各（J.Sadler）翻译的一本关于天文地理学的小册子，1904年由厦门鹭江报社出版（原著The Pioneers of Science.By Sir Oliver Lodge）。冯葆瑛不过写了一篇应景的“识”而已；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当时的这本天文地理学的小册子居然用“哲学”作为书名，这一事实，恰恰反证了冯先生在其新著中所作的“总之，清民之际，日源词‘哲学’逐渐取代中国原用的同类词‘理学’、‘玄学’、‘性理学’、‘形上学’”的结论之谬误。

    　三、体例失当

    　这里所说的体例，当然是作为研究专著的体例。书末没有索引，参考文献也仅列了几本专书，几乎未列论文（胡以鲁等的早期论文五篇除外）。对于研究文献，著者在正文里基本上是“按下不表”。

    　著者的学术准备尚不足以整合他人的研究成果

    　著者可能会说：我这是在将日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因此并未拘泥于细节。那么我们要问，著者对西学东渐和语言接触有研究积累吗？对日本方面研究的历史、现状有足够的了解吗？提供的是正确的知识吗？

    　首先，著者对于日文的理解力很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冯著中的日语假名很多地方错得离谱，所利用的文献也好像都是译成中文的东西。很多日文的东西似乎没有读，或没有读懂。好在日文书中有很多汉字，著者可以从中截取一些词表，或对文义做一些表面的揣测。

    　其次，著者基本没有西学东渐和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积累，对这一课题的历史，特别是现状并不了解。尽管著者在后记中说“笔者长期留意词语因革的文化机制，尤其是转型时代关键术语的变迁”。笔者孤陋寡闻，至少在这些年出版的大量专著、论文的参考文献中，看不到著者的研究成果。另外，著者似乎与其他学者并没有交流关系，这种闭门造车的状态也极大地限制了著者的学术视野。

    　同时由于外语能力的限制，著者无法利用大量已有的，或最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冯著试图探源的“影响”“植民”“基督”“铅笔”“义务”……等等，其实都早有专文加以考证，并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冯著中的许多错误，其实只要翻检一下近几年出版的专著、论文都能避免。

    　再次，著者在语言学、词汇学方面显得很不专业，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关于“上位词”和“下位词”，关于“文字形态素”，等等，冯著中都有明显的理解上的错误。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学术的成败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

    　冯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是学界前辈；但以上种种都说明，他基本上不熟悉西学东渐和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必需的学术积累。那为什么要匆匆忙忙赶出这样一本极不像样的书呢？这是最令我大惑不解的。

    　国内同仁告诉笔者，这叫学术“抢滩”。学术本为天下共有，“抢”它作甚？我们需要的是良性竞争，需要的是“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粗制滥造，只能使自己名誉扫地。无论何种研究，都不能不从基础做起，不能不重视知识的积累。一上来就抓大题目，写大部头著作，以此囊括某一学术领域，这不像搞学术，倒有点像“圈地运动”。冯著上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之一）”的字样，我不知这是否就是“抢滩”成功的一种标志。

    　其实谁都知道，学术自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它的成败，并不在于一时的热闹，也不看是否得到过官方的承认，它要经得起漫长的学术史的检验。凡错误的或空头的学术，早晚都要露出真相。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冯著的价值，那就是给中国学术界提出了重要的警示：学术“抢滩”不可取！

文：冯天瑜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3期

　　【主持人语】 书评，往往是评论他人的著作。著作者囿于自己的意识，渴望获得他人的眼光从外部审视自己的作品。书评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但无论多么精彩的书评，都无法还原著作者本人在写作该书时的生动的思想之流以及知识谱系的变化。他的知识产品来自一个秘密的知识作坊，但这个作坊并不对外人开放，外人无缘窥其面目。
　　一部作品问世后，就离开了它的作者，不再受他的约束，而它的生命也恰恰来自别人的阐释，因为阅读行为本身就是阐释行为，但作者永远是其阐释者之一，尽管或许他因蔽于自己的意识而未能成为一个提供更多智力刺激的高明阐释者。
　　读作者关于他的著作的评论，是一种需要冒险的阅读体验，因为此时他带你走进那个秘密作坊。你可能发现你的阐释和他的意图并不重合，这使你沮丧，但另一方面，你完全有理由怀疑作者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临了，你会感叹：一切都是阐释，层层叠叠的阐释，塞满了这个世界。
　　　　　　　　　　　　　　　　　　　　　　　　　　　　　　　　　　　　　　　　——程 巍



