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这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作。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对是否进攻日本本土、是否投放原子弹和占领日本后是否保留天皇，无法做出决断。因此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提供对日本政策的依据。由于承载着这样一个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上亿人命运和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此书的诞生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
　　 “菊”是日本皇室族徵“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该书被命名为“菊与刀”，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勇敢而又怯懦。虽然日本在历史上曾多层次“克隆”中国文化，但实际却贬抑中国人道德价值观的核心；虽然大量引直西方观念，骨子里却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的“耻感文化”。虽然日本学者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但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重印36次。

出处：新京报

　　日本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个难解的结。一方面，两国经济将成水乳交融之势；另一方面，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却多次在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日本究竟怎么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武士道的内涵有哪些？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经济大国和地理小国时，尽管中日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并不透彻。
　　许多年以来，企图理性了解日本的著作和作家无数，他们从思想家到文学家，从人类学家到社会学家，从新闻记者到政府官员。其中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日本管窥》、赖肖尔的《日本人》，以及傅高义的《日本还是第一吗》等著作可为经典。
　　在此基础上，《了解日本》特刊选取了新近出版以及经典的10本与日本有关的图书，配合中日问题研究专家、学者的推荐和访问，目的就是以积极、稳健之姿态和立场，倡导中日文化的良性沟通。
　　文化上，我们推选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以及中国社会学家李培林的《重新崛起的日本》；政治上，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以及美国人关于天皇的著作《真相———裕仁天皇和日本对华战争》可资借鉴。文学领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新著《愁容童子》以及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的《天黑以后》代表了文学价值的两大路向，可供不同的研究者和阅读者分享；具体到经济层面，迈克尔·波特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是早年著作，而日本经济学家编著的《日美企业管理比较》饱含深情地提出了新颖的观点；日本的艺术以及流行文化千姿百态，无论是建筑方面的《未建成/反建筑史》，还是动画片《樱桃小丸子》，都只是我们视野之中的某种判断，相信理性的你有比我们更好的选择。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强调，日本文化的集团主义烙印很深，但日本和中国仍有可能共同携手21世纪，为东亚的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应该积极、稳健地倡导相互合作和良性沟通。我们相信，了解日本，理性阅读是一个好的起点。

文：崔世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美国学者60年前的研究成果、以深刻揭示日本人文化性格而成名的《菊与刀》，近年来在国内又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相继出版，这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研究的范围。读读这部著作，有助于加深国人对日本国民性的进一步了解。

　　1　《菊与刀》形成于二战期间，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是国人关心的话题，作为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亦即日本的国民性）的名著，《菊与刀》可以使读者对日本的国民性有更多的认识，鲁思·本尼迪克特肯定不会想到，她的这部著作会在中国受到如此的关注。这部著作继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近年来仅中文简体版又多了几张“新脸孔”（华文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等又出了新版本）。人们不禁要问：这部著作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这本书的形成的背景来看。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二战期间，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向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1946年，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2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找出了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突出地表现出行为的矛盾性让人难以理解：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把找出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
