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文：程方勇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一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时期。尽管美国对日作战已经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在塞班岛、瓜岛等太平洋岛屿，美军在短兵相接的交战中彻底地摧毁了对手，进占日本本土看来也只是时间上的事情。然而，太平洋诸岛的近身作战也让美军感到恐惧。日军的顽抗完全出乎美国人之意料，他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宁死不降的日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具有如此坚持之气质；应该怎样做才能让这些顽固分子明智地放弃抵抗，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珍惜生命的美军之伤亡；战败之后，这些极端的对手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美国人，他们能否和平地接受战胜者的管辖和统治。这一宏观对策课题被交到了鲁思·本尼迪克特手中。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师从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F·博厄斯，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本尼迪克特立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实地调查，完成了从文学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转变。其代表作为《文化模式》和《菊与刀》。在《文化模式》首页，她引用了迪格尔印第安人的箴言：“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他们的生活。”这句话反映了她基本的学术思想，即人类的行为方式存在多种可能，而各个部族、民族总是根据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诸种可能之中，选择其中一些，逐步形式化以至演变成风俗礼仪，最终形成该部族、民族的文化模式。

　　在如此学理的支持下，本尼迪克特从历史、政治、风俗、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探究日本，力求勾画出日本文化的内在模式。她首先从现象入手，目光对准的是战争中的日本人。战争中的“田中先生”（即普通日本人）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践踏了国际准则，而理所当然地以日本为东亚国家的兄长，帮助“小兄弟们”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战争中的日军对天皇顶礼膜拜，以“为天皇而献身”为荣。他们极端地强调精神的力量，鄙视救援和被俘，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合理的投降也是奇耻大辱。一旦被俘，他们则做出180度的转变，竟然能够与自己的敌人充分合作，甚至希望做一个模范俘虏。本尼迪克特由此抽象出日本人的行为规则：“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菊与刀》，30页）

　　然后，她走入日本历史，寻找如此规则的真正内因。明治维新无疑是区划日本历史的重要分界。之前，经过时间的磨洗，日本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等级制度。日本的等级制度与其封建制关联紧密，天皇俨然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尽管自源赖朝开始，武家“将军”取代了天皇，成为实质权力的真正拥有者，但是，中国式的郡县制并未在日本得到生长繁衍的土壤，“将军”依然是各个“大名”的“大领主”，是“大名”们直接效忠的对象。依次下推，“大名”则是其家臣直接效忠的对象。战国时代之后，在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乱世英雄的推动下，农民上缴武器，专事耕作；武士彻底脱离农商，成为一个享受公家津贴的专职士族阶层，日本“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分工模式也因此趋于定型。德川幕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等级制度与观念。据此，本尼迪克特强调了日本人在等级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会心理观念。与政治模式相比，存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差别概念自然更加复杂。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世俗社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仅考虑到政治地位，更考虑到“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各种因素。通过一种只有日本人自己才清楚的非常复杂的计算，“田中先生”可以明确自己的“所”，然后尽行恪守相应的“分”。打破本分的抗议是存在的，而抗议似乎也非常之有序有则，彻底革命性的行动则非常鲜见。以此，日本人表现出了极为鲜明的纪律性，总是会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这种民族性格甚至在明治维新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变革发展、国力提高的作用。

