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承宇
出处：读书 2006.02
数年前对明清江南女性诗词着迷时，常常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摩挲脆黄的册页，阅读两三百年前的女儿悲欢，一个被丢失已久的世界。窗外初晴之雪压着梧桐枯枝，落地扑簌有声，那是至为愉快的读书时光。甚至亲踏江南幽深的旧居缅想古人，回来和老师描绘自己天真的激动，他善意地提醒我不能和研究对象一样沉溺于感性，“代入感”是做研究的大忌。因之，我总希望能读着关于这些灵性之作高屋建瓴式的研究论著，理性又不乏感性。经由《读书》杂志介绍的来自香港地区的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所著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以下简称《闺塾师》）一书，就曾使我朝夕怀想。
2005年终于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见到此书的中译本，在书店里刹那竟如逢故人，重拾旧心情夤夜研读，只叹太晚相逢：自己的关注点早已移步他处，连当日对座言欢的老师也以壮岁而遽归道山，无从承教，世事无情，一至于此。
阅读《闺塾师》最有兴味的是其视角，大有触处生春之感。该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性别（gender）研究方法强调妇女既是受害者又是能动者的代表之作。绪论开宗明义提出对五四妇女史观的反思：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由帝国主义侵略时期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共两党政治运动建构解放蓝图的重要对象，兼之受西方女权话语种族优越心理的影响，甚至“文革”结束后反思妇女解放运动，都使妇女形象指向并逐渐稳固到——受害者。作者的结论——“封建社会不尽是祥林嫂”，全书便都是围绕“不尽是”三字下笔。
尽管书已经问世十年，国内学界的妇女研究也有了不小的进展，惜乎只是学问之事。许多国人对过去女性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祝福》里被“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迫死的祥林嫂，因政治金钱联姻造成的女性婚姻不自由，如悲剧的林黛玉，以及蓄妾、娼妓、缠足等陋习。（草成此文时，特意求证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位旧友，她给我的答案也是祥林嫂，以及另一位来自民间故事的苦难典范——孟姜女！虽是孤证，倒也可窥一斑。）
“五四”传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即被重新审视，但因五四运动的崇高地位，仍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其偏差习焉不察，妇女史观即是明显例子。同样一部《红楼梦》，如何解释老祖宗贾母的权威，尤其大观园里频频的结社活动，仅仅归结于曹雪芹本人对女性的同情与珍视，远不足以使人信服，大观园并不是曹雪芹完全向壁虚造的产物。更为有意思的是，学界常常把《红楼梦》推许为忠实反映康乾盛世的现实主义小说，无论制度、语言，甚至是细节的名物考证，都有人着力，却往往忽视其中突出的才女现象，不能不说是先入为主引起的盲视。
作者建议用三重动态模式，亦即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以取代“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去认识妇女史。这三重模式不仅可以修正“五四”以来的妇女史，也是解开明清江南才女文化与儒家传统矛盾的关键。尤其是女性视角，这在美国汉学界多见采用，晚于《闺塾师》出现的同类著作——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有着更清晰的表述：“依据于女性自己的作品来修正在男性视野中固有的偏差。”孙康宜也在《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一书自序中指出阅读女性选集“应当从旧的文本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进而‘重读’当时才女的写作与生活”。高彦颐通过对女性作品的分析，发现清代江南的上流妇女“尽管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规则，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系统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她们有着大量令人难忘的策略，从通过文字作品对格言进行再阐释，到在生活实践中翻新格言的含义，再到寻找道德与写作实践间的缝隙”（9页）。无独有偶，国内学者葛兆光曾在其《中国思想史》中论及清代男性学者实际上有三种“话语”——社会话语、学术话语、私人话语，恰和以上三重模式形成有趣的呼应。高彦颐没有太多提及福柯对她的启示，但这一研究模式无疑有着知识考古学的痕迹：话语和知识怎样参与了历史真实的创造？“五四”妇女观显然更多地出于男性书写。
