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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雪涛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03   

    越是大规模地引进外来思想、文化，原有的文明也就越具有生命力。现代比较宗教学也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任何一种宗教本身都不是真理大全，而只有各宗教之间的相互论战、批判，才能使宗教自身不断得到完善。这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并非偶然：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产生正是借助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概念对基督教的解读。因此这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规模译介当代汉学的翻译出版活动，已经对国学的各个学科从知识论到方法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上述的译介活动主要局限于英、法语言汉学著作的翻译，而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策划编译的《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以下简称《德国汉学》）则是对享誉世界的百余年德国汉学历史进行了回顾，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德国汉学》一书向我们介绍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新的研究动向与成果：学术理论和方法、第三帝国时期的汉学、二战以后东西德汉学的发展、汉学大师的接受与影响以及图书馆与翻译。

    罗梅君（Leutner）的文章“世界观·科学·社会：对批判性汉学的思考”则显示出，历史事件与当时汉学家的工作环境、欧洲的人文潮流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他们对研究形式和方法的选择。她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明化”的范式主宰着中国研究，并贯穿于像哥罗特、格罗贝、孔好古等汉学家们的学术著作之中。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学研究在哥罗特那里赤裸裸地服务于德意志官方意识形态的行径。（《德国汉学》第20页）在以往的汉学著作中，这些汉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常常被欧洲学者所有意回避，而罗梅君却大胆地提出了“批判性汉学”：“批判性汉学的任务不可能是接受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范式与被称为‘社会的自身需求’——一种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既定目标。更多的是在启蒙意义上，……首先要求一种自身角色的反省，一种批判性的穷原竟委，对现代范式、其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否认人类在组成社会时原则上不分贵贱的观念所作的声明等都应刨根问底，其中包括探究中国形象和我们与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交往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分析这个问题，并持批判性的态度。”（《德国汉学》第28-29页）

    本书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一些新的史实的公布，特别是纳粹时期的德国汉学。长期以来人们实际上低估了纳粹时期流亡的汉学家对德国汉学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柯马丁（M.Kern）在他的文章“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重提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德国汉学》第217-258页）中列举有包括卫德明（H.Wilhelm）、艾伯华（W.Eberhard）等在内的29位著名流亡汉学家。而詹森（Jansen）对中德学会在1933-1945年间所从事的工作做了说明，一些汉学家如西门华德（W.Simon）、罗越（Loehr）等都曾是纳粹党员，在政治上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并且中德学会也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由德国政府控制的在华复杂关系网的一部分，也肯定有满足政府宣传的功能”。（《德国汉学》第176页）

    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了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冲击，则促进了西德汉学界对现代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屈汉斯（H.Kühner）的“1968年的抗议运动、毛泽东思想和西德的汉学”则向我们展示了由于传统汉学在塑造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时被过分强调，也使一场反对权威的运动，铸成了西德汉学对中国的误读。德国乃至欧洲的知识分子误以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走出了一条最能反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将中国形象塑造成为了一个“具体的乌托邦”和“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替代品。（《德国汉学》第328页）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学在当时与欧洲的时代文化精神的紧密结合，并且成为了推动西方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德国汉学的历史脉络，就必须深入到当时欧洲的历史、文化、政治思潮等历史语境之中去。汉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必然要进入西方的历史、政治史等纯西方学术之中，尽管从研究的对象或从知识论上来讲，汉学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但其方法论本身却是西方的，是在西方语境之中产生和发展的。

    在本书中，许翰为（H.-W.Schütte）从欧洲学术史对汉学学术史的梳理，穆尔翰（Mühlhahn）围绕中国历史在西方研究中的叙述所展开的理论性探讨，詹森和舒欣（Freyeisen）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和上海的德国文化机构所受到的纳粹政府的影响的研究，艾默力（Emmerich）依据档案材料梳理出的佛尔克（Forke）评传等等，我想这些恐怕不是中国学者所容易做到的吧。而以往对中国历史、宗教、哲学过分强调，重视文本考据的汉学研究传统，也对我们关于德国汉学的整体面目造成了一些扭曲。《德国汉学》则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德国汉学史的全貌。

    《德国汉学》一书中所涉及到的汉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但它们却是用另一种话语系统来梳理和阐释的。在全球化已经到来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困守着以往的那种在民族、文化认同上的排外主义的一元权威了。唯一出路是使我们的研究尽快走出封闭的状态，从而使汉学的知识和方法也成为一切类型的学术的必要参考。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国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饱和点，如果不采用新的理论方法，很难再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学的译介工作开始了。西方的新史学和哲学方法，一经与汉学知识相结合，这些著作译成中文后，很快便为中国学界所接受。不过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就西方式的旨趣和问题意识而言，他们的方法对于思考一般意义上的汉学问题并不一定是十分理想的模式，一种文化的特征并不一定可以适用于另外一种完全异质的古老文化。这其中当然存在着陷入别人话语陷阱的潜在危险。但我个人认为，只有通过国学和汉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批判，我们的学术才能在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形成与当代世界学术的良性互动，从而使之更具有创造性，并且还更加适应现代世界的思想文化潮流。