　　作者是从西方人类学家的视角来认识日本文化的，并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会，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作者指出：“集团主义”是“各守本分”的意识和行为，其起因于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仰，是日本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构成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个观念的基础。在日本社会，人们由不同辈分、性别与年龄等形成以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上下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掌权者与从属者的关系，而是通过“忠”、“孝”、“义理”、“人情”、“恩”等观念与行为连接起来的，承担了重大义务的上司（长辈）与下级（晚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不如说是以“恩”和“义理”为基础的道德原则所维持的关系。这就是“集团主义”的本质。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家族关系，像依赖于母亲的情感纽带那样而产生的安定感，是维持集团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者还把“诚实”与“自重”看成是支撑日本人“集团主义”的两个观念，认为特别是“自重”这一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的权力”相比，是对“个人的权力”的限制。日本人总是处于一种对人生极为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行为世界之中，他们必须密切注意别人行动所作出的暗示，并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这就意味着正确的行为很少由“内在的强制力”来决定，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也往往是从社会关系中去把握，由“社会”来决定。通过以上分析，作者指出，日本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日本文化属于“罪感文化”；强调“只要坏事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耻辱感只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的社会属于“耻感文化”。日本社会就属于“耻感文化”。这样，她就从社会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关联上，阐明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

　　3　作者依据大量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书中对日本文化的分析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发表后，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好评。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指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实，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作者的这种深刻而又敏锐的分析能力也令人赞叹不已，特别是在当时日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坚持用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文化，这种坚韧不拔、宽宏大量的精神，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当然，这本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作者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搞清平均的日本人的行动和思考方法的模式上，而忽视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其实，日本人中也存在着阶层、地域和职业、年龄等具体差别，这些差别会带来行动和思考方法的差别。另外，她在分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时把其作为静止的东西来看待，而忽视了历史的变化，其实日本人行动和思考方法中存在的相互矛盾要素，有的是来自于不同场合，有的则来自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如看不到问题的历史的一面，就不能对日本文化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还有，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也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以上这些，成为该书受到有的学者批评的原因。

　　4　《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菊与刀》成功雕塑出的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性格（国民性），它向日本人揭示了两个被长期议论的问题，即作为日本人组织原理的“集团主义”和作为日本人精神状态的“耻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后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本尼迪克特所提示的方向上展开的。近年来，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我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学者高增杰总结评论了六种主要学说：（1）“耻感文化”说；（2）“纵式社会”说；（3）“集团性”说；（4）“杂交文化”说’；（5）“壶状文化”说；（6）“感情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被列为第一种。20世纪6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研究日本社会，提出了著名的“纵式社会”理论，阐明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原理；社会学家作田启一也发表论著，对“耻感文化”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是，这一学说是本尼迪克特为其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样，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从精神、心理分析角度提出的著名“依赖心理”的理论，也深深地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影响。《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仍没有过时，就是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本尼迪克特用“等级制度”的理论解释日本发动战争的文化心理，用对最高权威的服从来说明战争中与投降后日本人态度的180度大转弯，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另外，不仅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和野蛮行径，可以从集团主义的行为方式中得到某种理解，就是战后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健忘症”和悔罪意识淡薄，也可以从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他律性道德的“耻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对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关注，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戴季陶就写过《日本论》（九州出版社出版）一书，曾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这本书对于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帮助。但事实表明，中国人未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有着真正的深刻了解。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日本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人形成了不少对日本文化的误解，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因此，从长远意义上来讲，为了增进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认真读一读《菊与刀》这部名著。