其实，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男性不同话语的差异，关于宋代文人的诗文词迥异的自我形象不算太新的论题，但这一差异移诸研究妇女史时间却不长。以我自身的感受，仍需归咎于对女性受苦受难形象的信服。在这个思维定势下种种矛盾自然无法参破：“女子无才便是德”与现存大量明清时的女性作品、一边遵从“内言不出”焚烧作品一边又通过家刻坊刻大量刊刻流播……我们宁愿只相信留存下来的贞节牌坊，却不去察看女性自己的作品，至多解释成封建礼教捆绑下的呻吟。比如被纳入男性“革命”体系的秋瑾，强调其“不惜千金买宝刀”、男装小照，是否也不应忽视她“肠断雨声秋，烟波湘水流，闷无言独上妆楼”、“挑灯重起倚熏篝”（《唐多令·秋雨》）这样的女性笔触呢？
女性视角仰赖于明清时代留下的远胜前朝的典籍，和班昭、谢道韫比，研究者不必太过依赖来自男性典籍的描述与评论，这是搞明清妇女史研究的一大优势，当然辨别、选择、组合材料也需要相当的功力。《闺塾师》开篇陈义既高，辅以择取大量此期女性作品为佐证，方不流为蹈空之论。幸运的是，女性作品因其较强的私密性，在涉及自身的部分普遍比多数男性坦诚。
比如第四章中关于女性对缠足的态度，作者指出，现在对缠足的理解所建立的四类材料均来自男性——传教士的描述，文人学士对风俗习惯的研究（比如《采菲录》），色情作品与反缠足宣传，有时包括对女性的访问。在引用了数位上层女性的诗作及柳如是的实例后，作者却发现这些女性对缠足的“自豪和满足”：这既代表着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缠过的足与缠足的器具都是女人的手工作品，交换绣鞋也是妇女友谊的最恰当的仪式。单纯从男性立场“去哀痛她们的无知或去谴责她们的体系，这是对明末清初中国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体系最本质面貌的忽视”（183页）。
由于大多存在狭小体裁和单一抒情的先天缺陷，明清女性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宜高估，而这一创作群体的涌现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变更恰恰最有意味。作为一部史学论著，《闺塾师》的视野远远超越了女性作品本身。作者的识见表现最充分的第一章——“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就是从明末“充满矛盾的瞬息万变”（71页）的江南社会中敏锐地抓住了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对产生才女文化的决定意义。
明代教育的下降趋势，《剑桥中国明代史》和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中均有论述，不过都限于对男性精英流动的影响，诸如与科举有关的考试制度、社会思想、学校制度、户籍制度等，但科举制度之外的女性如何在这一下降过程中也成为得益者，获得了学习与传播的机会的研究，一直以来却付诸阙如。
高彦颐认为，正是由于出版的繁荣催生了教育的下移，以及大众文化的产生，经济驱动促使坊刻和书商大量出版各种通俗小说和实用指南、绣像插图本，书本变得容易得到；女诫之书的流行一方面推动了贞节美德的观念，另一方面，又通过与消遣、实用指导和诗歌的合流，有着冲淡训诫的危险，书籍对女性既是道德消费也是娱乐消费；女性作品因符合晚明“主情”思潮得到男性出版者的支持，却也体现着男性的偷窥癖与商业追求（这可以解释部分男性为什么又卫道又倡导个性解放的矛盾行为）；家刻的繁荣使更多女性作品有机会出版，也昭示着明清中国人生活私人化的另一个趋势，女性才华成为家庭文化资本，这促进了对女儿进行文学教育的合法性，也促使了地方志对女性作家的帮助……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作者以女性对汤显祖《牡丹亭》的痴迷为例，进一步论证了阅读对女性写作、生活乃至生命的重大影响。在对两组具有代表性的读者——合著《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三位女性和冯小青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明清史料大量留存的巨大作用，还原的历史场景陌生而充满生机，却更贴近真实，那个想象中的压抑禁欲的女性世界原来竟然存在着如此狂热的情感！
作者不仅对熟稔的材料有极强的分析联系能力，论述过程也是细腻缜密。（也许是女性研究者的身份使然？）过去的历史研究多注重对制度史的探讨，总是眼光朝上，欠奉对社会实际状况的关注，格局固纵横捭阖却只多是写意江山图，只见淋漓的团墨与留白，除了感觉就是印象，而明清笔记、野史的价值即在其工笔般的细枝末节。这种追根溯源式的细致分析，使我在阅读中常常想起英国民族学巨著《金枝》和美国孔飞力的《叫魂》等书，在人类看似寻常的行为举动后，隐藏着深刻的民族、文化、政治等动因乃至原始的崇拜与恐惧，这是学术的趣味。