　　世界近代化运动肇端于西欧北美，其他地区的近代化过程固然各有内部因缘，但都是在西方入侵并提供近代文明示范的情形下得以展开的，东亚亦不例外。在这一大格局下，西学东渐构成东亚近代文化的一个推进因素，对译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语的成批涌现，则是东亚近代文化的语文表征，它记录了汉字文化在古今中西大交会的转型时代的运行轨迹。对此论域，笔者曾在《新语探源》一书中做过探讨，本文试图承续并推进之。

　　对译近代西洋概念的汉字新语，初现于16、17世纪之交的东亚，它是西学东渐结出的第一批果实。就中国而言，明清之际入华的南欧耶稣会士同中国士人合作译述西学时，创制了若干与西方概念对应的汉字新语。这一草创性工作在清中叶停顿百年，至19世纪中叶左右，又由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加以续接，清末经世派官员（林则徐、徐继畬等）、参与译业的士人（魏源、徐寿等）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批汉字新语随同早晚两期汉文西书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江户时期兰学和洋学的一大知识及语汇的补给源。明治维新使日本乘上近代化的快速列车，研习西学、创制新语都超迈中国，清末又出现留学日本、广译东书热潮，近代日本创制并定型的汉字新语得以传输中国，使清末民初的中国语文世界呈现日本名词泛滥的局面，一时间，迎受者有之，拒斥者亦有之，而日本名词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滔滔入华。一位西方汉学家评析道：

　　在此之前，中国要把西方概念和词汇译为中国惯用语的一切努力，从林则徐和魏源在19世纪30—40年代粗陋的翻译，到西方传教士们翻译中各种各样而并不协调的新造词语，以及严复在这世纪之交的、颇为优雅但同样无效的创造，全都失败了。明治时期日本的汉字现代词汇于19世纪90年代已完全标准化，机能上也连贯一致。如果没有这些词汇，中国任何改革的努力，都要在词汇战争和争吵中失败（[美]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9—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18）。
　　
　　当我们扬弃这一评论中的偏颇处（如认为从林、魏，西方传教士到严复的译事“全都失败”），肯认明末以来中外人士译业奠定的宝贵前进基地，包括对日本创制汉字新语提供的重要帮助，那么，上述关于日源汉字新语入华之历史功用的判断，大体是中肯的。

　　需要补充的是，标准化的日制汉字词入华，固然推进了汉字新语的规范化，但译名的标准化问题主要是经由中国自己的努力才获得解决的。中国人及入华西方人在日制汉字词输入之前及以后，不断为此而呼吁并付诸实行。早在1848年，徐继畬已在《瀛环志略》的“凡例”中提出地名、人名译名的统一问题，并在该书中对此做出有益的尝试。此后，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倡导科技译名统一，以为这是“译西书第一要事”；傅氏与徐寿等合作编制的《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便是统一科技术语努力的实绩。

　　20世纪初叶以降，中国官方与民间进一步重视译名统一问题，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先后成立相关机构，高凤谦、严复、梁启超、罗振玉、林纾、章士钊、赵元任、朱自清、郑振铎、许地山等学人也分别做过学科术语统一工作。民国三年（1914），就读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胡适等，在一次聚谈中，倡议刊行一种月报，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其中把“审定名词”与倡导科学、振兴实业相并列，可见对词语标准化的重视程度。朱自清1919年在《新中国》第1卷第7期发表的《译名》中，提出译名统一的四种力量说———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鼓吹、约定俗成。郑振铎1921年6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力主像统一科技术语那样，使文学术语规范化。总之，中国官方与民间做了大量译名统一、术语标准化的工作，并非全然仰赖日制新语提供标准化范例。
　　
　　逐渐走向标准化的近代新语，其社会功能是巨大的，仅从学术文化层面而论，新术语的作用可简列如次：