文：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出处：新京报 2005年5月13日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如是评说。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与刀》中如是概括“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来，醉心于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剑两者都是日本民族性这幅绘画的组成部分。理解《菊与刀》这本书的书名，通常是从这一涵义上。但我认为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为这本书命名，用意不止于此。
　　一场空战结束，一位日军大尉第一批飞回基地，他站在那里，数着归来的飞机，数完最后一架后他写了报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汇报完毕。接着他便倒在地上，身体凉得如冰块一样。原来他胸部中了致命伤早已死亡，“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凉的”。原来已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完成了这次报告。这是《菊与刀》的作者选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战时日本正式广播的极端“奇迹”的报道，来说明战争中日本人比西方人更重视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的军队的精神世界是什么，要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倾向，就要对明治以来统治日本的精神结构进行分析。
　　如众所知，《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上述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注意到，从鎌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天皇尽管权力衰微，仍执有祭祀权力，并一直与以幕府为核心的武家统治方式并存。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把幕府将军、藩、武士阶层取消了，但等级秩序并没有取消。重新获得权力的天皇，成为日本内部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成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征。民众取代将军、大名和武士，直接面对天皇尽“忠”。天皇的命令则通过敕令或通过大臣等间接传递给民众。“菊”与“刀”由是重新结构成一个本尼迪克特称为“双重体系”的意识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也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的选民。这一构造的成功之处，在于迅速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的整合，而其软肋则是对已经落后时代的非理性给以绝对强调。由此她得出结论———日本会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事实果然是即便战争胜利无望，神风特攻队仍拼命用自杀式攻击报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菊与刀》中，还蕴涵着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
　　在全书将要结束的部分，她讲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东京教会学习英语时体会到了自由种植花草时的喜悦之情。在日本，那些为参加展览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细心修整，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状。在她的笔下，杉本夫人最后摘掉了那些金属线圈。那些恢复自然的盆栽菊花满心喜悦。
　　本尼迪克特强调，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在日本京都参观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时大多依旧缠绕着那些线圈，可见一个民族要改变审美是很难的。不过京都鸭川河原上，秋天里盛开的野菊花，那份灿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金克木
出处：读书 1981年第6期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这本《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离现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旧书了；不过在我国似乎还值得一谈，并不只是因为这书已成为名著。
    先要谈这本书的“缘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势已经明显，德、日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便着手制订对待战后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将同纳粹打到底、盟军将占领德国，粉碎旧统治机构，由盟军直接管理行政。美国对德国比较了解，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对待日本却不同了。美国对日本不大了解。两国的国情很不相同。当时有两个问题：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对日本能不能用对德国的办法？倘若日本不投降，盟军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那就是同对德国一样。假如日本承认战败而投降，那么，还要不要照对德国的样子实行打垮旧行政机构而由盟军直接统治？为了制定最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其中包括了这位人类学家。
