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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左玉河
出处：中华读书报

　　对20世纪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互动关系的考察，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次综合梳理，其研究的广度、深度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也决定了该项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它既涉及中西文化的比较，又涉及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异，既要对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进行比较研究，又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两大思潮影响下的数十位影响巨大的思想家。

　　首都师范大学秦英君教授在10多年资料积累、知识储存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完成的新著《科学乎，人文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对20世纪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那种既对立又联系的复杂关系作了鸟瞰式描述，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20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潮演进的历史图像，并对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了重点分析。这种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动态把握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既避免了宏观研究中抽象空洞的弊端，又克服了微观研究中繁琐支离的弊端，体现了学术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颇值得学术界重视。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20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潮在中国演进问题的专题性著作。该书的许多章节（如第二章第3节和第5节，第三章第3节，第四章第1-4节，第五章第3节，第七章第2节和第3节）撰写得比较出彩，显示了作者不俗的学术见识。通观全书，作者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提出的见解值得重视：

　　首先，该书不仅对科学与人文思潮的涵义及基本内容作了正面回答，而且对20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潮在中国演进的历史轨迹作了全面梳理，将其分为六个阶段，并且总结出了各阶段的特点。作者认为，20世纪初科学与人文思潮的特点是“对科学主义的张扬”，20-30年代则体现为“科学与人文的对立”，30-40年代的特点为“科学与人文的会通”，60-70年代的特点是“科学与人文的扭曲”，80年代是“西方人文精神的追寻”，90年代以后则是“东方人文传统的回归”。这样的阶段划分和特点界定，抓住了每个阶段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互动关系的本质，弄清了这些阶段思想文化演进的趋势和基本特征。这样的概括和提炼，是颇为精辟的，体现了作者较高的宏观驾驭能力。

　　其次，该书以科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对立与会通的互动关系为线索，来考察和分析众多思想家的思想。科学与人文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取向上的两难选择，近代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师都无法回避。他们或站在人文立场上尝试建立人文主义的本体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文化的会通；或站在科学立场上尝试建立科学主义知识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文化的会通。因此，将众多的思想家置于科学与人文思潮比照下进行考察，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作者选取了严复、陈独秀、胡适、张君劢、梁漱溟、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30多位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关于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想的渊源、内容、特点作了平实的分析。作者对这些思想家的论述，没有局限于简单的思想描述，而是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力争窥见其思想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会通东西文化的努力及成绩给予充分理解和肯定。如作者对吴稚晖的唯科学主义、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知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及港台新儒家文化主张的分析和评判，都是很显学术功力的，表明作者对其思想体系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和领悟。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20世纪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两大思潮。百年来中国人摇摆于两大思潮之间，引起了无数的争论。究竟是选择科学主义？还是选择人文主义？抑或是走一条沟通两大思潮之新路？秦英君教授在系统地梳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在科学与人文两难选择中的历史取向后，力图回答这一问题。他在结论中指出：中国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中国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同样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科学与人文是分不开的。未来中国文化的出路，必然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沟通、汇合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