　　1.塑模并规限近代诸学科的发展。
　　近代新语由各学科术语组成，首先包括一批学科名目，如“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代数、几何”等等，它们的定名，对自然科学诸门类的形成至关重要。近代新语中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商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美术”等文科名目的厘定，则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的建立划分了界域。而各学科汉字术语的批量呈现（如历史学中的历史、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则使汉字文化赢得了建立各学科知识网络的纽结。

　　2.造就新文体，推动白话文运动。
　　钱基博（1887—1957）《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当代之文，理融欧亚，词驳今古，几如五光十色，不可方物。”其间，“新民体”（得名于梁启超主笔之《新民丛报》，亦称“启超式文体”）在清末民初尤风靡一时，而近代新语及其新句式，是此种文体的重要构成因素。这种文体又成为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的过渡形态。民初发生的白话文运动，更大量采用新语，“自由、民主、科学、美育、文明”成为白话文运动以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的”、“～主义”、“～学”等日式词缀的引入，则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手段。

　　3.提供新思想的语文部件。
　　近现代中国新思想迭出，而新思想无不仰赖新语汇表述新概念。君主立宪思想采用“议院、上议院、下议院、国会、虚君共和、君民共治”等新语；革命思想倡用“革命、共和、民权、民治、主权在民”；进化思潮广用“物竞、天择、进化、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自由主义服膺“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社会主义频用“阶级、资本、资本家、剩余价值、专政、群众、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语的创制，新思想便无从产生与传播。反之，新思想与新事物一起，又成为新语涌现的源泉。

　　概言之，近代汉字新语的生成，展现了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复杂历程，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学科发生史、白话文运动史、新思维成长史。而日制汉字词入华，又是汉字新语生成的一大关键，其高峰出现在清末民初。这是中日两国汉字文化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的一种必然结局：其时，日本已经创制大批对译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词并使之定型，中国则急需这样的新词，于是有日本名词大举入华一幕的发生。

　　清末民初这一高峰期过去之后，中日两国间汉字语汇互动的规模渐趋减小。原因在于，20世纪20年代以降，中国主要用力于从欧美直接译介西学，西方新概念或以汉字意译，或以汉字音译，都采自欧美原本，很少再借助日译本。另一方面，日本自昭和时期起，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以假名音译西方术语，极少用汉字意译，这样，日制汉字新语便不再成批出现，因而也不可能发生中日间新生汉字词的大规模交流。如英文computer，中国以汉字意译为“电脑”，日本以假名音译为コンピコーター，二者间不可能彼此传递；microcomputer，中国以汉字意译为“微机”，日本以假名音译为マイコン、パソコン，二者分道扬镳。当然，在中日频繁交往的当代，少量日本词语仍偶有传入中国的，如“人气、料理、居酒屋、便当、卡拉OK、新登场”等日制名词，近年不时出现在中国的书刊乃至街头招牌上。而中国的新名词“特区”等，也被日本采用，2003年5月日本政府便宣布建立“新技术、新产业特区”，“特区”一词即借自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语。
　　
　　近代的中日两国都面对西力东渐的大趋势，从语文层面而言，两国都有一个如何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问题。事实证明，关门拒斥既不可能，也无济于事；而弃己以从人，废除自己的语文传统，走拉丁化路线也绝非良策。中日两国在异见纷呈的情形下，都选择了在汉字文化框架内因应变通的方针，而改铸汉语古典词及创制汉字新语以对译西学概念，是两国共同的着力点。经过四个世纪（16—20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较成功地实现了汉字词与西学概念间的对译，证明了东西文化在意义层面上的可通约性，当然，这种“通约”是相对的、有限度的。由于中西之间在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加之两种语文的类型之别，要达到准确、传神的对译，是十分困难的，诚如翻译家傅雷（1908—1966）1951年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所说：