　　明治维新带来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倒幕尊王，撤藩设县，版籍奉还，土地可以自由转让，贱民得到了解放，传统的等级制度完全被废止，甚至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被取消。王政归还后，年轻的明治天皇显示了极为开明的态度，主持政治大局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永，以及稍后的伊藤博文等明治英杰学习西方，高举“富国强兵”的大旗，轰轰烈烈地迈上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以及改革军备的近代化之路。维新使得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形态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其国力、军力都得到巨大的提高。19世纪末，这个曾经闭塞落后的封建岛国一只脚已经悄悄踏上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聚会之船了。本尼迪克特认为，这些提高和变化正是日本国民意志中“适得其所”的性格特点之外在具现。上层安排了国家纲领，下方严格执行并实施即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作为文化学家，不能仅仅关注重大的历史，还需要深入日常的生活，因此，本尼迪克特的思维随之扎入到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中。她从日本伦理中找出了一个字“恩”。此词有很多意义，不过，其根本意义应该是共通的，“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在日本“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菊与刀》，69-70页）然后，她通过语言材料、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以及精神分析案例来证明，日本人怀着真诚的感情“记恩”，记“皇恩”、“父母之恩”、“师恩”、“主人之恩”等，而以受恩及无端让他人受恩为非常难为之事。一旦受恩，则就担上了重任，总须全力报恩。受恩——报恩，日本人一生背负着沉重的恩义包袱，像一个欠下巨债者，始终不停地走在无尽的偿付之路上。诸恩之中，又以“皇恩”、“父母之恩”为无条件承担者，对此二恩的报答，即通俗常言的“忠”与“孝”。无疑，“忠”大于“孝”。因此，天皇的圣谕是全日本最有效的法律。

　　本尼迪克特继续分析日本人的“情义”观，此“情义”不过是“恩情”世界的细向延伸。“情义”的日语意义为：“正道；人应该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显然，这个词语的日语意义难以与汉语“情义”一词完全重叠。本尼迪克特将“情义”分为“对社会的情义”与“对荣誉的情义”。前者约相当于中国常言的人情，后者则表现为对名誉及人格尊严的高度重视。生活在人情世界里的日本人对名誉极为看重，容不得外界半点的侮辱，否则将诉诸极端的报复或自戕。因此，“对荣誉的情义”也往往显示其双面性，为了获得应有的尊敬，日本人甚至发动残暴的侵略，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对互敬关系的遵守。也就是说，一旦战败，日本人会非常现实地适应并接受一切。这就是日本人善变的伦理。

　　十分洁己的日本人在道德上严格约束自己的同时，对感官上的放纵却相当地宽容。他们培养肉体享乐，将肉体享乐视作一项艺术，陶醉于其中。连饮茶这些日常的生活也都被他们看作人生的享受，饮茶甚至完全被艺术化，成为需要专修的高雅的茶道。日本人对酒色的态度更是令世人瞠目。然而，放纵是有限度的，当享乐与“情义”矛盾时，他们总是能够以一种极为坚强的意志，牺牲享乐，成就“情义”。坚强的意志一直是日本人歌颂的良好品质。

　　归结起来，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内敛式的文化，人们更多地通过自我修养等向内求助的方式去获得人格的完善与道德的成就。人格与道德的追求要求他们首先必须自重，必须具有鲜明的“耻感”。这种耻感文化使得日本人毫无疑问地走向自我反省式的克制和锻炼，去达到那种外在与内在一致的“诚”。只要个体的自我修养完全地达到“循规蹈矩”，一切也皆“功到自然成”。至于社会与他人怎样做，怎么看，那并不是个体所最要关心的事情。

　　因为是为美国政府做的分析报告，所以，本尼迪克特最后必须给出结论。她的结论是：注重“适得其所”的日本人不会顽抗到底，他们会投降，而且还会与美国人合作，同时，美国人完全可以利用日本原有的一套政治运行机构管理日本。

　　报告经过整理，1946年出版成书，即《菊与刀》。

　　　　　　　　　　　　　　　　　　　　　　　　　　　　二
　　《菊与刀》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人比较认可本尼迪克特对其文化模式及性格的定位，其结论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在诸多日本文化的定位中，其所归纳的“耻感文化”颇为各方所接受。单就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菊与刀》确实比较准确地勾画出了日本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共性特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研究日本文化，并得到挑剔的日本人认可的本尼迪克特，终其一生，未曾踏上日本国土半步。她所依据的分析材料主要来自有关日本人的文献典籍、电影，以及对居美日侨、日军战俘的直接调查等。仅凭这些“间接”的资料，本氏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居然完成了对日本“具体模型”较为精准的概括，实在难得之至。最让人惊讶的是，本氏提供给美国政府的研究结论与后来的历史走向几乎完全吻合，美国政府二战之末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似乎完全“遵循”了她的建议。美国在长崎、广岛两地投下原子弹，受到致命一击的日本人终于放弃了抵抗，投降并接受美军的管理；而美国政府也考虑到日本人的文化特点，“承认了日本人改变航程的能力”，似乎没有给予这个战败者更多的“侮辱和刑罚”，只是削弱其集权性、军国性，且仍然为其保留了天皇。日本人似乎仍然生活在“适得其所”的社会模式之中。