    她接受了任务，但这是一个难题。她是文化人类学家，曾在太平洋的小岛上作过调查，却没有研究过日本，战时更不可能去实地调查；而且人类学一向是研究比较原始的社会的，这次却面对着一个能同美国打现代战争的日本。怎么进行工作？这位夫人根据她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和直接资料，同时也大量读书和看日本文学及电影。她工作的结果是一份报告。这份根据人类学观点的“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本书副标题)的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亲自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假如那样，日本人会拚命打到底，而且美国人也无法直接统治。美国人不了解日本国情，两国的文化类型不同。
    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前面写了一章论述她用的人类学的方法，末尾有一章讲日本投降后的情况。她表示同意美国政府的决策和麦克阿瑟的执行方式，因为这正和她原先的意见一样。
    据说这本书译成日文出版后在日本有过相当强的反应。原书名可译作《菊与剑》，日译是《菊与刀》。很明显，欧美人习惯于击剑而日本人习惯于用战刀。(若用中国所熟悉的日本情况说，那大概可以叫做“樱花和武士”吧？)这书题指出日本文化类型中的两个矛盾的方面。
    全书并不长，只有三百一十六页；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
    这本书中论述日本文化是否有错误？日本人自己怎样看待美国人对他们的观察？战后日本在美国管制下有过什么变化？现在是否还同本书所说的战前情况基本一样？这些问题我不能谈。我也不想具体介绍本书的内容。我想谈的只是下面两点。
    一是希望由提起此书能使更多人知道人类学也有用处，文化人类学并不是只调查原始的落后的社会情况和搜集一些民间传说、风俗习惯。这在前面谈本书“缘起”时已经给读者一个印象了。我们这几十年不谈人类学、民俗学，解放前的一点点介绍和工作已经差不多都中断或改了名目了(如民间文学研究和民族研究)。我觉得实在可惜。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又有发展，看来仿佛其中有些分支已经独立出去了，可是还有不少旧工作和新工作可作。文化人类学在国际上还是一门重要学科；尽管现在里面包括了许多其他科学，但仍自有其观点和方法。这一层就不多讲了。至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那更是新课题了。
    二是希望由此能引起一些人注意到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这里以及前文所说的“文化”应当看作一个术语，和我们常说的“文化水平”、“文化革命”中的“文化”在词义上有区别。)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人类学是研究风俗习惯的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只是一张白纸或一台机器一样的生物的人，而是从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社会传统教育的社会的人。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能只是生理的，而必然同时是社会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所研究的各有一个方面，而人类学则从文化即民俗的方面来观察研究，分析个人不自觉也不自主的，从小就接受下来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她用这一观点研究日本，其实所研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情”中重要而常被忽略的一方面。在本书第一章中，作者论述了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比较文化的方法。人类学者不能只是调查统计搞民意测验，也不能只是象旅游者或侨居者那样描述见闻，而要作比较文化的研究，并且要应用自己的专门训练。她指出，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共同，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对这个部族的本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重要作用，使这一族成为这一族而不是其他族。人类学者还要特别注意习惯于看待那种和自己文化大不相同的其他文化，必须尊重人家的文化和人家自己的看法。例如看日本电影，其中有美国人看来大惑不解的行为和语言，而日本人自己却视为当然。两人都是带着自己所受的传统社会文化去看这同一电影的。这种对不同文化行为的客观分析态度的训练就是研究人类学的一项重要条件。这些文化行为是一个人每天都在从生活中学习的，是社会的积累，是交互影响，是环境的要求。许多零星的似乎彼此不相关连的小事，其实往往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彼此大有关系。经济的、家庭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行为都是互相渗透的。人类学者并不专门研究其中一个方面，而是要找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所内含的前提。人都是带着眼镜看事情的，看法指导行为。人类学者就要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眼镜的镜片，并且归纳出类型。硬心肠的客观和软心肠的同情都是系统研究各民族不同文化特点所必需的。比较宗教学显示了这种必要性。如果只防卫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而敌视不同的，并且以为人家都应当同自己一样，那就不好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着重调查统计，而人类学家则不然。他研究的对象是普通人，这不能象美国选总统一样搞民意测验统计数字。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各民族风俗习惯中所存在的，作为行为基础的，对生活的看法。在这样比较之下，一个美国人就能看出日本人行为的猛烈摆动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有其社会文化传统观念体系在后面。这本书正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以自己的文化同日本的文化作比较研究的结果。美国因为不了解日本国情而吃了珍珠港被袭的大苦头，就下工夫研究日本国情而得到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本书正是从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战争的不同看法讲起的(第二章)。我们看了这样的比较，对书中讲的日本文化和在背后作为对照的美国文化都可增进一点了解。
    至于书中具体内容当然本文不能作介绍。这里只随手提出一两点。例如她说，日本文化就是日本文化，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孔夫子的。在日本大概除了少数虔诚的和尚以外，没有人真相信“涅<SPS=0566>”(寂灭)是最大幸福。她又说，日本是等级森严的，“各就各位”(第三章题)的社会中人的结合(其实这也可说是指“各安本分”，“安分守己”)，既同美国的自以为“人人平等自由”想法不同，也不同于印度的乃至中国式的“种姓”制度。她指出日本人的洗热水澡乃是一种享受，上下风靡，不可缺少。这使我明白了关于日本到处都是“风吕屋”(浴室)的描写，以及从前中国人下澡堂中吃点心和谈事情的习惯。从这些小事中看出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这却是需要经过文化人类学的科学训练的。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些日本小说和电影中的描写。我觉得，研究文艺的人最好也能有一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顺带我还想谈另外两本书。虽然谈不上同这本书有什么联系，但作为与比较文化研究有关的书，似乎也不妨讲几句。至于社会心理学，本文就不谈了。