　　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

总之，东西语文间的通约是可能的，又是不易的，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粗转精的渐进过程，这是近代汉字新语生成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近代汉字新语生成史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中日两国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可以更有成效地实现互补，这有益于两国文化的发展。以对译西方概念的新语互动而言，无论是近代前期日本采借中方创制的新语，还是近代后期日制汉字词大举入华，都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文化的进步。虽然，中日间汉字语汇交流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由于语言影响的稳定性和不可逆转性，昔日交流的词语及其所负荷的文化内涵，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财富，它们记述了两国汲纳、涵化西方学术的成果，并化作两国语文世界须臾不可或缺的成分。地球、经纬度、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哲学、科学、艺术、宗教、干部、社会、民主、自由等新语，作为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化的中坚概念，已经并将长久影响人们的思维与文化的运作。　
　
　　由于近代以降的西学东渐（新语为其语文表征），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进行的，中国人容易产生拒斥心理，故以历史主义的理性态度对待之，是一种先觉者的卓见。对中西文化交会的正面价值有真切认识的王韬（1828—1897）便是这样的先觉者，他在1864年所撰《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指出：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这里使用了“古今之创事”、“不世出之机”等词语，积极评价西力之东渐。王韬又在《答强弱论》（《弢园外录外编》卷七）中说：

　　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欲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这便将爱国主义与迎受外来文化统一起来。

　　与异文化的词语互动是汉字文化的源头活水，随着地域间和世界性文化交流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展开，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而反映新事物、新观念的新语，必将经由“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陈望道语）等途径纷至沓来。诸如货色、写字台、垃圾、瘪三等江浙方言，二流子等陕北方言，老伴、奔头、草包等东北方言，打工仔、打工妹、埋单、打的、派对、生猛海鲜等南粤方言成为遍及全国的新语；电脑、企划、资讯、力度、做秀、不夜族等台湾熟语也广为流播；革命、共和、自由、民主等古典词，通过“旧瓶装新酒”，已成为传递新信息的常用语；宽带、电子邮件、黑客、伊妹儿、萨斯、网吧、丁克家庭等意译、音译或音意合璧译外来词遍及口语笔端；CEO、WTO、ATM、DNA、KTV、MBA、GDP等英语缩词频现于资讯之中（最近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分析和投资计划专家小组撰写报告书《与BRIC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新造BRIC这一英语缩词，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开头字母。此四国领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将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因而可以预期，BRIC将成为流行词）；此外，BP机、卡拉OK等汉语字母词，大众已耳熟能详；黄金周、海归派、极限运动、农转非、排行榜、大片、辣妹、帅哥等新造词人们亦常常脱口而出。
　　
　　现代信息采取工业化的方式批量生产，迅疾流播，良莠不齐的新语滔滔而至，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资讯传播、学术表述上的某些混乱，导致对汉语、汉文“纯洁性”的侵蚀。因此，外来词的进入、新语的涌现并非多多益善，这里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度”。陈原在《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中指出：　
　　当借词达到超饱和程度（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语言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污染（语言污染不限于借词），这就需要净化。

这里提到了借词的数量问题（不宜达到超饱和程度），此外更有质量问题———当借词在中外概念的对接上发生重大偏误，也会导致语言污染。

　　那么，对于那些逾越饱和程度的新语、导致概念紊乱的新语将何以处之？是任其在语言的约定俗成过程中自然筛汰，还是辅之以政府及专业机构的规范与协调？近几十年来，我国多次发出“纯洁民族语言”的号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过社论），并采取一系列术语标准化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了《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术语标准编写规定》等国家标准。然而，语言净化及术语规范化问题，并不是颁发一纸文书所能解决的，这是一项全民性工作，因为词语是由全民使用与选择的，故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地渗透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中去，使大众在语文实践中提升汰劣存优的理性自觉，而获得这种自觉的途径之一，便是向历史讨教，尤其应当反顾当下语汇新变的直接前史──近代中西日语汇互动的历程，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探索其运行规律，这将为厘定新语这一未有穷期的工作提供借鉴。透过对前史的真切把握，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指引未来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