　　然而，如若深入细究，这也许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学术研究确乎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诸如工程领域、经济领域等，甚至必须给出具体的量性数据，但是，学术研究似乎更沉静于其基础性功能之中立状态，远未达到政府决策所要求的功利境界。本氏也不例外。事实上，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明确性功利目的，确乎严重影响了本氏对日本问题研究的全面性与透彻性。短短两年的研究时间，以及对间接性资料的主要依赖，使得本氏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近现代的日本社会及战争问题。因此，此书问世之后，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但是，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本氏之著述存在将特定时段的社会心理视作整个日本社会普遍心理的问题。

　　更进一步，应该说本氏对日本文化的分析存在空间深度的缺陷。很显然，她在分析日本文化时，仅仅将目光锁定在日本诸岛之内，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深深关联日本文化的整个文化背景系统，即东亚文化体系。本氏似乎更关注另一种背景，即海岛文化背景。她不时地将日本的习俗归同于太平洋诸岛的一些草根传统。但是，与日本文化关联更紧的应是东亚大陆文化，源自中国大陆的儒家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早已为历史和现实所彰示。换言之，研究日本文化，必须将视野扩宽至东亚，了解东亚文化模式的特质。而此一了解自然不是两年的时间所能够完成得了的。因为对整个文化背景关注不够，所以，从东亚人的视角来看，本尼迪克特所归纳的日本文化模式，似乎并非日本独有，而为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所普遍共享。以“耻感”文化模式为例。这种与西方“罪感”文化迥异的文化模式似乎在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诸如中国、朝鲜半岛，以及越南等地普遍存在。所谓“耻感”，其背后的理论根源即儒家思想。儒家在心求诚，在行求仁，强调自力救济，主张克己复礼，廉耻自立，因此，“行己有耻”一直是其延传不息的文化传统，也一直是传统士大夫们躬修自勒的座右铭。以此而言，“耻感文化”其实传行于整个东亚地区，非徒日本而已。只不过日本社会表现得更加典型一些罢了。本氏列举的其他日本文化现象，如忠、孝、重恩义、重情义，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等，都同样存在于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其背后的根文化理论仍然为同一之儒家思想。对空间深度关注的不足，也导致本尼迪克特对形成日本文化性格之原因的判断有欠准妥。比如，她认为日本人二元性格根源于日本人对孩子的教育模式，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了日本男人善变的性格。所谓教养的不连续性，意即日本儿童在六七岁前后接受到的迥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六七岁之前，日本儿童完全处于绝对自由的境地，可以“不知耻”地快乐着，活泼着；进入六七岁，则要“知耻”、“谨言慎行”，家长会利用各种训诫及嘲弄来刺激他们学会克制。身处中国的人都知道，日本人的童年遭遇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中国的儿童也是这样受教长大的，但是，成年的他们却表现出与日本人颇为不同的性格。东亚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显著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形与此大同小异。日本人教育儿童的理念与方法似乎非其独有，因而也不适合用来作为解释日本人二重性格的根本缘由。