    一本是法国人马松－乌尔色(Paul  Masson－Oursel)写的《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1926)。另一本是海曼(BettyHeimann，大概是德国人)写的《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Indianand  Western  Philosophy，1937)。
    这本《比较哲学》分为两部分。前半四章讲理论，后半四章讲实际。前半题名为“哲学中的实证性”(Positivity，不知这样译对不对)。这显然是从实证主义发展出来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出来以后，有一种思潮影响学术界，这就是认为人类文化也同生物和社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阶梯格子，一层一层从“野蛮”到“文明”，而“文明”的最高峰是在欧洲。这时欧洲资产阶级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全世界，到处推行资本主义化，把殖民主义当作“白人的负担”，好象全人类都得照他们所经历的文化阶梯一级一级“进化”到同他们一样。到二十世纪初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思潮有了发展，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统一体，于是世界文学和世界哲学的想法出现。当然这往往还是欧洲人以他们自己的成就作为高峰和标尺来衡量一切，还是认为世界各民族都得照他们经历的阶梯格子“进化”。这种思潮和十八世纪的世界统一文化的想法也不是一回事，各有本身的内容和时代背景。这种文化“进化论”，包括“传播论”，当然要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于是又有了文化“相对论”，认为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必遵循同一格式。比方说，今天的猴子不见得将来变成人，它们并不就是同古猿一样。这样，又有人从文化的“功能”方面探索各种不同文化的内在规律。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结构主义的，语义学的，环境一生态学的，还有各种新的进化论的学派都出现了。以上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可是不能不影响到哲学和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兴旺起来，比较哲学也提了出来，各有种种科学实验。这本《比较哲学》是法国人的著作而纳入英国人编的《国际心理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丛书》之中，代表了一种倾向。
    书中第二部分，分四个方面探索。第一章是比较哲学年代学。列了一个“世界哲学年表”，并列排出西方、中东、印度、西藏、中国、日本的重要哲学家和著作及学派的年代。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元前六世纪到三世纪在希腊、印度、中国都有过“百家争鸣”的平行现象。第二章是比较逻辑学。第三章是比较形而上学(或玄学，但玄学这个词在五·四时期引起过论战，有与科学对立之嫌；而形而上学一词我们又是作为辩证法的对立物的，因此不知怎么译才好)。第四章是比较心理学。书中还没有能把比较美学列为一章。把心理学附属于哲学是旧的看法；所以这一部分的观点也同前一部分的理论一样有些陈旧了。由于范围广大，粗疏更不可免。年表中把西藏从中国分出去(即使不从政治说，单从文化说，也不相宜)，把中东几种不同文化合而为一，都不妥当。又如说印度哲学是要求从相对到绝对，又把印度的“道”、“乘”等同中国老、孔的“道”、“德”等比较，说了一些模糊影响的话。对这样范围宽泛的书自然不应要求缜密，可是这样粗略比较究竟不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好的起点，大概因此难有别人接着做下去。不过它的开创之功仍不可没。
    海曼的书所比较的范围小一点，主要是古印度和古希腊。这是她一九三六年在英国的一次学术讲演。书的副标题是“一个对比的研究”。书分八章。一、引言。二、神学。三、本体学和死后学(或来世学)。四、伦理学。五、逻辑学。六、美学。七、历史学和应用科学。八、西方和东方的表面“接近”。在书的“尾声”中，作者说她的比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指出东西两种文化体系中某些仿佛相似的特点，而是要着重指出，应当在两个不同的“平面”上同时运动以求扩大眼界而达到比较接近冷静(作者用了印度术语“寂静味”)  的境地。她认为西方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她用的词是“人类学的”，而印度哲学则恰恰相反，人不是中心，整个宇宙才是中心，她用的词是“宇宙的”。因此，两种哲学是在两个“平面”上活动。换句话说，印度哲学是“集体主义的”，“非个人主义的”。所以欧洲人当前面临两种相反的解决道德、政治、经济等问题的途径：一是极端理性的，一是极端感情的。这两种都是“人中心”。印度则相反，以无限为绝对而一切价值均为相对，故对人世变化无动于衷。她认为这是两个“平面”上的运动。西方的不能有和谐而西方和印度不可能结合。我想，这位哲学家这时这样高呼“寂静味”(’Sāntarasa，现代印度语中“寂静”即“和平”)与和谐，一定是对古印度人在将近三千年前就三呼“寂静”(各《奥义书》前后的“祷词”中语)很有感触的。难道她在一九三三年纳粹登台与一九三九年开始二次大战之间，在中国抗战爆发的前一年，作学术讲演时会对现实世界无动于衷吗？就学术而论，她这本书自然不可避免地也有粗疏之病，那就不用说了。
    这两本比较哲学的著作，一求其同，一求其异，看来都很有意思。上述的前一本首先提出理论，后一本首先叙述自己的探索所经过的道路，也正好对照。我谈到这两本书并不是为了同《菊与刀》一样向读者推荐，只是为了说明在比较文化的大题目下，不但比较文学，而且比较哲学也有人做。但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算作科学，那至今还是问题，还得探索。不过有一点，《菊与刀》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提出研究方法问题，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要求明白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作比较的范围、目的、方法是首先要明确的。但也得注意，无论什么作法，背后总会有一个哲学体系的思想在指导，却不可以是先有一个既定的具体结论作为前提，否则就会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我觉得那本《比较哲学》多少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这三本学术论著都在开头就说明自己所探求的目的、方法和途径，明确提出自己的根本看法，是很可取的；至于理论的毛病和证据的引用及解释有不当之处则是难免的。我们到了八十年代，能看出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的书的理论和证据的错误，不是很自然的吗？否则我们不是白过了几十年吗？话说回来，《菊与刀》未必符合我国翻译出版要求的规格，我只希望有熟悉日本国情的人将日本人自己对它的反应介绍一下，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难道文化人类学不需要在我国得到应有的看待吗？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吧！“企予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