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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 儒注释不绝，最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懦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往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土，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来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几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未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著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倘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苟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径渭之再辨。且作注加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本书最先属稿在1952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1960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没于定。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准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         



　　本书内容包括：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三、里仁篇第四、公冶长篇第五、雍也篇第、述而篇第七、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十等内容。       

文：渊默（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自孔子奠基了中国轴心突破时代的儒家思想以后，儒学发展史上历次伟大的运动都体现了向儒家元典——《论语》的回归。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不仅建立了《论语》诠释史上的典范，而且展现了汉学家、玄学家、理学家视野中的《论语》。从哲学诠释学的立场来说，传统的对《论语》的诠释，一方面形成了我们解读《论语》的“前见”，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解读《论语》开启了不同的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与《论语》的文本发生“视域交融”，我们是绕不过对《论语》的权威诠释的。如果说，西方哲学是柏拉图的注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儒学是孔子的注脚。
　　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文化的中西、古今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文化激进主义者高扬启蒙运动信奉的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强烈批判。文化守成主义者怀着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了解，不遗余力地以振兴“斯文”，以对抗反传统主义自任。钱穆1895-1990�犗壬�，二十世纪著名的国学大师，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钱穆一生著作等身，所论遍及经、史、子、集；但倾其一生，始终钟情于《论语》。从平生著述之始业——《论语文解》与《论语要略》，到六十五岁著《论语新解》，直至晚年，仍叮嘱其夫人胡美琦修改《论语新解》。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穆的一生都浸润在《论语》的精神中。
　　《论语新解》始作于1952年春，开始以白话文撰稿，但未及四分之一，先生悔之，认为用纯粹白话解《论语》，极难表达其深义，遂决心改写。但因香港新亚书院校务纷烦，其事遂。至1960年春，先生讲学美国耶鲁大学，授课之余，穷半年之力，以平易之文言改撰，获成全书之初稿。返港后又络续修订，经过三年，于1963年12月由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发行初版，1965年4月复在台北影印刊行。综观全书，有三大特点。
　　平易。在先秦诸子文学中，《论语》以简淡平易而著称。后来的解家，无论是繁琐的字义的考据训诂，还是高深的义理的探幽析微，反而与《论语》的本来精神相去甚远。钱穆先生一扫前人习气，于字句的解释或采前人成说，或判以己说，不务广征博引；于义理的解释则以“按语”出之，使读者在摆脱字面意义的羁绊下，可以直接面对元典。
　　公正。先生在本书《序》中说：“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可见，“新”并不是内容的实质上的新，而是形式上的语言上的新。先生受乾嘉学派影响至深，又对宋明理学中的心性之学大力阐扬，故在解释《论语》时，没有汉、宋学的门户之见，于历来各家解说，条贯整理，摭取诸家之长，深思熟虑，求归一是。
　　亲切。据先生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本书是为了为美国人讲解《论语》而作。故在《论语》每章的解释后，用白话文译出各章的大意。先生是书，不独为治《论语》的学者而写，而且考虑到一般人、乃至外国人的阅读层面。其文言，亦用浅显的，而不是古奥的。即使是初读《论语》的人，亦可以一口气读下去而倍感亲切。
　　如果说，经典的传统是用一本本对经典的诠释著作累积起来的，那么，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无疑代表了在现代性语境中解读《论语》的一个范例。正如生活在现代的人无法断绝与传统、权威、前见的联系，我们也无法拒斥前人对《论语》的解释。在重建中国精神性的今天，我们所作的，不是在工具理性的宰制下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在这方面，五四以来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令我们肃然起敬。钱穆先生的《论语新释》，不仅为我们阅读《论语》提供了方便，而且可以帮我们重新树立起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