　　对东方文化的分析与研究，可能东方人自己会把握得更为精准。日本问题亦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对日本文化进行过全面的反思。他少习“兰学”（“兰学”与当时日本国内的国学相对，研究对象、方法取法西方，因为缘起于当日居日荷兰人而得名），后来游历欧美，深感西人科学经济的发达，叹服于西洋文明。以此反观日本，他指斥日本社会历来表现为权力型结构，以致割裂了人们的智力和德性，培养和增长了人们的奴性，实处于落后状态，并认为只有建立权利型社会，保障人人独立，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独立、经济繁荣，从而迈向更高文明。因此，他极力主张偏向当时先进的西方，号呼“脱亚入欧”。（参见《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58]、《福泽谕吉》[远山茂树著，翟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福泽的结论似乎有些激进，这也是由其时代背景所限定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对当时日本文化之本身似乎没有多少明亮的赞誉。相比之下，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人及日本社会似乎具有某种“自然”的本态，挞伐似乎也无必要。难道是本氏作为外观者看得更清？抑或福泽对日本文化存在偏见？当然不是。高举科学、独立大旗的福泽不仅仅从“宏大”的文化角度，更多的是从历史、从政治经济的状况出发对日本社会进行比较、分析，因而对日本文化本质认识得更深、更清。对本国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前源后续情况准确的认知是福泽做出全面、准确判断的重要前提。这些自然不为本氏所具备。

　　由此可见，对于民族性、国民性、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不能一味地陶醉于零碎的现象之中，更不能沉静于某种短期的感悟与具化。唯科学主义，或者接近浪漫主义的唯自然主义的态度与方法都不适合这些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几个课题或者几个实验所能够彻底解决的。

　　相反，如果将倾向自然的“宏大”领域之研究抛给比较超然的思索与玩味，而从历史必然及或然的角度，从制度及经济领域总结概括，也许能够获得一些更明晰、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

　　　　　　　　　　　　　　　　　　　　　　　　　　三

　　作为美国政府对日战争决策研究的一项成果形式，《菊与刀》不可避免地要将主要笔头伸向战争问题。同样，为了服从美国政府功利性目的的需要，本氏重点在于挖掘出日本人对待一场即将失败的战争的态度，以便美国人知道应该怎样演好胜利者的角色。而对于其同胞在日本的管理，或许出于爱国主义的“良知”，本尼迪克特天然地表露出某种赞许和颂扬。在她的书里，美国人对日本的占领不仅没有侮辱日本人的尊严，而且，在安分守己的日本人眼里，失败后被占领简直是“当然的结果”。因此，日本投降的次日，即使是远在北海道的乡村妇女，看见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也会客气地笑脸相迎。很显然，本氏非常欢迎、乃至赞赏日本人这样的态度。当然，这描述之中无疑夹杂着本氏些许一厢情愿的想象。然而，这种对日本社会及民族性格近乎颂扬的笔调，并非客观公正，而只是从另一面衬托乃至宣扬所谓的美国方式。

　　对于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原因，本尼迪克特花费的笔墨不多。同样，她对战争原因的归纳依然求助于文化模式的研究和分析。她认为，正是日本人那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不平等性传统理念作怪，在此理念影响下的日本人总以亚洲“兄长”的身份自居。日本人认为，对亚洲的战争是尽“兄长”的责任，是为了清除西方殖民者，让亚洲人自己管理亚洲，最终达到东亚共荣的目的。本氏的本意也许并不是要为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开脱，然而，这种从文化角度来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法，总显得过于温情，过于浪漫。换个角度来看，日本从工业化到开战，再到战败，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如果从历史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考察日本人对战争处理的态度，似乎更加具有确定性。