当然，在材料的引用和结论上，作者并没有矫枉过正，一边倒向女性声音，全书亦大量引用出自男性之手的方志、史书、诗文、笔记及古今著作，时时注意到儒家教条下的弹性空间仅仅属于部分女性，这种理性与谨慎贯穿全书。我的阅读体会，研究江南才女文化，往往首先考察晚明“主情”思潮，这些被史家、文学评论家肯定的“进步”论调来自男性——如汤显祖、李贽……以此前提再来面对大量充满摹写自身感情、婚姻的女性作品以及她们公开的结社、出游活动，乃至女性成为职业画家、教师的惊人变化，很容易产生新的一边倒：男性阵营出现了成功的“起义者”！部分女性解放了（虽然还能注意到只是“部分”女性）！错觉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早已树立起一个完全站在对立面的“封建制度”的靶子，在非此即彼“好人坏人”的简单思维中，自然要把女性的新动向幻想成射穿靶子的利箭，又怎么会将其归于体制内多样生存的权宜之策，历史本身复杂、矛盾的生存状态。高彦颐得出的“才女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特权的存在”、“对这些享有特权的才女来说，儒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力量，既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机会”、士大夫家庭的成员无论男女“在社会中享受的文化优势和权威”（18页）、“‘儒家传统’不是铁板一块和固定的价值、实践体系”（19页）等结论，即是详察历史、体贴古人之论。
循此思路，高彦颐在本书中卷和下卷中就不难既能解释备受诟病的“三从”的积极意义——其中的从父从夫使妇女得以分享身边男性所享有的特权，成为精英集团的一分子（在我看来，从子一条，在明清大量类似“寒夜机声课子”的母教称颂中也化为荣耀），也能解释承担起养家糊口之责的职业女性作家和艺术家——黄媛介与王端淑看似颠覆“三从”的行为为何被接纳：她们成功的参照系是男性成就，“男性仍是更高价值层面的社会性别等级，社会性别体系的总体不平衡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强化”（143页）。如此清醒而视角独特的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全书始终聚焦的是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处境，这是作者牢牢恪守的大前提。
本书下卷的三章中有较多的篇幅集中在女性之间的关系，包括母女、姐妹、亲戚与朋友等。从研究力度论，这三章似乎是全书最弱的部分，只是比较浅表的分类与描述。也许吴江沈氏女性的家族内文学活动、集聚在绍兴商景兰周围的女性诗人、杭州顾若璞建立的蕉园七子诗社应值得用更多的篇幅去研究，而名妓文化则是一个更复杂有趣的论题，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便是珠玉在前之作。本卷另外使人稍稍觉得遗憾之处，是对明末清初背景的淡化，与上卷对晚明出版业影响的精彩论述比，除了女性忠明的行为，找不到更多时代的踪迹。或者，作者认为女性的家内世界终究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安宁，比如所举商景兰与其丈夫祁彪佳在明亡之际各自生活不变与变的差异（241页），商景兰终究没有写出类似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感愤篇章。其他如本书下限既断在雍正即位前后，但类似自康熙起就开始裁汰女乐官伎，到雍正三年京师教坊遂无女子，各省亦无在官乐户的举措，本书虽也简略提及（257页），但对江南才女文化是否产生影响，作者却并未着意。
不过，下卷将女性诗社分为三类：家居式、社交式和公众式，则很有启发意义，这不仅适用于明末清初的女性诗社，也适合此后有越来越多男性介入的诗社。此后，家族男性逐渐参与女性文学团体，袁枚、陈文述带领女弟子群在乾隆年间出现，并引起一场“妇学”的大争论，以及妓女文化的衰落……这些现象在曼素恩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被进一步讨论。
《闺塾师》是第一部以英文著述明清之际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作品，被推许为“对中国近代社会妇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十年后来看，仍是一部观点、方法、视角、结论等诸多方面都充满启发意义的严谨论著，对明清女性文化不乏兴趣与疑惑的读者来说，可以经由此书的阅读获得愉悦，并绕过歧路进行新的探索。就私心浅见言，女性一度湮没在“蓝蚂蚁”里今又卷入哈日哈韩的西风或东风，这些与诗书为伴的闺房生活倒的确有其值得心仪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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