　　导源于长州、萨摩两藩的明治维新自然是日本工业化的起点，也是日本近代历史的起点。正如汤因比教授所言，历史经常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决定的。当时构成维新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即是来自长州、萨摩二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杰出藩士。集团决策厘定了维新三大政策，即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其中，“富国强兵”一直处于绝对第一的位置，这是当时大多数日本有识之士的一致追求，同时也是明治维新发动的根本原因。明治维新虽然以王政复古为旗号，实际上，是希望在统一之集权政体下提高国力，抗衡西方强国。“殖产兴业”只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而“文明开化”的地位远不能与“富国强兵”相比。但是，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之中，日本国内以及决策层出现了不同意见。同样出身萨摩的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分别代表了意见不同的两派。西乡似乎代表了大多数日本下级藩士。他们浑身激荡着征战的传统，迫不及待地希望通过武力扩张来强国，因之力主征韩。而大久保与“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等则坚决反对征韩等好战主张。最后，几乎凭一己之力建立了日本近代制度的大久保战胜了西乡。然而，没过多久，这位在日本人看来太过于倾向“文明开化”的英雄即死于日本人暗杀之刀下。继承大久保的伊藤博文则采取了比较折中的路线，在极力殖产兴业的同时，也注意到民众的愿望，在文明开化上不再一味地西化，日本传统更多地得到了尊重与维护。实际上，在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大久保、西乡与佐藤等所持意见基本一致，后来大久保之对待台湾，伊藤之对待中国与朝鲜，皆为显著之证明。而提到扩张，则不能不提及日本对德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效仿。大久保、木户等随同“岩仓使节团”遍访欧美的经历，让他们找到了可以效仿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现代化时代的后发国家——德国。德国工业及国力原本远逊于英法，但是，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官僚主导的产业振兴政策及军事改革与扩张政策，即俾斯麦所谓的铁血政策，迅速地强大起来。同时，德国大陆性的君主政体也让日本人找到了某种归同感。因此，归国后，整个日本国家实际上就开始仿着德国的范式，在君主集权的政体下，彻底踏上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道路。

　　或许是出于对迅速强国的功利目的之积极响应，维新政权给予军队尤其特殊的地位与待遇。军队从硬件到软件全部倾向于先进的西方，军队里的等级制度似乎被废止，军队最高长官享有极高的权威，可以直接谒见天皇，甚至可以单方面否决政府的提案。

　　相反，日本人对西方盛行的政党制度以及议会制度等自由、民主方面成就的借鉴似乎比较迟缓，在“强国论”支配力绝对强大之前提下，民族主义战胜了民主主义，日本的集权体制不仅没有多少减弱，似乎呈现出加强的态势。集权体制下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异常迅速，从起步到完成仅仅花费二十多年的时间。其独立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速度，即使是欧洲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德国也难以匹敌，以致里亚·格林菲尔德曾在其《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慨叹，其成效之显著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纪录迄今无可匹敌。日本与德国的现代化过程生动地说明，民族主义精神下的集权体制不仅没有滞碍工业化及现代化的进程，反而集聚了社会的合力，催化了工业化与现代化。宽泛地看，此一模式战后似乎仍然有效，韩国即为显著之例证。另一方面，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之前的时代，这种激荡着民族主义的集权体制似乎也是培育扩张战争的温床。缺少足够的分权元素及有效的民主监督程序，使得此种体制下的战争命令听不到否决与反对的声音，相反，对其执行和贯彻则更易得到共鸣与支持。德国与日本仍然是这方面的明例。

　　如将这两个国家略作比较，则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从极为落后的封建体制下直接迈向现代化———日本更为典型，都处于比较统一之状态，都逢上了世界迅疾膨胀变化的时代，又都以后发国家的形象受压于其他强国之下。对已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狼吞虎咽，使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实业成就，相比之下，其落后之制度、机制等软性因素则似乎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头换面，此状仿佛一个尖小的脑袋指挥着硕大的躯干。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国家，集权于相对落后的机制，经济突飞猛进，军力空前强大，加以混乱世界秩序之激发，这样的日本历史地选择了将战争从台湾推到中国大陆，从俄罗斯推到美国。一切似乎都在急速的膨胀中张大，从经济到军力、国力，终极之处在哪里呢？不知道，因为没有达到过。而一旦继续膨胀去达到，则会发现，这超过极限之张大的最后结局只有一个，即爆炸与破灭。
　　实际上，战后的日本不仅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与打击，在国家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一些落后的成分反而得以清除，同时，还获得了很多美国出于其自身战略目的的照顾和帮助，因此，它又迅速地恢复并发展了起来。历史的力量再次得以体现。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日本现代化之历史尽管不能模仿，但若取舍得当，可资借鉴的地方仍然很多，这应是历史蕴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